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莫比•迪克》为例
段国重
内容摘要：美国独立战争之后，随着宗教意识的世俗化、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个人主义的张扬，美国以清教为基础的传统共同体被逐步消解，而超验主义主体在个人意识得到极大张扬的同时也陷入唯我和超验的困境。因而，新的民族共同体和主体性有待构建，这既是政治需求，亦是心理需求。美国文艺复兴作家们在构建独立的美国民族意识和国族文学的时候，不得不思考自在性“独体”与互系性“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关系。赫尔曼•梅尔维尔的代表作《莫比•迪克》就描写了这一矛盾，并呈现了一组有关独体和共同体之间的对话：亚哈代表了西方传统中强调内在性与超验性认同的独体存在困境，暗示了有机共同体的不可能性；以实玛利代表了从独体走向共同体的救赎之路，却又指明了有机共同体的可能性。梅尔维尔的共同体书写对走出二十世纪思想界的“独体”怪圈也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梅尔维尔；《莫比•迪克》；独体；共同体
验收测试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美国文艺复兴文学中的主体间性伦理研究”（2016SJB75002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4m3
作者简介：段国重，男，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兴趣：英美文学和西方思想史。
Title: Writings on Community in Herman Melville’s Novels: Illustrated by Moby Dick Abstract: After the American Independence War, traditional American community based on Puritanism was gradually decomposed due to the secularized religion, growing capitalism, and rising individualism. At the same time, transcendentalist subjects were trapped in egoism and transcendence. It is both a political and a psychological demand to establish new national community and subjectivity. Writers and thinkers in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had to consider the conflicts between “singularity” and “community” in constructing America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literature. Herman Melville’s Moby Dick depicts such a conflict and presents a dialogue between American singularity and community: Ahab stands for a radical singularity, indicating the impossibility of true community, while Ishmael represents a way out of singularity towards community. In addition, Melville’s writings on community promises to throw light on the confusions around singularity in the 20th century.
Key words: Melville; Moby Dick; singularity; community
39段国重：赫尔曼•梅尔维尔小说中的共同体书写——以《莫比•迪克》为例Author: Duan Guozhong i
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2, China). His major research interest i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andWesternhistoryofideas.E-mail:********************
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发展，统治新英格兰近两百年的清教信仰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作为美国文艺复兴运动的灵魂人物，爱默生对清教教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主张用个人的灵魂和宇宙“超灵”作为衡量一切的新标准，推崇一种“精神的宗教，与机构无关，与仪式无关”（钱满素 9）。爱默生对“超灵”和“自立”的推崇使其被视为美国个人主义之父，直接推动了西方重视“心智”、“理性”等个体独立价值的个人主义传统走向高潮。随着宗教意识的世俗化、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个人主义的张扬，以清教为基础的传统共同体在十九世纪之初被逐步消解，而个体在得到极大张扬的同时也陷入唯我和超验的困境。新的民族共同体有待构建，这既是国家政治需求，亦是个人心理需求。这与18世纪的欧洲因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传统共同体消解，从而对全新共同体产生渴求有相似之处。爱默生、梭罗、霍桑、梅尔维尔、惠特曼等美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和作家在构建美国独立民族意识和国族文学的同时，不得不思考内在性“独体”与互系性“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关系。赫尔曼•梅尔维尔的代表作《莫比•迪克》就描写了这一困境。本文聚焦《莫比•迪克》中的“独体”与“共同体”书写，阐释梅尔维尔笔下共同体的消解，“独体”的困境，以及由“独体”走向“共同体”的救赎之路，以揭示梅尔维尔对美国独立战争前后所推崇的极端独立精神的规正，以及对美国超验主义所倡导的超验性和内在性的纠偏。
一、“独体”以实玛利
在滕尼斯看来，成员间能够共享精神世界的“精神共同体”是最高级别的有机共同体（滕尼斯53-55）。安德森和威廉斯的有机共同体思想与滕尼斯一脉相承，都认可共同体的内在有机属性：“共享精神文化和想象是有机共同体的核心，由于精神世界的相通，成员之间可进行真正的深度交流，并因之联结成一个能相互肯定和促进的亲密大家庭”（李玲 181）。美国超验主义是梅尔维尔所在的美国文艺复兴时期主导性的思想潮流，爱默生的“自我依赖”和“超灵”观念可被视为构建“精神共同体”的尝试。“一般认为，自我依赖强调自我权力在社会权力之上；这带来一种对自由的负面理解，认为自由脱离任何一种限制。但事实上爱默生的思想并没有把个人权利凌驾于社会权力之上，爱默生的自我依赖指引个人和文化共同走向二者共通的内在性原则”（Pease 204）。个体的自我依赖是相互独立的，但殊途同归，自我依赖最后使个体和文化/体都走向同一个精神原则，个人内在性灵魂与宇宙超灵合而为一：“（超灵）中包含着每个人的具体存在，并通过它与其他所有人合而为一”，并且，“只有一个心灵，每个人都是通向它的走廊，祈祷是它的住址，宗教是这一心灵的自尊”（钱满素 75）。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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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楚倡导不同个体共享同一精神世界从而构建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精神共同体”就是爱默生超验主义的最
终目的。
但是爱默生构建“精神共同体”的尝试与其对“独体”的重视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根本原因是抽象“超灵”的不可靠性。爱默生超验主义继承了西方柏拉图以降超验理式与现世存在之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把个人内在性“灵魂”与宇宙超验性“超灵”直接相连，将肉体和自然以及社会存在置于“我”与“非我”二元中的次元“非我”之中。这种强调“独体”的内在本质与超验真理的主体观念忽视甚或割裂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和心理性关联。在后世哲学家眼里这就是西方个人主义传统的痼疾——怀特海称之为“错置具体性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即把抽象、形而上的理念等误认为实在、具体的东西（安乐哲 12）。在爱默生同时代的小说家霍桑和梅尔维尔看来，超验主义就是值得质疑的。拉里•雷洛兹认为“爱默生作为先驱萦绕在霍桑的世界之中。在霍桑的思想中，爱默生既是父亲又是另一个自我……与爱默生的‘争斗’对霍桑的心理有着深远重要的影响”（Reynolds 61-62）。霍桑在对爱默生思想的反思中遇到了知音梅尔维尔。约翰•罗伊认为梅尔维尔以《莫比•迪克》为代表的创作，“挑战了他那个时代的‘伟大传统’，这一传统在美国超验主义中达到了高峰”（Rowe 66）。两位小说家塑造了一系列的悲剧性人物形象与爱默生超验主义主体观进行对话，这些人物形象的共性是他们的悲剧恰恰就在于寻求抽象灵魂与主体具象关系之间存在的悲剧性矛盾——共同体的崩坏与独体的隔绝。
梅尔维尔笔下的人物大都是封闭的、內视的、与他人隔绝的，体形象和滕尼斯共享精神文化、能够
深度交流的“有机共同体”大相径庭，但与后结构主义者南希《无用的共同体》中的“独体/单体”不谋而合。“在南希的理论中，共同体的成员不是个体（individuality），而是单体（singularity）；单体之间的最重要关系是‘你和我’，但其中的连接词‘和’并不表示‘并列关系’（juxtaposition），而是‘揭示关系’（exposition）——你向我揭示你，也就是对自我进行阐述。这样，所谓交流也无法形成内在的纽带和交融，而只是向外进行表述。这种共同体实质上是分崩离析的堆砌”（程朝翔 8）①。以实玛利孩童时被母亲惩罚被迫连续十六个小时呆在床上，半睡半醒之间他似乎看到有人坐在床边并抓住他的手，“我躺在那儿，极度恐惧，一动都动不了，也不敢把手抽离；同时又想，只要我稍稍动那么一英寸，这个可怕的魔咒就会被打破”（Melville 43）。一番挣扎之后，他昏睡了过去，等第二天醒来时，这一幕犹在眼前并持久弥新：“此后数天、数周、数月我一直想解开这个谜团，但越想越糊涂。时至今日，我依然迷惑不解”（43）。梅尔维尔在小说开篇就描写这一创伤性场景可谓意味深远，揭示了“独体”的本质特征就是与其他“独体”之间的排斥和无法沟通状态。科博在谈到以实玛利的遭遇时说，“看他者与被他者看同时发生使人陷入困境。被他者看压制了看者观看的能力并使其意识到‘我很脆弱，我有个容易受伤的躯体’”（Cobb 130）。这也使我们想起萨特在其《存在与虚无》中所描述的他在公园遭遇他者目光时的经历。借用罗曼•布莱森的话来说，（在他者出现之前）所有的视线都聚于看者一身，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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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者的出现，有些视线逃逸到了他者那里，“看者本身现在成为一条切线，而不是中心；成为一个消失点，而不是视点；成为了他者视域中的一个盲点……这个闯入者吸走了看者原有的一切，就像一个黑洞把眼前的一幕从看者自身吸入吞噬一切的黑洞”（Bryson 89）。梅尔维尔在十九世纪的文学创作与二十世纪思想家们的哲学思考相互印证，其实都是西方传统中“独体”存在焦虑的体现。以实玛利孩提时与他者的这样一次创伤性遭遇在其脑海中萦绕一生。
就像哈罗德•布鲁姆所说，以实玛利成年后成为一个“超验主义者和怀疑论者（像爱默生本人一样）”（Bloom 132），并延续了“独体”困境，与孩童时一样保持着与他人之间的隔绝状态。他的目光急切地投向缥缈的海洋和超验精神之上，并因恐惧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而把海洋作为拉康式镜像，寻求自我意识和身份的建立途径。在棺材铺前他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遇到出殡队伍他会下意识地尾随而去；要没有强大的道德自我约束，他会冲上街头打掉别人的帽子（Melville 23）。以实玛利的生活中充斥着死亡与孤，一个症状是他的眼睛变得模糊不清（grow hazy about the eyes）。以实玛利浑浊的眼球与爱默生在《自然》中描画的透明的眼球（transparent eyeball）之间形成了一对有趣而意义深远的对比与对话。同处于美国文艺复兴这一历史阶段，爱默生在实践其超验主义思想时自觉化身为一个透明的眼球，具有“灵视功能、环视功能和透视功能”（隋刚 11），看到的是超灵（Oversoul）及神性（Divinity），这一透明的眼球“肯定了人的本性，并在其核心发现了神性”（Robinson 10）。而在梅尔维尔这里，超验主义者以实玛利眼之所及净是棺材、出殡与使人产生想打掉帽子冲动的他人，世俗生活的黑暗取代了爱默生眼中那与世无涉的纯净与明亮。
梅尔维尔借以实玛利之口说出了超验主义主体观中的灵魂/肉身二元对立：“我认为我们极大误解了生死……我认为我的身体只是我更高级存在的影子。事实上，谁想要我的身体，拿走就行，我说，它不是我”（Melville 53）。以实玛利信仰柏拉图关于“形式”与“形式的复制品”之间的区分，因而不相信自己的视觉和具象的世界，不戴眼镜就爬到桅杆的顶端，并在那里陷入冥想之中，“在这样一个独自一人、适合思考的高度”，宇宙的原则在我周围环绕，这一场景恰如爱默生《自然》中描述的“透明的眼球”般的迷狂体验。在这样的过程中，主体意识暂时消遁，个体与自然的灵魂融合。然而，爱默生的人与神性交融的时刻在梅尔维尔笔下潜藏着危险。他借以实玛利之口说，在这种梦境中，只要手脚移动一寸，或双手一时拿捏不稳，“恐惧之下，你的身份会重回身边”。威廉•迪林厄姆认为：“梅尔维尔所描述的超验主义时刻跟其他有名的神秘主义者们描述的有所不同，因为他坚持这种体验中的欺骗性和危险性”（Dillingham 15）。此处所谓神秘主义者就指的是爱默生为代表的超验主义思想家。
可以说，梅尔维尔将爱默生仰视超验精神的透明眼球拉回到了尘世之间，甚至深入人物内心，借之创造了这样一个折射心理深处与文化危机的意象，与爱默生超验主义思想以及西方灵肉二元对立传统形成对比，进行对话。面对独体困境，以实玛利决心去浩瀚的太平洋捕鲸。以实玛利到了海边，发现“成千上万的普通人，如同默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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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世莲声的哨兵执勤一般，纹丝不动地立在镇子的周围，面朝海洋，怔怔发呆”（Melville 23）。如此多的人如以实玛利一般不自觉地来到了海边，浩瀚的大海像一面巨大的镜子，以其独有的魅力诱惑着他们。由此可见，以实玛利并不是特例，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当中的一个，是19世纪初美国个体存在的普遍写照，梅尔维尔借此描绘了美国超验主义独体体像以及共同体的失效。
二、“独体”亚哈
与以实玛利一样，梅尔维尔笔下的亚哈是一个超验主义主导下的极端“独体”，而他统领下的“裴廊德号”捕鲸船算不上有机的“共同体”，只是作为“机械聚合体的社会”（滕尼斯 19）。如果说“裴廊德号”象征着美国，那么在梅尔维尔看来，美国只是将“独体”机械聚合而成的“社会”，远远不是有机的能实现成员间深层交流的“共同体”。梅尔维尔借助亚哈和“裴廊德号”进一步描述了当时美国共同体的消解和危机。莫里斯•布朗肖的“负面共同体”与南希“无用的共同体”一样，都是解构滕尼斯、威廉斯等“有机共同体”的思想。在布朗肖看来，所谓共同体只不过是由没有共同体的人组成的（the community of those who have no community），因为“我只能是一种孤立的存在，个体间无法深层交流，真正的有机共同体因此不可能存在”（Blanchot 1-24）。亚哈对与船员间人际交流的排斥，对超验理想自我的追逐，对镜像性自我的迷恋，以及对他者的唯我主义认知都深刻揭示了梅尔维尔对美国文艺复兴时代主体生存意识的反思。亚哈恰如一头密苏里骇人的熊，在冬日里舔食自己的手掌，灵魂被锁在躯干当中，连基督教信仰都引不起他的兴趣。于是，像以实玛利一样，唯有大海的无际镜面吸引着他。处于独体困境
中的亚哈和以实玛利都铤而走险，踏上捕鲸船，驶入杳渺大海的巨大镜面，去追寻投射“独体”自我的超验灵魂和神性。
水意象是美国文艺复兴文学中重要的隐喻之一，爱默生强调“水的象征可能性”，认为水就是语言本身（Emerson 50）；惠特曼说：“水流就在脚下，我与你面面相觑”（Whitman 9）；而在梭罗那里，“水是地球的眼睛”（Thoreau 437）。水在超验主义者透明的眼球端详之下呈现出一种神秘主义彩，折射出神性与超灵。这一意象到了梅尔维尔的小说创作中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水隐射着人的无意识冲动和弗洛伊德式的自恋情节：“希腊神话中关于纳西萨斯的传说就极有深意。他跳进水中自溺而死的原因，是他无法拉住自己那个投在水面上的美丽的倒影”（Melville 24），并且，“在任何江河湖海中，我们都见到了如自己一样的倒影。这即是那说不清、道不明的虚虚实实的生活所投射的倒影，问题的解答也在其中”（25）。恰如纳西萨斯所面对的水潭一般，人们纷纷来到海边在那巨大的镜面当中寻求自我，结果反而葬身其中，因而蕴含着某种神秘的死亡意味。
中国电信互联星空大海中有亚哈纳西萨斯式的倒影，那头白鲸恰如亚哈的镜像。亚哈对白鲸的情感绝非单一的愤恨，白鲸亦非单纯的大自然或上帝的象征。亚哈毕其一生想要杀死白鲸，不如说他是想要与之合二为一，达到某种意义上的身份认同，从而实现自我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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