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马拉多纳作者：***
来源：《美与时代·下》2021年第07期
摘 要：神圣人被剥夺了基本的生命权力，他们处于法律的例外状态。阿甘本集中将神圣人类比于狼人、献身者、难民和巨像等形式，并提出我们所有人都是潜在的赤裸生命。另外阿甘本沿袭着汉娜·阿伦特的路径分析了当代难民作为一种赤裸生命形式，那些“不配活下去 的生命”和“人类豚鼠”便是典型的赤裸生命，他們遭受着“被人任意处死”律法失效和宗教驱逐的境况。例外状态的拓扑性结构便是由“在外却仍属之”的悖论构成，并且例外状态奠定了主权的根基。例外状态既非外在亦非内在于法秩序，而它的定义问题正关系着一个门槛，或是一个无法区分的地带，其中内与外并非相互排除，而是无法相互确定。
关键词：吉奥乔·阿甘本;例外状态;赤裸生命;悬法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空间理论重要文献翻译与研究”（15ZDB084）阶段性研究成果。
吉奥乔·阿甘本，是意大利维罗拉大学的美学教授，当今著名的左翼思想家，其论著涉及范围广泛，涵盖了哲学、政治学、语言学、电影学、神学、文学等诸多方面。自1995年起，阿甘本的“牲人”系列问世，一直延续至2016年，“牲人”五部曲迎来学界的好评如潮，为阿甘本赢得巨大的声誉，在《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中阿甘本对“神圣人”（以下对神圣人不再加引号）进行了词源学考察，并从人类学、神学等角度思考了神圣人在现今政治中的处境状态，提出所有人都是赤裸生命的构想。在《例外状态》中阿甘本进一步推演出造成人沦为非人处境的根本原因是国家政权中的悬法现象，也即例外状态，例外状态blue time
和赤裸生命相伴相生，延续着阿甘本“牲人”系列的思路。
一、何谓赤裸生命？
赤裸生命作为阿甘本生命政治的主要关注问题，对如今生命政治转向范式无疑具有启示含义。生命政治最初由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首度提出，福柯以权力对人的身体的规训为切入点，深入批判了政治对人的身体无孔不入的操纵。阿甘本正是在此基础上，延承着福柯的生命政治学说，结合了卡尔·施密特、本雅明和汉娜·阿伦特的理论，以考古学的视角，考察了主权政治对赤裸生命的异化主导等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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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圣人：赤裸生命与例外状态》中，阿甘本以考古学视角回溯了历史上的“神圣人”形态，对homo sacer进行了词源学考察。庞匹厄斯·费斯图斯在《论词语的意义》中指出，“神圣人是由于犯罪而被人们审判的人。祭祀这个是不被允许的，但杀死他的人不会因杀人而遭到谴责。”[1]102也即构成“神圣人”的关键条件是，不能被祭祀同时可以任人杀死。赤裸生命便处于例外的无区分地带。阿甘本认为赤裸生命是由法律的悬置和宗教的驱逐所造成的例外状态结果，赤裸生命处在一个空白的无区分地带。在这种悬法的例外状态中，赤裸生命失去了对生命权力的掌控，同时也暴露在不可挽回的“弃置”面前，遭受了法
律和宗教弃置的赤裸生命，便是“不能被祭祀却可以被杀死的生命”。他指出正是这种双重排除造成了赤裸生命的特殊性：“定义神圣人之状态的，不是假设他所具有的神圣性的原初含混性，而是他被带入的双重排除状况的特殊品性，以及他发现自己所面对的暴力。这一暴力——任何人可杀死他而不受制裁——既不能被归类为祭祀，又不能被归类为杀人，既不能被归类为一项死刑的执行，又不能被归类为亵渎神圣之行为。”[1]117总地来说，赤裸生命被悬置于含混的律法之外，失去了国籍和法律保护的赤裸生命与非人的牲畜无异，主权者可将其随意处置。
阿甘本从语言学、人类学的角度考察了“神圣人”之神圣性的语词含义，其中，弗洛伊德、弗勒、胡戈特·福吉尔对神圣一词的语言学界定都有所阐释。弗洛伊德称拉丁语sacer为“属神的和遭罪的”，弗勒在《“sacer”一词的原初含义》中把sacer同禁忌联系起来，并认为“愿他神圣”意味着“神圣的或被诅咒的”，而“神圣人”则意味着被逐者，也即被排除共同体之外的、受诅咒的人。而阿尔弗雷德·厄诺特-梅勒则认为那些有罪的、被献祭给冥府的人是神圣的，与此同时，只有被弄脏的、受到玷污的人才可接近他们。另外，对于语词sacratio的考察，使阿甘本看到神圣人与宗教的禁忌仪式紧密联结，并认为在“神圣人”献祭的宗教仪式中，“神圣人”暴露出一种双重失序的例外形式，他不仅被排除在政治司法的管
控之外，与此同时，“神圣人”也被宗教神法所排除，“神圣人”处于一个无法保护的中间地带，既不被世俗所接纳，而他们在宗教领域的容身之地也被主权者褫夺。
从对“神圣人”的词源学考察中，阿甘本发现了神圣人处于宗教与律法的双重构境之外。“神圣人”被剥夺了基本的生命权利，他们处于法律的例外状态，杀害他们的人也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神圣人”意味着被社会共同体排斥在外的异己生命，他们失去了社会关系纽带，同时也得不到神和律法的保护。为了证实“神圣人”与牲畜般无异的“非人性”，阿甘本考察了象征着life的古希腊词汇zoe和bios两者间的语义区别，zoe意味着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生命，包含了所有的牲畜、植物、人类及神等;而bios则上升到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层面，它不仅仅意味着获得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还包含着伦理、政治意味的上层建筑，引导着公民向善，建立幸福美好的生活。因而bios意味着公民的政治生活。阿甘本借福柯的话语阐释了具有生命的人生存于一种双重悖论中，人作为一种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活物”，具备其他生物所不具有的逻各斯及政治能力，成于斯亦败于斯，“赤裸生命”便是这种政治异化所带来的结果。阿甘本指出，政治的悖论便是建立在对“异己”也即“赤裸生命”的纳入性排除的基础上，为了建立一种合理完善的体制，主权者便随意处置那些“不配称为人”的“赤裸生命”，这从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现代政治的暴力性和极权主义彩。
二、生命政治中的身体之维
福柯在《性经验史》中指出至高权力的特征之一便是决定生死的权利。阿甘本考察了罗马法中的生杀权，并考察了词语vita意味着“杀人的权力”，而这种生杀权是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与生俱来的。阿甘本指出，在罗马原初的政治形态中，男性公民一出生便拥有了对儿子的生死决定权。阿甘本从罗马法中父亲掌控孩子的生杀权这一点领悟到，父亲掌控孩子的生杀权与执政官的统治权之间的结构性类同，并指出至高权力便意味着父法权威。阿甘本从罗马原初的惯例习俗中窥见到执政官作为“人民的父亲”，掌控了公民的生死权力，其中暗含了吊诡的政治意识形态。他指出，政治也就意味着主权者具备了决定公民生死的能力。政治生活的根基便是掌握他者的生杀权，唯其如此，政治化社会才得以可能，“政治生活的首要基础，就是一个可以被杀死，并且通过被杀死的能力而被政治化的生命。”[1]125因而，“赤裸生命”被纳入了司法政治体系，以确保政治运行的终极权力。阿甘本进而推演出，国家并不是为了联结社会纽带而建立，而是为了能有效禁止或避免各种事物的发生，至高权力机构作为一种“祛除纽带”而成立，从而将不符合其意图的事物纳入性排除在外。而“赤裸生命”便是主权者将其排除在无人之地的政治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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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甘本引用了坎特罗维茨《国王的两个身体：中世纪政治神学研究》，并指出该书确立了主权的永久性本质，国家唯有建立国家的道德身体和政治身体，并使这种皇室权威一直延续下去，才能维护稳定的政治结构。在《国王的两个身体》中，坎特罗维茨思考了至高权力的极端形式，也即绝对权力的形成。坎特罗维茨认为，国王的蜡像和国家主权具有“不死性”特质，他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国王的丧葬仪式上，国王的蜡像会作为活人一样被对待，并一直延续七天。当普通人只有一次丧葬机会时，而国王作为神圣身体，会经历两次丧葬仪式，第一次便是对其遗体的焚烧，第二次便是对蜡像的焚烧，从这个例子中，坎特罗维茨发现国王的生命通过这样的形式永远地转移到其蜡像上，唯有如此，国家的主权命运得到维护，国王的身体包含着神圣生命和自然生命，当其自然生命死亡时，臣民对国王两次葬礼的祭祀使国王的神圣生命成为可能。蜡像作为个体的一部分，是其生命的替身，它处于生与死、活人与幽灵之界槛的中间地带。阿甘本进而考证了公元前340年威瑟利斯（Veseris）战役中的献身者与神圣人处境的相似之处。他提道，那些勇敢之士以死献祭时，在用蜡像宣誓后，便将蜡像焚毁，蜡像焚烧便意味着献身者生命属性的终结，意味着献身者去往了死者的世界，成为人们的祖先;而那些幸存下来的献身者即便避免了死亡的厄运，由于其蜡像的焚毁，也会永远地成为如同幽灵般的“死活人”，既不属于生者的
世界，亦不被死者的世界所接纳。阿甘本指出，“在古典世界里，在规介活人与死者之关系的复杂系统中，巨像——类似于尸身，但以一种更直接与一般的方式——其实就代表了那以死献祭之人的一部分;而且，由于它占据着两个世界之间的界槛处，巨像必须从活人的正常语境中被分隔出来”[1]139。阿甘本从幸存的献身者和蜡像的关系中窥见了其与“神圣人”相同的命运处境，他指出，“神圣人”便是一个活雕像，他被排除在俗世与宗教之外，由于“神圣人”从死亡中解放下来，他无法融入人类居住的城邦中。阿甘本进一步在对国王、献身者和“神圣人”的三者比较中发现，主权者和“神圣人”处于对立的两极，主权者作为至高权力具有“把自己和其他人构建成可以被杀死但不能被祭祀的生命的能力”，而“神圣人”只能臣服于死亡的权力。其次，阿甘本认为，主权者同样和“神圣人”一样，是不可以被祭祀的，在美国宪法中可以发现，当总统犯了重大罪责时，他不能被庭审判决而直接被处死。
另外，阿甘本还以“狼人”为例分析了“神圣人”处于悬法的“荒芜之境”。学者鲁道夫·杰灵指出，神圣人类似于“狼人”（Wargus）或日耳曼法律中的“缺乏和平之人”（Friedlos）。日耳曼民族將那些作恶多端的强盗界定为“狼人”，他们违反了日耳曼民族拥护和平的美德，因而遭到了城邦共同体的驱逐或禁止，阿甘本指出：
在集体潜意识中被当作一种人与兽——森林与城邦相隔——之杂交怪物的狼人中，不得不被保留下来的，便是以下这个形象：原初被城邦禁止在外的人。在此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这种人被定义为一个狼人而不仅仅是一头狼。强盗的生命，如同神圣人的生命，不是同法律和城邦完全无关的一个动物性质的东西。它其实是在动物与人之间、自然与约法之间、排除与纳入之间的一个无区分界槛，一个通道性的界槛：强盗的生命是狼人的生命，他恰恰既不是人也不是兽，他悖论性地生活于者两者之中但又不属于这两者。[1]148
霍布斯主义的自然状态就类似于例外状态，在这种自然状态中，人们以邻为壑，将邻人视为狼人，对他者而言每一个人都意味着赤裸生命。在这样的状态下，人可以被杀人者随意杀死而其不会受到惩罚，这种自然状态意味着无法和失序状态下的无区分状况。阿甘本进而分析了至高权力禁止构建主权的基本结构，禁止的含混性既意味着驱逐和禁忌，又意味着向一切开放的自由，而这种禁止是至高权力的内在结构，它构成了神圣生命的例外状态。
罗辑课
对于赤裸生命的分析，阿甘本集中将神圣人类比于狼人、献身者、难民和巨像等形式，并提出我们所有人都是潜在的赤裸生命，另外阿甘本沿袭着汉娜·阿伦特的路径分析了
当代难民作为一种赤裸生命形式，那些“不配活下去的生命”和“人类豚鼠”便是典型的赤裸生命，他们遭受着“被人任意处死”律法失效和宗教驱逐的境况。纵观阿甘本对赤裸生命的论述，我们会发现赤裸生命具备了以下特征。第一，作为处于悬法的“无人之地”的赤裸生命被剥夺了基本政治权利，而以“非人”的面目示人，赤裸生命作为被排除于政治共同体之外的牲人，其社会属性已被主权者褫夺，赤裸生命不具有基本的社会关系。第二，唯有国家政治机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也即例外状态中，赤裸生命作为政治异化的结果而出现。例外状态是赤裸生命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三，赤裸生命被暴露在国家律法和宗教法典的保护之外，主权者随时可剥夺其生死权，赤裸生命也随时面临着至高权力的暴力威胁。阿甘本指出，虽然赤裸生命被排斥在法律之外，但其存在的形式仍然是政治化的，赤裸生命于“无法”的例外状态下被主权者纳入性地排除，虽然其存在的根基不再囿于法律之内，但主权者作为决断例外状态的至高权力，仍然政治化地管辖着赤裸生命。
>俄罗斯国家杜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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