胡河清，⽂化批评家、学者。祖籍安徽绩溪。⼀九六○年⽣于⽢肃兰州。曾任教于上海教育学院、华东师范⼤学。⼀九九四年逝于上海。著有《灵地的缅想》、《真精神旧途径：钱钟书的⼈⽂思想》、《胡河清⽂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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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也已经⾛到了尽头。按照世界艺术⽂化史的规律，似乎“世纪末”总是⼀个孕育新⽂学艺术形式的温床。本世纪的情形似乎也不能例外。⼆⼗⼀世纪的中国⽂学会有怎样⼀番新⽓象呢?⼆⼗⼀世纪的中国艺术会产⽣哪些新的流派呢?这的确是近⼗年来中国⽂学艺术新发展中逻辑地提出来的间题。
⾃从⼀九⼋五年以来，中国艺术⽂化的深层价值取向发⽣了⼀次具有史诗性意义的伟⼤迁移。在此之前，中国的⽂学艺术始终处在⼀种⾼度统⼀的⽂化规范之中，不能形成独特个性形式的话语系统。王国维企望的那种彻底隔绝权⼒系统对于作者话语系统指涉的纯⽂学仅⽌于⾼妙的幻想。艺术领域的情形也是如此。⽽⽩从⼀九⼋五年以来，这种⾼度统⼀的⽂化指令在各种实验⽂学、先锋艺术观念的冲击下逐渐进⼊解构过程。⼀⼤批拥有⾃⼰独特话语系统的作家出现在中国的⽂学星空。 goagent ios
实验⽂学正如它的命名⼀样，意味着中囚⽂学由原有的封闭系统向充满活⼒的开放系统转型的趋势。在含混的实验⽂学的名号之下,⼤量现代西⽅⽂学的话语信息沓⾄⽽来。如意识流、意象派诗歌、荒诞派、存在主义⽂学、新⼩说派、魔幻现实主义等等。先锋艺术则带来了以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乎全部西⽅艺术信息。
然⽽对于⼀种新话语系统的建构来说，确实会遇到原有话语系统权势的强有⼒指涉。这种指涉所形成的外来压⼒尚在其次，主⼀要在于新话语建构者内在审美闭值所发⽣的动摇。
对于新话语建构的指涉来⾃于两个⽅⾯。⾸先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法。传统现实主义的哲学根基是西⽅近代理性主义。这⼀创作⽅法在本世纪三⼗年代起便在中国⽂学艺术领域占有绝对优势。这种美学⽅法沉淀在擅长明晰的思辩过程的现代⽩话⽂话⾔结构中，已经构成了现代中国⼈的审美⼼理定势。所以马原、孙⽢露、北村、苏童、余华、格⾮所试图建构的新话语只是⼀些浮出既存语⾔系统海⾯的“反叛孤岛”。既缺乏来⾃古典传统⽂化⼒量的后援,⼜并不反映其有普遍意义的对于话语变⾰的民族本位要求。再加上这些作家在从事新话语写作时⽂化审美信息贮藏的匾乏，发⽣艺术探索上的动摇乃⾄倒退就⼏乎不可避免了。
中国节拍 震动世界“新现实主义”流派其实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延伸与发展。⽐较旧现实王义，新现实主义仅仅在⽂学艺术的价值取向上作了相当有限的调整、转变。但在话语建构上⼏乎没有出现任何新东西。也正因如此，
新现实主义作家在得到传统现实主义的⽂化后援⽅⾯，具有先锋派艺术家所难以⽐拟的优势。这才可以解释，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王朔的笔运何以如此旺盛—他简直具有巴尔扎克式的创作精⼒;⽽相较之下，先锋派作家们的⽣命⽓息短得可怜，往往每⼈只制造⼀册“⼩玩具”就差不多江郎才尽了。王朔占有袭⽤传统语⾔结构的权⼒优势。
1992年第6期《收获》的所谓“先锋派特辑”，实际上反映了相当多的原实验派作家向新现实主义的归化。余华的《活着》⼤概就是这种屈从于新现实主义话语模式的最明显的标记。余华曾经是中国先锋⽂学中最具有实验性的作家之⼀。他对于传统⽂化意蕴上的反讽和对于传统话语模式的摆脱也曾经达到了相当程度的同步性。然⽽在《活着》这篇⼩说⾥，余华却彻底放弃了他对新话语的建构意图。这只“神猴”被传统现实主义的雄厚⼒量乖乖地同化了。编了⼀个西⽅理性主义原祖亚⾥⼠多德早已规定的“有头、有尾、有中段”的精致故事。《活着》就其严格遵循传统现实主义的话语模式这⼀点来看，同三⼗多年前出世的梁斌的《红旗谱》没有什么不同。
在美术领或，也发⽣了现实主义话语模式复归的情势。对于宇宙本体的纯艺术沉思⼜⼀次为“有许多烧灼感的直觉中的现实”所转移。“新⽣代”画家如⽅⼒钧、宋永红、刘炜、刘晓东、王劲松、朱新建等⼈再⼀次使绘画参与现实。他们⾃称不过是“玩玩的”，被⼈称为“泼⽪”。J七实“玩”是⼀种典型的传统中国⽂化的戏性精神。⽽这种戏性精神严格地属于世俗范畴—因为只有在尘世中才可以“玩”。“玩”也使他们不能介⼊西⽅后现代主义的⾏列。因为后现代主义固然也注重对现实的参与，但却有极其⾼深的精与龙同行
神性作为旨归，因此不可能同游离于精神价值之外的纯戏性主义和泼⽪⼈格有什么共同之处。戏性精神的必然后果是在话语模式上独创性的流失。所有新话语的建构都需要独⽴不羁的精神义谛作为后盾,⽽“泼⽪们”⽆⼒做到这⼀点。因此他们只能依托于某种既存的话语系统来进⾏缺乏精神实质的玩耍。这就是以王朔到宋永红们都⾃我标榜为“新现实主义”的缘故。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赏析对于中国先锋⽂学新话语系统的建构的另⼀种强⼤的指涉⼒量来⾃于西⽅现代主义。西⽅现代主义⽂学是从深厚的古典主义⽂学传统中逻辑地发展出来的。西⽅近代现实主义⽂学曾经在厉史上取得长⾜的发展。上承古希腊哲⼈关于⼈类⾃
主义⽂学传统中逻辑地发展出来的。西⽅近代现实主义⽂学曾经在厉史上取得长⾜的发展。上承古希腊哲⼈关于⼈类⾃我认识的⽂化指令，下得近代理性主义与⾃然科学最新成果之助，在对⼈性深度的洞察上达到了相当⾼的境界。⽽现代主义⽂学⼜是这⼀博⼤精深的美学建构的历史延伸。相形之下，中囚先锋⽂学显得⾮常缺乏⽂化背景⽅⾯的准备。加上中国先锋派作家⽂化储存的严重匾乏，就更不可能在短期内形成全⾯超越西⽅现代主义的独创性精神范畴了。先锋派的使命原来是营造⾃⼰独特的不可重复的语⼀⾔乌托邦。对于绝⼤多数中国先锋派作家来说，西⽅前卫作家营造的语⾔乌托邦已经异化成了⼀种⽆处不在的⼆⼗⼆条军规。他们的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是对西⽅现代主义⼤师们的蓝本的仿写。对于那些已经沦落为西⽅现代主义话语权势的奴⾪的作家来说，当然是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独创的。
⾄于理论批评⽅⾯，则有⼀些学院派批评家在提倡“后现代主义”、“精神深度模式的⽡解”等等。其实，后现代主义主要是⼀种美术领域⾥的世界性艺术潮流。⽂学是以语⾔⽂字为表现媒介的，留给作家个性创造的天地要⼤⼤超过美术。⾃从现代主义⽂学勃起以后，风格化的历史进程更加加快并深化，所以已经很难构成国际性的⽂学运动。事实上，这些批评家划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作家的尺度是⾮常牵强的。这也暴露了所谓“后现代主义⽂学”神话的虚构性。“精神深度模式的⽡解”，更是⼀种⽂字游戏。试问“⽡解”了“精神深度”之后,⽂学还剩下些什么?按照现代⾃然科学哲学，应该把重点放在旧系统⽡解后新系统的形式上,⽽“⽡解论”则只是对旧系统的毁灭性的破坏，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意义。在这些故作⾼深的⽂字背后隐藏着⼀种对于泛滥于个体书摊上的⾏⼫⾛⾁⽂学的默认，是对⽂学艺术⼈性意味和精神价值的袭读。任何⽂学艺术上的⾼境界作品都是存在精神深度的。就拿后现代主义艺术流派中最通俗⼊世的波普艺术⼤师沃霍尔来说，他创作过举世皆知的形式上迹近⼴告的《玛丽莲.梦露》，利⽤印刷术的复数性⼒量再现了现代商业社会中⼤众传媒制造名⼈的枯燥乏味的过程。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存⽅式作了令⼈惊⼼动魄的揭露。难道说这⾥⾯就没有⼀点⼉精神深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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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所谓“后现代主义批评”的这些缺陷表现了对于西⽅当代⽂艺理论话语系统的权势的⼀种盲从。特别是有些理论家居然把中国⽂学列⼊所谓“第三世界⽂学”中去，更是明显地暴露出庸俗经济决定论的短期功利主义价值观念。⽂学属于⾼层次的意识形态，历来和经济发展不平衡，这⼤概已可列⼊⽂艺理论的常识范畴。从本世纪的世界⽂学史来看，爱尔兰出过乔伊斯、叶芝，阿根廷出过博尔赫
斯，都是开宗⽴派的⼤师，遗泽深远,⾜为万世法。⽽这些⼤师的母国，倒是经济上属于第三世界的。可见穷国中⼈⼠精神上未必没韵⼤宝藏。产⽣⽂学⼤师的关键因素是具有⽂化传统⽅⾯的后援。中国⽂化的底蕴之深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以《周易》为标志的中国本⼟⽂化隐藏着宇宙密码系统，许多欧美第⼀流的汉学家可以说连边都还没有摸到。中国⽂化的独创⼒也是经过考验的。印度佛教传⼊中国之后，中国⽂化消化了⼏百年，终于创⽴了禅宗这⼀具有民族⽂化本位特征的新佛教。在佛藏中独树⼀帜,⾃成系统。由此出发，我可以预⾔,⼆⼗世纪不过是中国⽂学对于西⽅⽂化带来的⼤冲击的初步回应阶段;⽽进⼊⼆⼗⼀世纪以后，中国⽂学将在弘通西⽅⽂化的精要的基础上复归本宗，开创真正具有独创性的⽂学流派。甚⾄有可能形成在世界⽂学之林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学流派，就象本世纪拉丁美洲出了魔幻现实主义流派⼀样。
新现实主义是对于中国现阶段的各种⽂学实验的⼀次初步的整合尝试。但更⾼层次上的整合⼜将扬弃新现实主义,⽽形成“中国全息现实主义”的⽂学流派。这是我对⼆⼗⼀世纪中国⽂学的预测。母神
中国⽂化传统历来把全息主义作为哲学基础,《周易》贮存着中华民族历史、社会、⽣命状态的深奥信息。《周易》象数的推衍，实际上就是中国历史绝对精神的独特演绎⽅式。《周易》中的政治哲学体系，在根本上制定了中国社会⽣存竞争的游戏规则。⾄于《周易》⼋卦六⼗四艾变化所揭⽰的⽣命法则，则是中华民族独特的存在哲学。以全息主义形态构成这些信息综合体的就是所谓“道”。“道”作为必然、作为永恒引导着中国⽂化星座的运⾏轨道。中国史书的北⽃《资治通鉴》就是以扬雄的《太⽞易》
作为哲学依据的。这表明了《周易》全息主义体系对于中国⽂化的介⼊程度。从对世界历史图景的描述⽅式上说,《周易》⼜体现了神秘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结合。“着之德圆⽽神，卦之德⽅以智”。“圆神”是神秘主
义,“⽅智”是理性主义。综观西⽅⽂化，以古希腊哲⼈苏格拉底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传统和以希伯莱《圣经》为代表的神秘主义传统历来形同⽔⽕，直到现代哲学时代才刚刚开始有⼈进⾏折中的尝试。⽽在中国⽂化先驱那⾥，这两种对于世界图景的感知⽅式就以全息主义的形态结合在⼀起。
来⾃⽂化传统的全息主义体系对于⽂学进⾏渗透的结果，就产⽣了中国⽂学史上最伟⼤的⼩说《红楼梦》。可以预见，将来的中国⽂学史将把《红楼梦》列为中国全息现实主义流派的开⼭之作。
在《红楼梦》中，每⼀个⼈物都有神秘的星相学来历。贾宝⽟在宇宙功利主义系统中被认为是⼀块“⽆才可去补苍天”的顽⽯，然⽽⼀旦坠⼊⼈间⼥⼉国时，却变成了⼼灵感应能⼒绝顶灵敏的晶莹美⽟,⾦陵⼗⼆钗在他周围组成了⼀个⼩⼩的爱情太阳系。他和其中每⼀位的缘份都早已被写在神仙⼭中的徽诗上了。如果说⼤观园中⼥⼉国的星相历呈现了“道”的唯美主义游戏的话，贾府的兴衰则反映了“道”对于功利主义系统的世俗单位—家族⽓运的严酷规定性。盛极必衰,⼀治⼀乱，沧海桑⽥，这就是“道”的轮⼦的运⾏规则。⼀侠⽓运已尽，连贾府这样树⼤根深的王侯宅第也⽆法避免⼟崩⽡解、落得⼀⽚⽩茫茫⼤地真⼲净的下梢。从⼈事上说，贾府作为⼀个封闭系统，从⿍盛时代起就开始了增炳的过程。
到了“忽喇喇⼤厦将倾”的时候，嫡已经增加到极值：内部腐化、穷奢极欲、男盗⼥娟，不正是构成了⼀幅活⽣⽣的末世图景吗?所以《红楼梦》⼀半写⼈和,⼀半⾔天数；这两个⼀半加在⼀起，就是《周易》体系全息主义传统的真谛所在。
西⽅也有先知式的⽂学作品，象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马卓夫兄弟》。然⽽陀⽒仅仅对世界图景的⾛向作了⼀种粗略轮廓式的勾勒，对于传⾃河外星系的神秘信息的解码远远达不到《红楼梦》那种“精微知⼏”的程度。全息主义对于密码系统的破译要求具体性、精确性。《红楼梦》正是得了《周易》传统“神⼒”的暗助⽽达到这个境界的。
也许就是缘于这个原因,《红楼梦》是不可能有结尾的。否则天机全泄，就真要太阳底下⽆新事了。所以当中国⽂化传统
也许就是缘于这个原因,《红楼梦》是不可能有结尾的。否则天机全泄，就真要太阳底下⽆新事了。所以当中国⽂化传统的“神之⼦”曹雪芹写到要紧关⼦时，就被神灵悄然召唤⾛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当代⽂学中，也已开始出现⼀些具有全息主义倾向的作品。⽐如张炜⼩说《古船》，就不仅仅是⼀部有关具体中国历史风貌的写真式作品,⽽是根据⼀系列精⼼编制的⽂化密码建构的全息主义中国历史⽂化⽂本。这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红楼梦》所体现的中国⽂学全息主义传统的复归。
为了阐明我的观点，不妨将张炜的《古船》与贾平凹的《浮躁》作⼀个⽐较。这两部⼩说写的⼤致是相近的历史时空中发⽣的事件。《浮躁》也试图提供⼀种对于中国历史之谜的农民式的神秘学解释。但是贾平凹⽆⼒象张炜那样编制⼀整套关于中国历史未来⾛势的⽂化学密码。如“古船”、“地底的芦青河”、“洼涅镇”以及隋、赵、李家族等等既具有独⽴隐喻意义⼜相互关联构成⽞秘话语系统的⽂化符号在《浮躁》中⼏乎是不出来的。因此贾平凹还不能达到全息主义的境界。
另⼀⽅⾯，全息主义⼜可以极⼤地深化⽂学对于⼈类⽣命景观的描述能⼒。从全息的⾓度感知⽣命，可以扫除某些附丽于⽣命本体之外的虚假表象,⽽直接接近⼈类灵魂的核⼼层次。这从《红楼梦》对于灵魂的感悟⽅式中已经得到证实。从全息主义的视⾓透视贾宝⽟、林黛⽟的⼼史秘景，不但呈现了瞬息万变的⼈性感受,⽽且还披露了⼀些作为夙缘所⾃的前世经历。此中固然不乏狂放的虚构，却也在⼀定程度上展⽰了东⽅神秘主义“学究天⼈”的⽂化法脉之⾼华深远。有的学者已经注意到,《红楼梦》作者对于贾宝⽟、林黛⽟⽣存状态的体悟，同德国存在主义⼤师海德格尔对于作为⾃为存在的⼈类⽂化⽣命景观的描述具有某种相似之处。但也应该看到，海德格尔对于⼈类存在状态的描述仅仅是直观的、经验的;⽽曹雪芹的感悟却具有东⽅神秘主义的通灵性质，是⼀种全息主义的预⾔。章太炎曾说:“欧西的哲学，都是纸⽚上的⽂章，全是思想，并未实验。他们讲唯⼼论，看着的确很精，却只有⽐量，没有现量，不能如各科学⽤实地证明出来。这种只能说是精美的⽂章，并不是学间。禅宗说:‘瑚孙离树，全⽆伎俩，是欧西哲学绝佳⽐喻；他们离了名相,⼼便⽆可⽤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西
⽅哲学的现象学⽅法在呈现物⾃体的⾃明性⽅⾯虽然已超过理性主义，但还是不能进⼊⽤⽓合”⾃证宇宙⼈⽣的全息主义境界。因此对于因缘流转的形⽽上法则难以达到具有实验现量效果的描述。这就是曹雪芹和海德格尔在对⽣存景观的把握上之差异所在。
在中国当代诗歌中，杨炼的《太阳与⼈》最为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全息主义传统的⼀些重要特征。这部长诗是⼀种对于《易经》全息宇宙密码系统的复制企图。同时，杨炼⼜试图使这种复制过程获得与对于⼈类⽂化⽣存景观的感悟的同步性。这也许就是该书第⼀部被命名为《⾃在者说》的缘故。杨炼显现了作为永恒宇宙定律的《周易》之道的精巧与冷酷，以及进⼊存在状态的⼈类数千年来与道”的悲壮⽃争。《周易》卦象已被历史的轮⼦染成绝对的⿊⾊，但杨炼却仍然以⼀顺没有世故没有罪过的青年的⼼来拥抱它，结果竟使阴沉的⼋卦也亮起了⼀丝热的⾎⾊。在他笔下,“道”荒谬的⾃在状态终于被先驱者的⾎⽡解了，从此改辙⽽⾏，进⼊了⼈道主义的⾃为状态。据我所知，杨炼是描绘这种中国⽂化内在`天界⾰命”的第⼀⼈。
由此可见，中国⽂学中的全息现实主义流派并不是⼀个抗拒外来信息的⾃封闭系统。《红楼梦》也并不会成为未来中国全息主义作家、诗⼈的唯⼀范本。相反，它是⼀种全⽅位开放的⽂化上的耗散结构。世界上其它民族的⽂化创造将不断激活这个“耗散结构”的进化。《周易》系统以“未济’卦压阵，正预⽰着⽆穷⽆尽的⾃演化的潜在可能性。杨炼试图在中国⽂化之道中注⼊西⽅⽂化传统中的⼈道主义精神，说明中国全息主义流派决不是对单纯化的本⼟⽂化的简单回归,⽽是⼀种全⽅位开放的崭新的美
学建构。
在艺术领域中，则诞⽣过象徐冰的《天书》那样的全息主义巨构。按照许慎“六书”原则所建构的汉字体系实际上是⼀个深奥⽆涯的⽂化密码系统。这使得古典测字术与现代符号学之间在对汉字意义的阐释上存有某种神秘的对应关系。其实，通过测字术对汉字意义的解码活动，会揭开⼀系列关于中国历史⽂化的斯芬克斯之谜。徐冰居然能制造出与这样⼀个博⼤精深的⽂字符号系统相对峙的“伪汉字”体系，如果没有充分的东⽅式宇宙体验，是决不可能的。他的《天书》在这个意义上仍然与中国⽂化的宇宙⽂本《河图》、《洛书》存在着深层的同构。这样独特的⽂化创造不能不说是中国全息主义传统对于当代艺术深刻渗透的结果。
如此看来，在⼆⼗⼀世纪即将降临之际，中国⽂学艺术确实⾯临着⼀场伟⼤的整合。本世纪最后⼗五年中国作家的艺术探险，已经在逐渐接近新世纪⽂学的先知之门了。在⼆⼗⼀世纪中国全息现实主义的⽂学神殿⾥，东西⽅⽂化的交融将形成⼀个真正超越《红楼梦》的新巨制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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