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从形成到破裂,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无不与共产国际有关。共产国际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它一方面指导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民主革命纲领,另一方面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并实际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 【关键词】共产国际 第一次国共合作 贡献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它是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需要,共产国际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俄国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立即筹建第三国际寻老兵
(即共产国际) ,以便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在第三国际的直接领导和具体参与下,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民主革命理论,消除了国共合作过程中所遇到的思想障碍;第三国际还直接帮助国民党顺利完成了改组工作,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 一、共产国际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政策的变化
1920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成立了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作为具体指导东方各
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专职机构。当时,苏维埃俄国遭到帝国主义的联合武装干涉和沙俄白匪军的四面进攻。苏俄政府急欲摆脱困境。为了打通东方革命的道路,苏俄政府及共产国际便把目光集中到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上来。 然而从一开始,共产国际就以苏俄利益为中心,在中国民主革命的问题上急于求成。他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希望寄托在直系军阀吴佩孚及陈炯明等人身上, 对孙中山领导的南方国民政府表示出相当的淡漠和冷视。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苏俄远东共和国都主张联络吴佩孚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当时,苏俄的《消息报》也盛赞吴佩孚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此外, 共产国际还着意拉拢陈炯明。1920年4月,青年共产国际及苏俄政府代表路博到达漳州,会见陈炯明。魏金斯基于1920年秋拜见了孙中山,其目的只是想通过孙中山就“可以结识陈炯明将军”。可见共产国际及苏俄政府在开始时奉行联合吴佩孚、陈炯明以反对北京政府的政策。并且, 共产国际还把这种政策强加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左右党的方针策略、行动纲领。
然而,吴佩孚、陈炯明毕竟是封建军阀。他们只有在某些时候,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才有可能向民主革命阵线作有限的靠拢。当苏俄政府与北洋军阀政府在外交关系上陷入僵局时, 共
产国际最终不得不放弃接近“吴、陈”的方针,转而加强了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联系。共产国际对中国民主革命策略的重大调整,是促成国共合作局面形成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
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共产党制定民主革命纲领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召开。会议通过了“加入第三国际”等决议。不久,中国共产党就成为国际远东局的一个支部。随着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对中国民主革命策略的调整, 国共合作就成为共产国际与孙中山加强联系、苏俄同国民政府结成联盟的关键性环节。
而在当时, 中国共产党大多数领导人尚未转变思想。为了统一认识,1922年1月,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第一次杭州中央全会(即第一次西湖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扭转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认识。马林提出“共产党人放弃排斥国民党的立场,并在该党内部开展政治活动”。但陈独秀及与会者都强烈反对加入国民党,仅同意国共合作。西湖会议结束以后,陈独秀于4月写信给远东局负责人魏金斯基明确表示反对马林“关于全体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的提议”。1922 年夏,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回国,带回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文件和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革命,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
军阀的斗争。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及《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这个决议符合国共合作的基本原则,确立了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基调。但关于联合国民党的方式问题代表们仍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
医用灯泡为了进一步统一党内对国共合作的认识,马林于7月17日向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了一篇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他认为,在中国,只有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所控制的南方“尚可以开展共产主义运动”。他在报告中肆意夸大国民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横加指责。他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表示悲观失望,甚至错误地提出“一切工作到国民党内去做”的口号。
1922年8月,马林随苏俄特使越飞再次来华。马林这次带来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即“五月批示”。由于孙中山拒绝采纳建立联合政府,实行“党外合作”的建议,所以,就必须说服中国共产党接受加入国民党的建议,以解决意见分歧。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8月17北大校长跪母日召开了第二次“西湖会议”。张国焘、蔡和森等仍反对马林的主张。陈独秀也表示不同意马林的见解。但最终,马林以“中国共产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辞,压制党内不同意见。中共中央出于尊重
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第二次西湖会议统一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认识,确定了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针,从而奠定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俟后,共产国际于1923年1月专门召开了有关中国问题的特别会议,做出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是必要的”。根据国际决议,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6月12日在广州召开“三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对中国革命发展的新阶段以及对国民党、新三民主义、国民革命都作了客观、公允的分析。并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进一步完善了共产国际的既定政策,并以政纲形式在全党内贯彻执行,开辟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
三、共产国际帮助国民党改组并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从1922年9月开始到1924年1月的1年又4个月时间里,孙中山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加快改组国民党的步伐。在改组国民党的过程中,核农学报共产国际、苏俄及其驻华使节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国民党改组的主要推动力。
首先,帮助制定国民党改组计划。1923年5月底,马林和陈独秀应孙中山之请,共同制定了国民党改组计划。这个计划的重点：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宣传问题上,“计划中考虑把援款的三分之一用于重新组织革命的国民党和反帝宣传,余款用来在北方或西部地区建立一个军事组织。”孙中山高兴地采纳了这个计划。
其次,派遣“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考察。1923年8月,孙中山经与马林商定,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考察,并寻求苏俄的帮助。代表团的使命是 ：与苏俄共同讨论孙中山的军事行动计划,即以苏俄为后盾按照苏联红军的模式在蒙中边境地区组建新军,在中国新疆等西北地区建立军事战略基地,以便向直系集团和北京发动进攻。这个所谓“西北军事计划”,曾得到越飞的支持,但莫斯科却把它看成是“空想的”和“冒险的”,拒绝给予支持。代表团访问的主要目的虽未能达到,但迈出了国民党同莫斯科合作关系的新的步伐。
第三,鲍罗廷受聘为国民党政治顾问。1923年10月,鲍罗廷以共产国际代表和苏俄政府代表的双重身份到达广州,被孙中山委任为组织教练员后又聘请为国民党政治顾问,赢得了孙中山的充分信任。为了加速改组进程,鲍罗廷向孙中山提出了3项任务：（1）继续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在广州业已开始的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包括在广州、上海等大中城市创办报纸筹备国民
党“一大”代表的选举工作制订国民党“一大”宣言等。（2）坚守广州,谋取军事上的胜利,使之成为推进国民革命运动的根据地,并在广州建立一个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国民政府。（3）改组军队,使之完全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创立几所军事学校,培养政治工作人员。这些任务,成为国民党改组的指导方针。
第四,作出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决议。1923年11月28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大大加强了它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倾向和支持工农运动的政策,为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和制定国民党一大宣言提供了原则基础。孙中山以此为据,将三民主义发展为以三大政策为基础的革命的新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相一致,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纲领。
第五 ,说服孙中山放弃“建立全国政府”的计划。在国民党一大筹备期间,英国外交使团在发生海关冲突时,视广州政府为“地方性的”政府,令孙中山勃然大怒。鉴于此,孙中山决定在国民党一大会上取消宣言,宣布将广州政府改组为全国政府，并选举自己为总统。鲍罗廷认为雪卡毒素,孙中山的这一举动,将前功尽弃,会断送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的宗旨。指出“孙应该决定,是坚持己的纲领,从而转向右派,还是接受宣言,同左派一前进。”在这危急时刻,鲍罗廷决定在委员会上
设法劝说孙中山放弃这一口号,争取孙同意不宣布成立全国政府而只同意提出党要为之进行宣传的口号。鲍同孙进行了一次认真的长谈,结果孙中山同意取消 自己的决定,因而避免了这次危机的发生。
太极解
第六,起草国民党一大宣言。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鲍罗廷等为国民党一大起草了《一大宣言》,注入了三民主义的新鲜内容。孙中山在会上对三民主义作了重新解释,使抽象的旧三民主义发展为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国民党一大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基本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它“不仅是国民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孙中山政治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国民党重获新生,开创了国共合作进行大革命的新局面。
除此之外,苏联政府1923年3月还决定向孙中山提供近200万墨西哥元的财政援助,并于同年夏天向孙中山派出第一批军事顾问团以及创办黄埔军校等，从而大大加强了国民党的实力。
总而言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是国共两党发展的共同需要。国共两党面临着帝国主义这个共同的敌人,为了完成反帝斗争的使命,双方都急于寻求政治上的同盟者,而“党内合作”方式于双方都有利。当然,“党内合作”方式也有其弊端,两党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埋下了两党最后分
裂的阴影。但这种方式与大革命失败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否则就无法解释正是在“党内合作”下,国共两党得到了大发展,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当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只能说中共当时还处于幼年时期,不懂得和不善于如何利用“党内合作”方式去发展革命和壮大自身,在探索革命中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但是,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帮助,就不会有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就不会有大革命运动的高潮。共产国际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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