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红舞2
[摘要]：当今最著名的政治理论家之一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以例外状态、赤裸生命为核心关键词建构起了围绕国家主权、个体生命、法秩序以及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重新阐释，这一现代生命政治理论是现代生命政治理论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阿甘本对生命政治理论的建构借鉴了包括福柯、本雅明、阿伦特以及卡尔·施密特等人在内的理论和观点，其中福柯对阿甘本的影响、阿甘本对福柯某些关键词和理论的借鉴最值得关注。福柯对现代生命政治的科学技术、医学技术与人口组织控制的关注发展了现代权力的技术控制一面，而阿甘本则从福柯在晚年对生命政治权力的分类中看到了国家主权权力仍然显性地存在于当下的生命政治当中，并且随时可以悬置法秩序，因此对个体生命的控制将由技术控制转向例外状态的强制力控制，也从而产生了赤裸生命。福柯与阿甘本之间这种影响、接受以及发展乃至分离的关系，使得现代生命政治理论出现了多面向、多元化以及对现实批判性的鲜明特点。本文通过分析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与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互相缠绕的几个关键词、以及阿甘本在什么意义上发展了福柯乃至与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分离等三个问题，以期展现和阐释现代生命政治理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现代生命政治理论对现实深刻的批判性以及现代生命该如何反抗以利于新主体的诞生。 [关键词]：福柯阿甘本生命政治赤裸生命反抗
当代哲学巨星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陨落之后，他晚年集中探讨的问题——生命政治——为其他哲学家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前期理论条件。而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则是在生命政治这一研究领域继承福柯衣钵而又往前继续推进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当我们在讨论现代意义上的生命政治（即福柯的生命政治）时，我们必然要问这样的问题：对生命进行治理的权力是否是固囿在现代社会本身上的一种治理形式，它与现代社会同生，甚至就是现代社会能够以技术治理的方式存在的必然物？但与此同时，也会产生另一个令人疑惑的问题：既然现代社会必然采用技术控制和
1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8批面上资助（一等资助）项目“生命政治：从福柯到巴特勒及后‘9•11’时代美国小说”（项目编号：2015M580177）与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九批特别资助项目“生命伦理的重构：后‘9•11’时代的美国文学与电影”（项目编号：2016T90179）以及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生命伦理的重建：美国后‘9•11’时代的文学、电影与新闻”（项目编号：16CZWJ21）的阶段性成果。2【作者简介】：成红舞，济南大学文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文学、比较诗学。
管理生命，那么控制和管理到何种程度、以何种方式与何种手段才是人道与公正的方式？这样的两个问题是我们在探讨福柯与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背后必然蕴含的对现代生命权力的一种质询。
一、福柯与生命政治
在福柯的思想中，许多概念都是相互关联的，很难单独拿出一个概念进行独立分析，生命政治（bio-politics）作为一个概念，又联系着生命权力（bio-power）、生命（bio）、生物（zoe），以及抵抗、创造等观点。福柯所说的权力不同于国家机器的强制权力，国家机器的权力是血与火的权力，而福柯所说的权力则是隐蔽的权力，它隐蔽在技术——生物技术、生命技术、医疗技术、人口管理技术等——背后。现代技术所实施的对象是生物生命，它把人看作是一系列可以通过技术进行控制、塑造和管理的生物存在。比如马克思把人看作是一种类（species），人这个种类可以组织起来进行物质生产。但是马克思对人这种作为种类的研究是为了阐释人被作为一种劳动力使用，实际上马克思并没有由此去研究这种把人作为一种类去利用从而创造产品是一种权力在起作用，而是转而揭示经济压迫与阶级剥削。福柯与马克思不同，福柯发现在机器工业出现以后人被作为一种生物人（man-as-being）被管理。而在17、18世纪人被作为一种身体人（man-as-body）被控制，比如法国17世纪对麻风病人的驱逐达到了顶峰，驱逐这个行为就是对人作为身体存在的一种控制。再比如监狱，在福柯看来监狱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对犯了罪的人进行规训而出现的3。把人作为一种身体人，就是把通过对人的身体进行驱逐或圈禁从而达到对之实施权力的目的。这种权力不同于通过血与火的方式消灭人的身体，而是通过较之使之死亡更温和的方式将人进行控制、管理和规训。福柯研究的权力是使人生的权力，但最终是为了唤起一种抵抗的力量，从而产生一种新的生命。在使之生的权力中，人是作为一种身体的还是生物的存在并不取决于人自身，而是取决于外在控制力量。而20世纪后半期，新兴技术尤其生物技术的大发展，人作为一种生命（man-as-life）被各种话语所拘囿，这些话语有科技的分析、
测量、采集数据、建立数据之间的联系等，还有对人的各种关系的建构——人如何被嵌入一个家庭、一个社区、一所大学、一个团体、一个党派乃至一个公司中去的。这些话语组成了各式各样的知识，所有纷繁
3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的第二章“规训的手段”中对规训的权力的特点说得明白无误，他说：“规训权力的主要功能是‘训练’，而不是挑选和征用，更确切地说，是为了更好地挑选和征用而训练。它不是为了减弱各种力量而把它们联系起来。它用这种方式把它们结合起来是为了增强和使用它们。它不是把所有的对象变成整齐划一的芸芸众生，而是进行分类、解析、区分，其分解程序的目标是必要而充足的独立单位。它要通过‘训练’把大量混杂、无用、盲目流动的肉体和力量变成多样性的个别因素——小的独立细胞、有机的自治体、原生的连续统一体、结核性片段。规训‘造就’个人。这是一种把个人既视为操练对象又视为操练工具的权力的特殊技术。这种权力不是那种因自己的淫威而自认为无所不能的得意洋洋的权力。这是一种谦恭而多疑的权力，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持久的运作机制。与君权的威严仪式或国家的重大机构相比，它的模式、程序都微不足道。然而，它们正在逐渐侵蚀那些重大形式，改变后者的机制，实施自己的程序。法律机构也不能避免这种毫不掩饰的侵蚀。规训权力的成功无疑应归因于使用了简单的手段：层级监狱，规范化裁决以及它们在权力特有的程序——检查——中的组合。”（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93-194页）
复杂的知识的核心就是对人的规训、控制和管理，这就是现代的生命权力。而生命政治则是在对这种生命权力的抵抗中出现的，没有对生命权力的抵抗就没有生命政治的出现；只有对生命权力进行抵抗，生命主体才会诞生，新的生命才被创造出来。而创造新的生命主体才是生命政治的目的。在现代的生命权力治下，每一个个体生命都会被权力（科学技术）所衡量，它变得重要还是可以忽略不计，很大程度上不是取决于生命个体本身，而是取决于权力的需要。
在福柯的观念里，权力与主体是不可分割的，他说：“为什么研究权力？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主体的问题。”4权力、主体密不可分，权力产生了权力需要的主体，而主体只有在抵抗权力的过程中才能产生新的主体，即才能产生那种不是由权力锻造的主体。没有不是为了控制主体而存在的权力，凡是权力都是为了控制和管理，即产生权力所需要的主体。关于权力与主体的关系，福柯说得很清楚：“结论应当是这样的，我们当代的政治的、伦理的、社会的和哲学的问题不是试图从国家机制中解放个体，而是从国家、从与国家密切相关的个体化中解放我们。通过抵抗那强加在我们身上数个世纪之久的个体性中，去获得一种新的主体性。”5由此可见，福柯讨论权力，最终是为了讨论通过抵抗权力而获得一种新的主体。
二、从福柯到阿甘本
黑龙江畜牧兽医网我们从下面三对概念的比较中分析阿甘本的生命政治观念与福柯的生命政治观念的联系与区别。
首先，bios与zoe这一对子。福柯使用的是bios这个词，而阿甘本更倾向使用zoe这个词。这两个词虽然都有“生命”之意，但差别却很大。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说，bios是城邦公共政治生活中的生命，而zoe是家庭治理（administration of household）即“家政学”（oikonomia）管理下的生命。城邦对于对古希腊的重要性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所有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动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显然，由于所有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善，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者政治共同体”6而zoe则是这样的生命，他们与自然、生老病死、吃穿用度等相关，他们所遵从的法律是自然，是一切人、动物和植物的自然生死规律，是自然而然、顺其自然的生命。这种政治生命与生物生命相区分的古希腊观念对阿甘本的影响很大。不过阿甘本对zoe这个词的使用更多的是在他所创造的词赤裸生命或裸命（bare life or naked life）这个意义上使用的。赤裸生命不是动物生命，但也不是政治生命，它的存在形态是人，但他们不存在政治生活当中，不会被政治所管理，同时也不被政治所保护，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神圣人
4Michel Foucault, The Subject and Power, in Critical Inquiry, V ol.8, No. 4 (Summer, 1982), pp.777-795.
5Ibid., pp.777-795.
6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页。
（homo sacer）。
福柯与阿甘本分别强调这个对子中的一个：与阿甘本相比，福柯并不关心zoe这种生物生命，而是更关心bios这种政治生命。与福柯相比，阿甘本也并没有对zoe 这种生物生命进行专门的研究，而是将这种生物状态延伸出去，重新重视国家主权权力，从而创造了一个新词——裸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阿甘本继承了福柯，也可以说阿甘本质疑了福柯。但是质疑本身也是一种继承，所以说阿甘本是福柯权力观念的继承者之一也无不妥。
其次，政治生命（bios）与裸命（bare life）这一对子也反映了福柯与阿甘本在思想上的联系。福柯把权力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家机器的强力权力，这方面是宏观权力；另一方面是微观权力，福柯把微观权力看作是来自技术管理对人的控制。福柯并没有否定国家机器的暴力在当代社会消失了，而是认为那种以暴力为手段的权力在当今社会被以科学技术为手段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前者隐在了后者的后面，并不代表前者消失了，而只能说是更加隐蔽了。与福柯对权力的认识不同，阿甘本曾经批评福柯的权力过分注重对科学技术控制的权力的强调，而忽视在当今社会国家机器的强制权力仍然是主流的权力。阿甘本对权力的阐释来自于他对权力所造成的个体生命状态的认知，集中营中的生命状态就是他阐释这种认知的最佳对象：
见证人也无法准确地描述在集中营中的那些“活物”。埃默里和贝特尔海姆把他们叫做“行尸走肉”7。卡皮把他们叫做“死活物”和“木乃伊人”8。莱维写到，“很难叫他们是活物”9。一
2010年央视中秋晚会
电能收集充电器位在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里的证人说，“最后你根本区别不开活着还是死去”。“本质来说，区别
是极小的。我们是一副行走的骷髅架子；他们是一副一动不动的骷髅架子。但是还有第三种类型：直挺挺地躺着的骷髅架子，不能动弹，但是仍然有轻微的呼吸”10。“没有面孔的展示”或者“影
子一样的存在”。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他们都居住在“生与死界限”——引用瑞恩和克劳兹斯基
对集中营的研究的题目，仍然是当今研究这个主题的唯一的专论。11
而集中营中的生命状态是在国家机器的暴力统治之下的极端的生命状态，是界于生与死之间的生命状态：被排斥于生之外，但是仍然有一丝气息，只作为动物形态存在着的，这就是阿甘本所说的“裸命”，也即是“神圣人”或“牲人”。阿甘本在用这样一种极端暴力之下产生的极端的生命状态来说明国家主权这一至高无上的国家机器的暴力统治对个体生命的屠戮。据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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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J ean Améry, At the Mind’s Limit: Contemplations by a Survivor on Auschwitz and Its Realities, trans. Sidney Rosenfeld and Stella P. Rosenfel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9. （原文注）Bruno Bettelheim, Surviving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Knopf, 1979. P.106. (原文注)
8A. Carpi, Diario di Gusen, Turin: Einaudi, 1993, p.17. (原文注)
9Primo Levi, Survival in Auschwitz and The Reawakening: Two Memoirs, trans. Stuart Woolf,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86, p.90. (原文注)
10Wolfgang Sofsky, The Order of Terror: The Concentration Camp, trans. William Templ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328n2. (原文注)
11Giorgio Agamben, Remnants of Auschwitz: 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 trans. Daniel Heller-Roazen, Zone Books· New York, 1999, p.54-55.
们可以理解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是以国家暴力机器为主的控制之下的政治状况，这就是阿甘本所说的“例外状态”。例外状态就是国家权力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状态，即国家处于一种被围困状态，也有可能这种围困状态为假，而以此为理由实施对内暴力统治才是真。这样的例子，阿甘本举过几例，比如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以宣称敌国来犯为由对内实行恐怖统治，再比如美国总统小布什在“9·11”之后对内颁布《爱国者法案》，这则法案实则就是对美国国内实施的例外状态的统治。从阿甘本的例子中，我们进一步能够发现，例外状态在当今世界并没有远离，也没有隐退，而是在有些时候就大摇大摆地以保卫国土免受外敌侵犯为由对内实施收紧政策，用阿甘本的话说，即用政策的或国王的话语发布国家进入紧急（例外）状态。但是在这一例外状态之下，个体生命的状态将面临着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活死人”一样的威胁，个体生命将被碾压进国家主权的绞肉机中，而谁会被甩出国家主权这架机
器之外？谁又会被国家主权这架机器所保护？谁说了也不算，除了统治者和他们所操控的国家主权权力。但可以想见的是，无论是在被国家主权所保护还是被甩出去，对个体生命来说，这种生命权力都是极其残暴的。由此我们也会发现，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实际上是一种生命政治的伦理学，正如阿甘本对福柯的批评：“他忽略了他理论表述中的伦理意义”12。即阿甘本批评福柯只看到了权力的谱系，却忽略了对权力进行伦理批判的能力。阿甘本对福柯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
最后，对现代社会模式的认识不同也是福柯与阿甘本重要的区别之一。福柯把现代社会比喻成全景式监狱：
边沁（Benctham）的全景敞视建筑（panopticon）是这种构成的建筑学形象。起构造的基本原理是大家所熟知的：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
形建筑。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囚室都有两个窗户，
一个对着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然后，
陈迪和
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中心瞭望塔安排一名监督者，在每个囚室里关进一个疯人或一个病人、一个罪
犯、一个工人、一个学生。通过逆光效果，人们可以从瞭望塔的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四
周囚室里被囚禁者的小人影。这些囚室就像是许多小笼子、小舞台。在里面，每个演员都是茕茕
孑立，各具特并历历在目。敞视建筑机制在安排空间单位时，使之可以被随时观看和一眼辨认。
总之，它推翻了牢狱的原则，或者更确切地说，推翻了它的三个功能——封闭、剥夺光线和隐藏。
它只保留下第一个功能，消除了另外两个功能。充分的光线和监督者的注视比黑暗更能有效地捕
捉囚禁者，因为黑暗说到底是保证被囚禁者的。可见性就是一个捕捉器。13
福柯引申了边沁的全景敞视建筑，形成了他的全景敞视主义理念，这个理念是他对现代社会12Ibid., p.141.
13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24-225页。川子和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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