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与美国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发 生了重要的变化。以前，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重要特征表现为需求的增长 主要来自国外，资本的增长则主要来自国内，而现在，资本的增长更加依 赖于外国资本和台湾资本，而需求增长则依赖于本地资源。印证这种变化 趋势的是，近年来，长江三角洲的气势似乎盖过了珠江三角洲，上海与香 港的金融中心之争也是咄咄逼人，如果说香港、深圳和珠江三角洲是外向 型经济体系，那末上海和长江三角洲的经济体系在地缘和传统上则较多是 以内向(国内市场)为主要特征，这也是近年来跨国公司投资更多的选择 上海的原因。中国国内市场的重要性最终要超过国外市场，中国的发展模 式已经颠倒过来。 翻开世界经济历史地图就会发现，经济大国的近代工 业均发轫于沿海，但成功的大国经济很快就转向内地工业资源密集区，至 少美国的经济历程是如此。美国经济沿着这条道路发展起来的，而法国、 西班牙、荷兰、汉萨同盟则在相反道路上衰弱了。在南北战争以前，美国 的生产力和市场主要集中在东北部，但美国人并没有长期沉浸于外向型经 济的发展政策，而是调头西进，走“内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特殊是 19 世纪早期，运输业和通信业的新技术推动了美国经济增长。美国通过 其东部沿海的城市纽约和波士顿的金融中心从英国输入资本，运用这些资 本在纽约、宾夕法尼亚和俄亥俄等州建立了炼钢和采煤等新兴工业。这些 产品运往内陆，供应芝加哥等新兴城市和西海岸的城市。这些新城市则在 美国的腹地开辟出新的农业产地以供应世界市场。而加拿大、墨西哥和加 勒比海各国等周边国家向美国提供原材料和某些特定的制成品以满足美国 工业生产的需要。同时，从企业债券到股票融资等金融工具的浮现，标志 着 19 世纪末华尔街资本证券市场的成熟，这为 20 世纪产业重组和企业并 购提供了金融平台，那些 20 世纪的大公司和跨国公司就是以此为基础成
长起来的。结果，半个世纪以后，整个西部地区就为美利坚的民族生产力 先烈路所充溢，为美国迅速跨入世界强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20 世纪初，当美国 的民族生产力已足以称霸世界时，才打出“世界主义”和“门户开放”的 旗帜。 这个历史经验，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如“西部开辟”和 “启动内需”仍有借鉴意义。只是，这个经验对一个世纪之后的中国经济 所具有的挑战意味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那些在成长中具有 时序关系的阶段和
过程将被压缩在一个较短时期来完成。 二、作为 反例的日本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日本的经 济奇迹被归结为这样一种基本发展模式：在日本式经济中，政府为了达到 它的(贸易立国、出口导向)目标，在市场中同时嵌入了激励和抑制因素。 在经过长期的实验后，日本实行的国家指导而私人所有的经济体制是日 邓颖超照片
本二战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生产高效的经济体的主要因素。南韩和台湾学习 了它的主要原则和机构，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但自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当日本对美国的持续贸易顺差，即美国对日本的持续贸易逆差 开始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时，对日本经济成功的主流解释是它享有特 别优惠的汇率，这一汇率是美国在战后占领期间为了匡助日本经济复苏而 确老山击剑俱乐部立的，名义上 1 美元可兑换 360 日元。 1971 年，尼克松总统结束布雷 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迫使日元升值，削弱日货在国际贸 易中的价格优势。 15 年之后的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日本的经济规模有 两个德国那末大，在汽车、钢铁、电子产品、机器人、半导体、液晶显示 器和其他工业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美国人更是惊呼日本的“威胁”。像 尼克松一样，里根政府又寻求利用汇率缓解来自日本的经济压力。 1985 年 9 月 22 日，法国、德国、日本、 英国和美国的财长和中央银行行
长云集在纽约的广场旅馆，达成“广场协议”。美国和欧洲认为日本在国 际贸易中因其价格优势获得了太多好处，因此强迫日本允许一项抛售美元
的商议机制，在以后两年多时间里，这一协议导致美元贬值 30％，日元墨西哥海军陆战队 则相对升值。这就是著名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广场协议”，它成功地削弱 了日本产品的竞争力。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 1985 年 1 月的 1 美元兑换 262 日元升值到了 1987 年早期的 1 美元兑换 158 日元，日元升值导致日 货国际市场价格大幅上升。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恰当的经济政策应该是采取改革措施扩大内需， 将它的经济重点转向依靠国内需求而不是出口，形成互惠的而不是仅仅对 日本有利的贸易关系。开辟国内需求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池田勇人 首相的“收入倍增计划”，在一个人口规模是美国一半的社会兴起的池田 消费革命是日本开始经济起飞进入高速增长的基础。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日本同样有不少机会扩大内需，如住房、医疗、城市规划、城市交通很有 开辟潜力，但日本没有采取这条路线，进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和转形。 相反，日本却更加强化原有经济发展模式的方向，更紧地将自己和美国绑 非结构化数据管理在一起。在大藏省的命令下，日本银行
大幅降息以刺激投资。据东京的德 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估算， 1986~1991 年，日本共向新企业、设备和 研究投入了约 3.6 兆美元，目的是将生产成本减少 40~50％。结果，由 于没有考虑国际和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形成为了巨大的生产能力过剩。这导 致了日本至今仍没有克服的银行危机和经济滞胀。 由于利率太低，日本周汉坤 银行也向高风险和投机的借款人贷款，特别是房地产部门。日本的土地使 用模式过度地向农业用地倾斜，这构成为了对农场主有利的政治体制，而农 场主本身又是自民党一党统治的支柱之一。在这种结构下，日本的城市土 地奇贵。在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投资繁荣时，城市土地价格投机性上涨， 成为投机性泡沫的基础。土地成为了银行贷出巨额资金的抵押，这些资金又 被用来购买土地或者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同时，这些新获得的土地或者股 票又被作为抵押从银行里获得更多的资金。日本政府认识到土地价格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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