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级历史上册 第7课维新变法运动 天演论与严复素材 北师大版

天演论与严复美女特工传奇
天演论》震动了中国
    检验医学与临床严复1895年在天津大狮子胡同1号居所翻译完成《天演论》,并于1898年正式刊刻出版,极大地震动了当时的思想界,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书写了辉煌一笔。
留学英国时即留心西学
严复作为洋务派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1877年至1879年在英国学习海军期间,就十分留心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广泛涉猎了达尔文、亚当·斯密、卢梭、孟德斯鸠、边沁、赫胥黎等人的著作。他还结识了洋务派人物、清廷出使英国大臣(相当于今之大使)郭嵩焘,郭嵩焘“见府君(指严复)而异之,引为忘年交。每值休沐之日,府君辄至使署,与郭公论述中西学术政治之异同”。可见严复当时对中西学术及政治的研究已颇有心得。1880年起严复连续居津长达20年。1885年至1894年间,他曾尝试走传统科举的路子,以实现平生抱负。为此严复捐了监生,并先后在回福建和赴北京四次参加乡试,结果都落选了。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使得严复从科场梦想中惊醒过来,他感到不能再走科举这条迂缓的路了,于是转而与爱国志士一道,通过舆论大声疾呼,积极
宣传维新变法运动。 1895年3月4日至9日,严复在天津的《直报》上发表《原强》一文,比较全面地提出了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文中指出:“彼西洋者,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自其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自其官工商贾章程明备观之,则人知其职,不督而办。其为学术也,又一一求之实事实理。推求其故,盖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其于朝,则建民主,开议院,其于野,则合公司,用公举。练通国之兵以御侮,加什二之赋以足用。” 路径规划
译《天演论》有政治目的
《天演论》原名Evolution and Ethics,即“进化与伦理”,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著作,最初发表于1893年。1895年严复开始翻译此书,未数月而脱稿,取名《天演论》。天演者,实即进化之谓也。 严复翻译《天演论》的政治目的,就是用进化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原理,反对顽固派的保守思想,向国人敲响祖国危亡的警钟。严复相信赫胥黎关于生物发展的规律,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认为世界是一个大竞争的局面,在竞争中,谁最强横有力,谁就是优胜者,谁就能生存,否则就要灭亡。 严复书稿译出后不胫而走,当年在民间就有刊行者。1897年,严复将修订稿在天津《国闻周刊》上
连载,1898年,又将正式定稿的《天演论》交挚友天津维新派学者卢弼正式刊刻发行,这就是著名的慎始基斋《天演论》刻本,也可说是《天演论》的标准本。
《天演论》在思想界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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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演论》译成出版后,轰动了整个中国思想界,尤其是在上层人物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著名散文家吴汝纶这样的封建士大夫,看了《天演论》后也倍加赞赏并欣然作序:“抑汝纶之深有取于是书,则又以严子(指严复)雄于文。以为赫胥黎氏之旨趣,得严子乃益明。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
当时维新派的许多重要人物,更是对《天演论》称叹不已。梁启超一直钦佩严复,他是最早读《天演论》译稿的人之一。康有为一向目空一切,但从梁启超处看到《天演论》译稿后,亦谓“眼中未见此等人”,承认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 《天演论》在正式出版之前,就已誉满于主张维新的士大夫间。1898年定稿刊刻后,《天演论》对于社会的影响就更深远了。当时,小学教师往往拿它做课本,中学教师多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做作文题目。关心中国存亡的爱国青年,也都争相阅读此书。鲁迅在《锁记》一文中曾说,他在南京上学时,“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的
很好的字,开首便道——‘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于是鲁迅“一有闲空,就照例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这本书使严复成为当时全国响当当的人物。
严复在津书信史料价值很高
严复在天津居住20年,正是他精力充沛之时,读了大量的中西文化典籍,发表了百余万的文字。据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严复集》统计,120多万文字,其中有三分之二是在天津完成的。严复在天津期间,给家属、亲友写信,也是他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严复集》共有书信359封,其中在天津写的就有75封。
严复的书信是研究中日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运动的宝贵资料。
金善雅电影如严复在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1894年9月23日)给陈宝琛的信中详细记载了甲午海战的情况:“自战后,东边告急之电,日数十至,合肥(指李鸿章)知事棘,乃饬刘盛休带军八营赴援,军从鸭绿之大东沟登岸,丁禹廷督海军十一船护送之。十七日,倭亦以十一艘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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逜,自午至酉,恶战三时,倭沉三艘快船,力尽而退,我亦失致、经二远,并超、扬两艘;定远受千二百余弹,几沉不沉,铁甲之为利器如此。”
又如严复给好友汪康年的信中载有八国联军侵入天津后的有关情况:“以仆所知,则庚子天津失守时,法军藉口拳匪以盐坨为根据地,伏而开始攻击,领廨因而没其积聚之盐,嗣于天津未收之时招商包卖,孙仲英出而承之,乃大得利,然以此几不免矣。若盗卖盐坨,则决知其无此事也。和议既定,卫城租界所增拓者何限,而中国局厂廨署,如东制造局、海军公所等,皆一去不还,彼皆非买而得之也。”从中可以看出严复书信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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