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莉莉 关大我
来源：《新闻爱好者》2011年第11期
摘要：人类学纪录片自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盛行以来，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拍摄体系，包括它的拍摄方法、拍摄技巧、拍摄原则等。在西方，这种拍摄理念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纪录片的拍摄中，并取得了很多优秀成果。人类学片的主要特征是它的科学性及科学意义上的真实，本文主要探讨人类学纪录片拍摄的基本方法及它对当下纪录片创作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人类学纪录片 本位视角 分享人类学 参与观察
吴文献事件
关于纪录片真实性的问题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无论是关于纪录片表象的真实还是本真的真实，对真实性的探讨一直是绕不过的壁垒。周欢在《真实：纪录电影的基石》一文中表示：“纪录电影的出现提出了一门全新的美学——纪录美学，而纪录美学唯一的原则就是真实，
因为纪录电影的宗旨就是记录现实、记录生活，而唯有真实的现实才是有价值的。所以说真实是纪录电影之所以称其为纪录电影的基础，是纪录电影的生命之源，是纪录电影的灵魂。”①基耶斯洛夫斯基认为纪录片在表达真实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发现“摄影机越和它的人类目标接近，这个人类目标就好像越会在摄影机中消失”，“纪录片先天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限制，在真实生活中，人们不会让你们拍到他们的眼泪，他们想哭的时候会把门关上”。可以说无论是理论研究者还是创作者都一直在探索纪录片的真实性，那么我们可否换一种方式来思考纪录片的真实性问题，即人类学纪录片的拍摄理念是否可以运用到纪录片的创作中呢？人类学意义上的真实不是表面的真实，而是能表达事物本质的真实，并探索出了一套科学的方法体系来确保这种“真实”，所以人类学纪录片的真实是科学意义上的真实。
视角——真实的起点
虽然摄影是一项非介入的活动，但是摄影行为仍是某种形式的参与，甚至有暴力的意味。在某种意义上，摄影机代表着权威，摄影机与被拍摄对象之间在权利、地位等方面是不平等的，拍与被拍、观看与被观看之间的关系是不平衡的，摄影机是主动的，而被拍摄
者是被动的，于是拍摄者与拍摄对象之间就构成了一种不平等的权利关系。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这部著作中说道：“拍照的行为还是具有某种掠夺性。给人拍照便是冒犯别人：那种看人的方式仿佛别人从未这样看待过他们自己一样；了解人的方式也仿佛别人从未这么了解过他们自己。”②
在人类学片的拍摄中，拍摄者在拍摄前首先要做的就是取得拍摄对象的信任，拍摄者要向拍摄对象解释拍摄的目的，使拍摄对象了解摄像机和拍摄者。拍摄者也要建立起对拍摄对象的信任，要积极与拍摄对象沟通、交流，从而消除拍摄对象对摄影机的戒备心理，使拍摄对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忽略摄影机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摄影机不仅不会吞没文化的个性，反而为人类学提供了一个自省与反省文化的场景。“反省并非仅仅是自我意识到的，而是充分地自我意识自己的哪些方面有必要展示给观众，使他们了解设置过程和最终作品，要懂得展示本身是有目的、有意识的，而不只是自我陶醉或偶然地展示。”③
人类学片在摄制中引入了“本位”（emic）、“他位”（etic）方法，即“本位视角”、“他位视角”。“本位”、“他位”是语言学中的两个概念，后来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被引入到人类学的研究中。本位立场是站在局内人的立场来对待所研究的文化，代表着局内人的世界观；他
位立场是站在局外人的立场来看待所研究的文化，代表着一种外在的、客观的观察。科学性是人类学拍摄活动的目标，它的任务是把生活的原生态客观地记录下来，如实反映客观现实，因此，本位视角方法对于人类学片的拍摄非常重要。“所谓按照‘本位视角’方法来拍摄，就是要从所拍摄的文化的直接拥有者的角度来拍摄。”④马凌诺夫斯基认为，人类学家的最终目的是深入了解当地人的观念及对世界的看法。“本位视角”方法就是从当地人的视角出发，如实记录他们眼中的当地文化形态。这种方法不仅可以避免由于拍摄者对本地文化的不了解和自身文化上的优越感等因素带来的对本土文化的误读，还可以从当地人的视角出发，更好地了解当地的文化，以达到如实记录他者文化的目的，从而向客观真实的世界又迈进了一步。
在西方人类学界，很多人类学家将“本位视角”方法作为了解某一地域文化的主要途径，他们借助于某一地域本地人的视角来了解当地的文化，这种理论和方法也被广泛地应用到纪录片创作实践中。Discovery频道自2003年起连续四年在中国推出“新锐导演计划”，其宗旨是与本土导演合作，通过本土导演对中国的生活形态和文化行为等基于“本位视角”方法的记录来了解中国的社会状况。获得第77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大奖的作品《生于妓院》（Born Into Brothels: Calcutta’s Red Light Kids，别名《加尔各答的孩子们》）
中，导演泽娜·布里斯基（Zana Briski） 来到印度加尔各答，打算拍摄一部关于题材的纪录片，结果她对这里的孩子很感兴趣，而孩子们也对她和她的相机产生了兴趣，于是她花了几年的时间和孩子们相处，并从纽约给孩子们带来照相机，对那些孩子进行摄影培训，她组织了一个摄影班，让片中7个小主角拿着相机去记录他们身边的世界。该片通过孩子们的视角记录了加尔各答的生活，展现了加尔各答难以为外人了解的状况。
近年来，中国的纪录片拍摄也开始尝试引入人类学片的拍摄方法，由吴文光策划的“中国村民影像计划”就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中国村民影像计划”中有一项是培训10个农民拍摄关于村民自治的纪录短片“村民DV计划”，吴文光对这些人员进行简单的技术培训之后就将机器交给他们，由他们来拍自己的村子，其中邵玉珍拍摄的《我拍我的村子》获得村民DV作品一等奖。邵玉珍用自己的视角拍摄了自己村子里的人和事，镜头中流露出的 “原生态”气息是“他者”无法捕捉到的。吴文光说：“（村民拍的）不管是DV影片还是照片，如果单从技术上讲，它们很多都是‘垃圾’。但事实却是，我们从中认识了一个农民自己眼中的农村。这是他们生活的地方，通过农民的眼睛认识农村和农民，对我们城里人来讲这才是更大的意义所在。”⑤
分享人类学——认定真实的双向把握
法国人类学家让·鲁什在人类学片的创作中提出了“分享人类学”（shared anthropology）的理念，他将摄影机看成是拍摄者与拍摄对象互动的中介，在纪录片《夏日纪事》中他进一步实践了这种理念。“让·鲁什用纪录片作为人类学研究的工具，不但推进了人类学的研究，更以人类学的观念影响了纪录片的摄制。”⑥传统的纪录片创作中，真实是单向的，有时候会因为对他者文化的误读而不被认可。有些人类学家认为大众媒介对再现异民族社会的愿望就像吸血鬼一样，他们在拍摄时只去记录表面的场景，甚至为了猎奇而不惜在屏幕上歪曲异民族形象。这里面存在着一个问题：影像是为谁拍摄的？为谁服务？如果拍摄者没有参与对当地文化的思考就不会有“分享”。“分享”才会使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形成一种平等、互动的交流关系，进而共同探讨被研究文化的本质。这种“分享”的理念，“其重要意义在于它超越了认定‘真实’的单向把握和超越了认定主体——客体的简单沟通思想，肯定了人类学家以影视手段对文化建构的作用以及表现了人类学家、摄影师共同对人性、伦理、价值、政治、权力的关注”⑦。
分享人类学的发展在创作上体现为本位视角，在国外，很早就有人类学学者、社会学
家在调研时将照相机或者摄像机交给被拍摄对象的实践，在我国“分享人类学”这一理念引起关注的时间并不长，将其应用到影像创作的实践也是凤毛麟角。但毋庸置疑，“分享人类学”给纪录片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式，带来了更广阔的纪实空间，在纪录片创作中我们不妨对此进行尝试。在上文中，笔者已经谈到了本位视角，在此不再赘述。
参与观察与纪录片拍摄
田野工作是由社会人类学之父马凌诺夫斯基开创的，它是人类学最主要、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人类学家获取研究资料的最基本途径。“所谓田野工作，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通过直接观察、访谈、居住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⑧田野工作要求调查者深入了解所调查的对象，在方法上要求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参与观察”是田野工作的主要方式，要求调查者深入现场，全身心地融入所研究的文化中，从而更接近研究对象的思想、行为。人类学纪录片从一开始就发明了“参与观察”方法，弗拉哈迪在拍摄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之前和爱斯基摩人共同生活了11年，在这个过程中，他细致全面地观察、感悟爱斯基摩人的文化行为，努力接近拍摄对象的精神世界，
从而在拍摄的时候摄影机能够无干扰地进入到拍摄对象的世界中。“我们发现，在拍摄前花在田野中的时间越长，我们的影片镜头就越好。如果与一位已在一个社区待过几年的人类学家合作拍摄，那么仅用3个月就足够了；如果不是这样，往往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我们通常试图在整个连续场景中注视一个或两个人，或试图从其中一名参与者的角度进行拍摄，我们把摄影机作为我们眼睛的延伸，就像观察者一样追随该场景……”⑨日本著名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为记录抗议成田机场扩建强占民居和耕地而制作的纪录片《三里冢》花费了他5年的时间，小川绅介不满足于表象的记录，为了拍摄到当地人实实在在的风貌，他带领摄制组亲自种水稻，记录稻子的生长过程，包括每天的气象资料、水温、风向、日照等，七八年时间一直在做这件事。最后小川绅介发现，用纪录片来描写心灵，并不是一件做不到的事情。
“参与观察”方法对一般的纪录片创作是非常有用的，拍摄者在拍摄之前所进行的田野工作是融入当地文化环境、进行深度访谈等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台湾资深的纪录片导演汤湘竹在拍摄每一部纪录片前都会做大量的田野调查，在拍摄纪录片《路有多长》前曾做过3年的田野工作。然而中国内地的纪录片创作非常不重视这种方法的使用，很少有纪录片导演会花大量时间去做田野工作，人类学纪录片导演郝跃骏也在感慨中国纪录片在观察方法
的使用上很不成熟，以至于一些比较新的纪录理念无法引入到纪录片的创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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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纪录片史上，人类学纪录片与一般意义上的纪录片一直处于互动发展的状况，一方面，人类学纪录片不断学习纪录片的视听语言，而另一方面，人类学片的拍摄方法会影响纪录片的创作，例如直接电影、真实电影的创始人都是人类学家，而这两种手法开创了新的纪实风格，直接影响了纪录片的创作，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兴起的新纪录运动就是受直接电影影响而出现的。人类学纪录片在创作过程中还进行了很多其他实践，比如本地视角、反射式纪录片、文化的深描等。邓启耀认为人类学的方法就是不断接近真相的方法，人类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深入、全面地了解被研究文化的本质。笔者认为，人类学的方法对于当下纪录片创作非常有启示意义，人类学片的很多拍摄方法都可以引入到纪录片的创作中，从而丰富纪录片的创作手法，拓展纪实空间。房地产平面广告设计
注 释：
莫理循 ①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版，第618页。
②苏珊·桑塔格：《论摄影》，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③⑧庄孔韶：《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63页，第247~248页。
④张江华、李德君：《影视人类学概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05页。合肥艾滋女
uc3907 ⑤金羊网，wb/gb/content/2006-05/30/content_11345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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