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基本社会经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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孑孓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基本社会经济形态
作者:***
来源:《新生代·下半月》2018年第10期
陈永棋
        【摘要】: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在政府及地方势力的推动下发生了有意义的变迁,在南京国民政府直接治下的蒋统区,实行了废除厘金、废两改元、发行法币等政策,这些都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起了推动作用。
        【关键词】:蒋统区 统一财政 伦理本位
        要探讨20年代末到全面抗战爆发前的经济形态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首先必须要注意的一点是从1927年南京政权建立到1936年,中国的18个省仍然有很大的一部分并不直接处于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一部分地方大军阀在自己的控制区内为了各种目的而纷纷进行着财政经济等方面的建设与改革,这是20-30年代中国思想界关于地方自治思潮的真正实践化。本文拟对这一时期蒋统区的城市经济形态做一有限探讨。“蒋统区城市经济形态”主要针对1927-1936年蒋介石控制地区南京中央政府的现代工业经济政策及效果进行分析。
制裁
        蒋统区城市经济形态
        工业与农业的“分立式”、“双轨式”运行是中国自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长期无法解决或者并无动力解决的问题。首先中国数千年来以农立国,严重缺乏西方现代的工业基础,即使经过晚清的洋务实践及近代工业初建也大多集中于官方、政府内部等,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可称的上是“杯水车薪”,而以城市和农村为核心内容的民众社会则长期难以得到与其体量相称的发展关照。清末的留学潮与庚子赔款计划的确为这个庞大又“顽固”的农业帝国提供了第一批革命、实业、文教人才,但先进知识技能与落后现实的脱节又急剧增强了实践过程中的变异。在20年代后期进入南京中央政府的官员中,一部分承自北洋时期的旧官僚,一小部分来自留洋归来意气风发的新式人才,但正如剑桥史中所言,“南京的领导人没有几个对农民问题感兴趣。即使他们对经济问题感兴趣,也主要关心现代经济部门。他们希望建立一个有意义的工业基础。”又因为这一时期由美国发源的经济大危机在世界大部分国家中蔓延,各资本主义强国纷纷受到严重冲击,这一事件既使中国卷入其中又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些许机遇。各国纷纷放弃金本位制,尤其是美国大量收购白银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造成市场上严重的通货紧缩,物价暴跌的同时使民众的购买力大幅缩水,以至于货币制度改革与政府的经济政策干预迫在眉睫。在蒋统区内城市工商业命运与政府决策联系紧交通安全与智能控制
大气稳定度
密。一方面是官营企业的垄断性经营与外企的倾销并存,民资举步维艰;另一方面是中央政府由于连年战争而激增的军费以及政府机构的细化而导致的官员数量增加所需的费用等都需要靠重税才能维持,这些税收导致大量企业破产倒闭或缩小规模,对工业发展产生严重影响。例如,1927年在上海有182家中国人经营的烟草公司,到1930年有三分之二倒闭。又如,棉纺织厂主不堪对棉线征收的联合税的重负,于1934年多次呼吁降低税率。转换角度,如果更直观的来看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工商业的进步,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线曙光,根据杨格的《中国国家建设的努力》中的基本数据,从1931年到1936年,中国的工业(满洲除外)年增长率为6.7%,十年来发电量增加了一倍,平均每年增加9.4%;棉布每年增加16.5%;银行储蓄(按照1928年购买力)增加15.9%,等等。如果从增长率这个宏观角度来看,这些数据与同时期其他大部分国家相比毫不逊。比如,德国在1936年的产量只比1929年增长6%,美国和法国则分别比1929年下降12%、21%。但由于基础量太小,这些增长率所代表的实际量很小,例如,1928年中国的发电量只有88万兆瓦小时,仅相当于苏联的五分之一,美国的百分之一。而这些绝对增长数据对于中国的实际需要来说实在显得微不足道。当然,在外部危机、战乱频仍、天灾弥漫的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不能不说已经是一种无奈中的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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