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人类精神文化的总结和发展，也是对现实社会问题的理性升华。
因此，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一方面，要保持与当代人文精神富有成效的对话，通过与西方当代学术（文学、经济学、哲学、政治学、法学乃至后现代思潮）的融通，激活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精神和价值维度；另一方面，也要关注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问题，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出发，对具体的发展问题进行理论总结和方法指导，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思想具有开放性和现实性，使之成为时代发展之活的灵魂。 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我们认为可以主要归纳为以下几大课题：马克思主义与科学、马克思主义与宗教、后现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与国家、市民社会、马克思主义与环境危机等。这些研究具体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如何面向当代社会生活，又是如何思考现实社会生活的，也表明中国学者正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分析当代社会生活的现实问题，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注入富有生命力的内容。具体地说，2005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
现代性毫无疑问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焦点性话题之一。在当代哲学界，西方许多著名思想家们关于启蒙理性、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现代国家等问题的思考，实际上也都可以概括为现代性批判，相比之下，人们迄今为止对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问题的关系阐发得不够充分。事实上，现代性问题的兴起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具有密切的联系，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的研究、对现代工业制度的考察，以及关于资本主义时代人的命运的理解都是对现代性问题的一种思考。因此，探寻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特别是考察马克思对于现代性问题的价值判断，将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生长点。
丰子义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进行了多维透视，用资本逻辑、历史观点、矛盾学说以及全球眼光看待现代性，构成了马克思分析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视角，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基本立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性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俞吾金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是从经济哲学这一特殊路径出发的，他力图从商品及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揭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他的资本理论和异化理论蕴含着现代性批判的巨大潜能和诠释空间，在后人那里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任平认为，以资本全球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是马克思的历史地平线，而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则是现代性社会的哲学地平线。马克思思想的出场既是对资本全球化历史语境的现实批判，又是对现代性视域的一次大变革。他对以资本全球化为主体的现代性分析具有双重维度，既是对启蒙运动和理性精神的积极肯定，又在变革世界的实践的否定辩证基础上提出了对现代性的批判。
贺来指出，“现代性”是我们这个时代占据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主导话语，是现代人生存命运和现代社会基本构架最为重大的塑造力量。而马克思生逢现代性的全盛时期，对现代性的理
解、反省和批判是其毕生的思想主题。他耗尽毕生心血，通过对“资本”的剖析，确立了关于“现代性”的“发生学”、“病理学”和“未来学”，从而完成了对“现代性命运”的系统的、全方位的考察。漆思具体地探讨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所包含的现代性反思的3个维度，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正是对现代性问题辩证的历史的扬弃，他对启蒙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了现代与后现代两极对立思维，成为我们今天考察现代性命运最具洞察力的思想理论。tribon
我们认为，说马克思对现代性采取了一种批判的立场，并由此将马克思的思想称之为现代性批判理论并无不妥，但要看到，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并不是要否定现代性，毋宁说，马克思在思维方式和价值立场上都是一位“现代主义者”，他对超越现代性的理想设计，充满了理性和进步的精神，表现出其与启蒙传统在精神气质上的一致性。当然，我们不能否认马克思对以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诊断，在今天仍然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他对现代性所蕴含的价值原则和价值基础的反思为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价值导向，有助于我们以超越现代性的视域来引领、改造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从而减少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的代价，建构一种和谐的、可持续的公平发展观。而从现代性的角度来解读马克思的思想，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也是一种全新的思考范式，它使我们意识形态化的僵死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以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视角阅读马克思，从而将马克思的思想同整个当
代人类生存处境和人类未来的命运结合起来，赋予其生存论的意蕴。
2.实践论问题
实践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来说，“实践”可以说是一个出现频率最高、也最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关键词。然而，正像我们观察事物一样，转换观察视角往往会发现意想不到的样态。实践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考察问题的视角稍一变换，就会在古旧的说辞中生发出新的意义。我们认为，在过去一年中，实践论问题研究的新角度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研究。人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么反过来，理论能否对实践进行检验呢？北京大学的赵家祥教授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得出肯定的回答。他特别指出，在我国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人们往往片面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从而忽视或不能全面理解理论对实践的能动作用，认为这种“惟实践主义倾向”没有准确理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
其次，关于个体实践与集体实践的概念区分。欧阳英认为，尽管实践是一个备受人们关注的概念，但长期以来，对于实践活动形式，我国学术界却没有进行推进性研究，并对萨特的“个体实践”概念持拒斥态度。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个体是最为基本的行为单位，因而，承认以个体为主体的实践形式（即个体实践），与承认以集体为主体的实践形式（即集体实践）一样，都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因此，她主张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框架内重新阐释个体实践的存在及其意义。
再次，对实践概念内涵的深度挖掘。李文阁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资
本论》中的实践观的一个“矛盾”入手，深入考察马克思关于实践问题的论述，最后得出二者具有实质上的一致性的结论。值得指出的是，在李文中提及了自亚里士多德直至当代的哈贝马斯、阿伦特以来的西方实践观的概念发展史，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马克思的实践观提供了有益的线索。朱志荣则从美学的角度对马克思的实践观进行了探讨。他认为，马克思以实践观为立论基础，将审美对象和主体的审美能力都看成是劳动实践的历史产物，强调人的感觉的解放，主张扬弃异化，追求全人类生活的高度自由，这种实践观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对此我们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重视。
我们认为，对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和基本理论问题是需要反复阅读、反复研究的，认识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过程，而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总问题又总会赋予我们不同的理论视角，从而获得前所未有的理论感受。近代乃至现代哲学的发展证明，只有永不寂灭思想的怀疑能力，永不停止对明晰与确定的东西的质疑，经常性地探讨所谓常识的思想根据，对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的“另一面”保持持续性的关注，哲学才能得到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的研究亦是如此。1997年6月，一场金融危机在亚洲爆发，这场危机的发展过程十分复杂。到1998年年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第一阶段：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 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
金属络合染料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 211.47点；28日，下跌1 621.80点，跌破9 000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 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 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 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第二阶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开出的药方未能取得预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 000∶1。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 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5、6月间，
荀子的思想
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第三阶段：1998年8月初，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一直跌至6 600多点。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斗，使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俄罗斯中央银行8 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券交易。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都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如果说在此之前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区域性的，那么，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说明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超出了区域性范围，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到 1998年底，俄罗斯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1999年，金融危机结束。 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可以分为直接触发因素、内在基础因素和世界经济因素等几个方面。直接触发因素包括：(1)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马上会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2)亚洲一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它们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
服从意识
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3)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的增加。(4)这些国家的外债结构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债务较多的情况下，一旦外资流出超过外资流入，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其不足，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内在基础性因素包括：(1)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膨胀。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当高速增长的条件变得不够充足时，为了继续保持速度，这些国家转向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顺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在东南亚国家，房地产吹起的泡沫换来的只是银行贷款的坏账和呆账；至于韩国，由于大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过于容易，造成一旦企业状况不佳，不良资产立即膨胀的状况。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2)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一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干预过度，特别是干预金融系统的贷款投向和项目；另一个是金融体制特别是监管体制不完善。(3)“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一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成本会提高，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二是当这一出口导向战略成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时，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相互挤压；三是产品的阶梯性进步是继续实行出口替代的必备条件，仅靠资源的廉价优势是无法保持竞争力的。亚洲这些国家在实现了高速增长之后，没有解决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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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因素主要包括：(1)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
越密切，但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民族国家间利益冲撞加剧，资本流动能力增强，防范危机的难度加大等。(2)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贸易和货币体制，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利。在生产领域，仍然是发达国家生产高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本身，产品的技术含量逐级向欠发达、不发达国家下降，最不发达国家只能做装配工作和生产初级产品。在交换领域，发达国家能用低价购买初级产品和垄断高价推销自己的产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和制度也有利于金融大国。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极其深远，它暴露了一些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为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健全宏观管理提供了一个契机。由于改革与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面复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经过克服内外困难，亚洲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进一步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发生在1997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继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对世界经济有深远影响的又一重大事件。这次金融危机反映了世界和各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缺陷，包括许多被人们认为是经过历史发展选择的比较成熟的金融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都暴露出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进行反思。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提出了要建立新的金融法则和组织形式的问题。本书试图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本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解脱本世纪初货币制度改革以后在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条件下各国形成的货币供应体制和企业之间在新形势下形成的债务衍生机制带
来的几个世纪性的经济难题，包括：（1）企业债务重负，银行坏账丛生，金融和债务危机频繁；（2）社会货币供应过多，银行业务过重，宏观调控难度加大；（3）政府税收困难，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相拌；（4）通货膨胀缠绕着社会经济，泡沫经济时有发生，经济波动频繁，经济增长经常受阻；（5）企业资金不足带来经营困难，提高了破产和倒闭率，企业兼并活动频繁，降低了企业的稳定性，增加了失业，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稳定。（6）不平等的国际货币关系给世界大多数国家带来重负并造成许许多多国际经济问题。以上问题最深层的原因，是货币制度的不完善和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产生的新机制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本书的思路是，建立一种权威性的企业交易结算的中介系统——国家企业交易中介结算系统，解脱企业之间的债务链，消除企业和银行坏账产生的基础，以避免债务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并减少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危害，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在这个创新过程中，还会产生国家税收和财政支出方式的创新，减少财政赤字的发生。同时，还会产生企业制度的创新，减少企业的破产倒闭和兼并现象，增强企业的稳定性。并且，还将对国际结算方式进行创新，对国际货币的使用进行改革。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的治理，而是对纸币制度所存在的严重缺陷的修正，是对货币供应和流通体制的创新，是金融体制的重大变革，并且，这种变革带来经济运行机制的诸多方面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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