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卫体协不变法则：适者⽣存与优胜劣汰
阻垢剂评价2019-09-01
摘要：借助于明政府“中开”政策迅速兴起的陕西商⼈体，曾经以⾃⼰⾮凡的勇⽓、耐⼒和智慧赢得了世⼈的认可，取得了巨⼤的商业成就，纵横全国各地长达400余年，⽽被列为中国传统社会⼗⼤商帮之⼀。但是清末陕⽢回民起义却使其从总体上解体，基本退出历史舞台，成为我国近代解体最早的商帮之⼀，这是陕西商帮留下的⼀段历史之谜。本⽂研究认为陕西商帮在近代解体有政治原因、社会原因，更有时代局限、思想根源等⽅⾯深层次的原因。明清陕商衰落验证了“优胜劣汰、适者⽣存”这⼀千古不变的法则。 关键词：明清时期；陕商；衰亡过程；衰亡原因
中图分类号：F729；K248 ⽂献标识码：A ⽂章编号：
兴起于明代的陕西商⼈（商帮），经历了明中期的⿍盛发展、清代中前期的再度辉煌，到清末时逐渐衰落，不久后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对于明清陕商衰落的过程及原因，许多前辈学⼈⼗分关注，并进⾏了⼴泛的研究和探讨。这⽅⾯⽐较突出的是钞晓鸿，其在《明清时期陕西商⼈资本》中提出，明清陕西商⼈把⼤部分的商业利润⽤在了奢侈消费和提⾼⾝份地位上，陕商衰落的内在原因仍有待加强研究；钞⽒在 其后发表的⼀系列论⽂中讨论了明清陕西商⼈与关中当地社会的互动与联动性问题，认为明清陕西商⼈注重消费、不重视积累，注重⾏义举，在⼀定程度上对商业的积累不利。①李刚在研究明清陕西商⼈时认为，清代末年，国家政局不稳、陕西经济条件恶劣、农民起义是明清陕西商⼈⾛向衰落的主要原因。[1]⽥培栋在《明清陕西社会经济史》⼀书中对明清陕商的衰落做了研究，认为明清时期陕西当地赋税繁重、商业环境恶化，⼤量的商业资⾦被⼤量投资于典当、⾼利贷等⾏业，因此未能有进⼀步的发展。[2]⽀雅惠在其硕⼠论⽂《陕西商驮诮代解体的原因探析》中认为：陕西商⼈在清末衰落的原因在于其观念的落后和思维的保守，在时代的极⼤变化⾯前难以适应，⼤量商业资本最终在战乱中损失殆尽；《探析》作为学位论⽂，收集的资料较为全⾯，是这⽅⾯难得的专题研究。
对明清陕商在近代衰亡的相关问题，先前的许多学者所做的研究和贡献是值得肯定的，使后来者有了较⾼的基础和起点，可以沿着他们的⾜迹继续深⼊。笔者不揣浅薄，认为清末陕商⾛向衰落不可能是单纯的政治原因、经济原因、⽂化原因或者洋货冲击所造成的，在这些表层的或者⼈所共知的原因之外，应该还有更进⼀步的深层次的原因。我们提出这样⼏点讨论构想：第⼀、清末陕商⾛向衰亡是由于战乱所导致的，此事是偶然还是必然，“”是不是压垮陕商的最后⼀根稻草；第⼆、明清陕商独特的兴起和发展过程，是否能够摆脱时代和地域⽂化的羁绊；第三、如果说存在于思想根源上的问题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那么明清陕商的内⼼世界是什么样⼦的呢；第四、清末陕西商帮⽆可救药地⾛向了衰亡，与其同⼀个时代的晋商、徽商、⼭东商⼈也都在清末⾛出了世⼈的视线，我们不禁要问传统商业、商⼈是否有可能向现代商业、商⼈转变呢。
⼀、清末陕商衰落过程
（⼀）内忧与外患
（1）内部的不利因素。晚清政局动荡不安，清政府为了弥补更加⼊不敷出的财政状况，实施⼀系列限制打击民族⼯商贸易的经济政策，如陕西本地就有9税68捐，②严重地制约着陕商实⼒壮⼤重振雄风。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清政府为筹措镇压农民起义的巨额军晌，于咸丰三年（1853年）在扬州仙⼥庙等地开设厘⾦局，征收⾏商货物过境税⾏厘、坐贾货物交易税板厘，厘⾦即⼀两银的1%。各地纷纷效法，厘⾦征收遂成定例，陕西征厘⾃咸丰⼋年（1858年）正⽉省城设⽴厘⾦局始。陕西厘⾦重，名义只取货值的1%，实际征收⼀般超过5%，“如药材、⽊料等有⽤之物反或取百之⼆⼗⾄三四⼗”。[3]板厘由州县地⽅官指收报解，⾏厘设卡专收，“东有同州潼关⼤庆关三河⼝芝川龙驹寨；南有兴安⽩河紫阳汉中略阳阳平关；西有凤翔虢镇长武；北有宁条梁镇，久之⼜益以四关三原⽯泉眄县蜀河漫川关龙王{宋家川临渭⼆华府神葭扶d咸礼等局”，[3]“每年约征收28，3559两，低于福建，⾼于河南”。[4]273太平天国被镇压后，陕西厘⾦未被取消，反⽽更增。[3]
（2）外部洋货冲击。鸦⽚战争后，洋货凭借政治特权及价廉物美的强⼤竞争⼒⼤肆倾销中国，使中国沦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附庸。陕西布商、⽪货商、茶商、⽔烟商受到洋货的强烈冲击相继衰落。1865年中国第⼀次出现贸易⼊超，此后⼊超数字愈来愈⼤（1872-1876除外），其中“洋布、洋纱
在整个中国进⼝贸易中的地位逐步提⾼……到1885年，棉制品已经以35.7%的优势压倒鸦⽚（28%）⽽居进⼝第⼀位。棉制品的地位，⼀直维持到20世纪的20年代”。[5]702中国传统棉纺织业迅速衰落，传统布商趋于⽡解。⽪货贸易⽅⾯，⾃近代以来，西北⽑⽪贸易完全服务于洋⼈的需要，陕西⽪货商因釜底抽薪⽽⽡解，只有少数买办化的⽑⽪商获得发展。光绪末年，西⽅⽑织业迅速发展，洋商和洋⾏深⼊中国西部各地把持⽑⽪收购。“洋商深⼊陕北，⼤量收购⽺⽑、⽪⾰……⿊⽺⽪，运⾄⼭西绛州，就地售洋商，或运天津出⼝，岁销三四万⽄……⽩⽺⽑运⾄宁夏横城，⽔运⾄包头，再转运天津出⼝，岁销20余万⽄”，[4]223陕北⽪货商因⽑⽪货源锐减⽽衰落。陕西茶商在西南边茶市场上受到印度茶叶的严峻挑战。印茶经科学培植，机器⽣产，质⾼价低，在19世纪70年代取代了华茶居国际市场主导地位，其势⼒渐⼊西藏市场，尤其是1880年亚东成为商埠后，“1889年包括茶叶在内的印英货物总值从149254卢⽐增加到1894年的701384卢⽐，6年间⼏乎增加了四倍”。③同时，西⽅机制卷烟的流⾏也给陕商以致命打击，兰州⽔烟根据地之⼀凤翔陈村“因纸烟的畅⾏……步⼊每况愈下的道路，烟坊的⼯⼈由多减少，由少到⽆，各⼤烟坊在民国30年前后相继歇业倒闭”。④上海、天津的陕西⽔烟商也于1930年陷⼊销售停顿状态，濒临倒闭。
（⼆）战乱的⼲扰
同治元年（1862）⾄光绪三年（1877）波及西北五省的陕⽢回民⼤起义，使陕西积聚了220多年的社会财富毁于⼀旦。陕商
主体分布于关中西安府、同州府及凤翔府，尤以富庶的渭河沿岸最为集中。陕⽢回民起义⾸发于同州府⾸⾢朝⾢（⼤荔、渭南），燃遍⼋百⾥秦川达7年，“关中三府⼆州39个州县⼏乎全都卷⼊起义烽⽕之中，同州、西安、凤翔三府是回民围攻的重点，受其进攻的县城有23座”。[6]有乡居传统的陕西商⼈在故乡遭遇灭顶之灾。如⼤荔⼋⼥村“李姓为⼤族，且多财东，该村焚杀甚烈”。[7]101华县崖坡“原有姬、王、刘三⼤富户，富商多了，银钞亦多，故有‘银崖坡’之名。回变时，回兵曾⽕烧此村”。乌龙学院
[7]73泾阳“焚掠南关，杀店主⼴林”，[8]“韩家湾、阎家堡、陶家村，原多富户……⾎流成河”。[7]274三原500多村堡，仅剩菜王、东⾥⼆堡完好。纷飞的战⽕使陕商⼈⼒资源及其积聚财富损失惨重。后清兵进⼊陕西，富裕的陕商⾸当其冲地被军晌匮乏的清军⼤肆劫掠。胜宝军在西安“兵勇成结伙，在城内恣意烧杀抢劫……楼阁、铺户民房尽数拆毁”[4]304；多隆阿派⼈偷挖了⼤荔李家的窖埋银100万两。[7]102兵荒马乱中，陕西商⼈经济实⼒遭到极⼤削弱。
内忧外患下的清政府⽆⼒⽀持左宗棠平回清军年900余万两的开⽀。三原富户捐资保护了东城后，捐资助剿成为定例。同治六年“局款告罄……富绅各出城店资本，共捐钱11万贯”。[7]248为⽀持清军输粟运械，三原县成⽴“永运局”，渭南富户阳郭镇姜家助“军饷⼆万七千两”，⑤远在⽢肃的渭南⼈权允清，“以所积粟⼆千⽯如数助饷，输麦两⽯，⼜捐500⾦以备犒军”。[7]45因形势所迫，陕西商⼈的⼤量营业资本转化为军费开⽀，使其资本存量耗散⽆余，经济实⼒遭到严重削弱。加上战后重振家园，亦耗尽⼤宗⽣产资本。战争使陕商“本藉被灾”，“家产荡然”。贸易四川、东南的陕西商⼈，⼤量抽资，
重建家园，《三原新志》总结道“原⾢⼠勤学问，民多商贾――数年不归，乡间⾃遭兵焚，⼈不聊⽣，救死不暇”。⼤荔李⽂科“贾于蜀，回判时，桑梓糜烂，乡⼈之商于川者，稔知⽂科忠信，公议集货举⽂科携归分给赡家……⽂科偕数⼗⼈携数百⾦旋⾥”。⑥
（三）资本损失殆尽
（1）巧取豪夺。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财源枯竭，陕西成为清政府晌源重地之⼀。《清实录》记载：“此时京铜及各军铜粮，均赖川陕两省接济”，商民荟萃的关中地带赋役负担极为沉重“陕西为财赋之邦，西、同、凤三府⼜为精华荟萃。近来⽤兵各省，皆借陕西协饷聊以⽀持，即京饷巨款亦多取此”。[9]北京条约6签订后，陕西负担赔款银30万两，与⼭西同居全国最多。陕西各州县普遍成⽴差徭局，按亩摊派兵差、流差费”每年不下100万串，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4]272以致“民⼒愈⾏不⽀，以有地为累，争相贱售”[10]319；陕西巡抚刘敏⼀见针⾎地指出“陕省民⼒之竭，苦在差徭。役车载道，摊派频仍，官吏借此开销，书役从⽽需索。脂膏竭矣，追呼如故”。[10]3191902年，陕西“规复差徭”以筹集庚⼦r款摊派任务，每年征银40万两，汇解上海。清政府残酷的剥夺使⼈民劳动果实被罗掘净尽，社会余财告罄。
（2）竭泽⽽渔。1852年陕西巡抚王庆云将清廷向殷实之家“暂⾏挪借，以助国⽤”变做“劝借并施”，强⾏勒借，“陕西3年内筹银200多万两。王庆云因此受到朝廷嘉奖”。[4]2741852年-1859年，陕西继任巡
抚⽆不⼤肆掠夺，仅“咸丰九年（1859）全年捐输共收银80余万两，强⾏捐借，竭泽⽽渔，竟⾄给照允许云南等省提饷委员在渭南劝捐”。[4]274强势政府的⽆穷掠夺使陕西商帮⽣存环境恶化，回民起义后更是衰弱不堪，“今则富户及⼩康之家，资财多遭焚荡；加以措办捐输，已属筋疲⼒尽竭，难望其再⾏义举”。⑦
弯曲刚度总之，清末多发的战乱，使多贸易东南的陕西各处富户“物⼒既已潜消默耗，⼜加本藉被灾，资产悉付兵燹，耕牧多废”。[11]601⽽“元⽓⼤伤，从此⼀撅不振”，[1]456失去了优化资本的基础，成为困守⼟地、⾜踏⼿耕的农民，在家乡赋税沉重、饥谨频发、社会持续动荡的环境下缺乏⽣聚教训的机会⽽复苏乏⼒，终于未能东⼭再起。[12]
⼆、陕商衰落原因探析
（⼀）时代局限性
⾃秦汉以来，我国历代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采取和推⾏了“重农抑商”政策，这必然影响我国古代商业和商⼈的发展。虽然封建社会后期商业有所发展，商⼈的社会地位也有些许变化，总体⽽⾔，这种变化是细微的、不显著的。在世⼈的⼼⽬中，商⼈的社会地位较为低下、在社会序列中⽐较靠后。研究表明，直到鸦⽚战争过去20-30年之后，商业和商⼈仍得不到社会的重视。
[13]即使是热衷于创办近代中国军民⽤⼯业的清朝重⾂李鸿章，在洋务运动时期也依然认为：“与其病农，莫如病商，犹得古⼈重本抑末之义”。⑧这表明，清末统治者们在思想深处仍然保守着“抑商”的传统。唐⼒⾏在研究我国传统商⼈的社会地位不⾼的情况时，提出明代时中国传统商⼈的社会地位已经出现了些许变化[14]；也曾讨论过明代传统商⼈社会地位的改变问题，即“⼠商合流、传统的四民观发⽣了动摇”等有关情况[15]；但朱英等研究者却提出了与他⼈不同的观点，即认为唐、余⼆⼈对明代商⼈价值观的整合及其影响估量偏⾼。[16]笔者认为，明清时期我国传统的商品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没有出现“重商”思潮，封建王朝所制定的经济政策变化不⼤，整个社会的主流性的观点仍然是重农抑商的。传统中国商⼈的社会地位较为低下，⾃然⽽然就会产⽣⼀种⾃卑⼼理，即对私有财产极度的不⾃信。以唐⼒⾏、等为代表的学者在研究近世商⼈的问题时，总是不由⾃主地持有乐观态度，其实是过于乐观了或者说与当时的史实不太相符。美国学者芮玛丽在《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书中，论述了同治时期中兴的⼤⾂们制定较为全⾯的中兴计划，内容涉及到了外交、军事、吏治、财政、农业等诸多⽅⾯，但是芮玛丽不⽆遗憾地发现同治中兴时期对振兴和发展本国商业并没详细计划，甚⾄连总的⼤计划也没有。[17]笔者在研究中也曾关注到了明以来“抑商”思想有“松动”、对商⼈的管制、鄙视有些许的“变动”，细⼼的读者也许会发现这种表达在⽤词上是⼗分谨慎的，⽆论今天的⼈们带有多少美好的期望，但事实就是事实，传统的封建社会对商业和商⼈的认识和态度是不可能出现太⼤改变的。明清陕商以及同⼀时期的其他商帮都⼀样不可能逃脱社会⼤背景的束缚和时代的羁绊，⽽这种束缚和羁绊往往是深⼊⾻髓的。
（⼆）地域的封闭性
宋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重⼼离开陕西⽽南移，陕西发展逐渐落伍。近代的陕西，深处内陆，关⼭险隘，落后的传统商路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极为有限，加之近代“交通建设事业⼏乎没有发展……陕西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状态中”，[18]120致使陕西因外来⽂明进⼊⼗分艰难、社会风⽓开化晚⽽越发落后。据汪敬虞记述“甲午战后，陕西学政赵维熙筹办织布局，终因‘陕西程途廖
远，⼭径崎岖，于⼤件锅炉轮轴，转运不易’[19]611⽽流产”；同时期的志书也记载有“近来各省⼈⼠前赴东洋游学者三千余⼈，⽽吾陕寥寥⽆⼏，固由僻远西陲，风⽓之开通较晚”，[20]有识之⼠柏易⒁獾剑直⾄1905年清政府新政后陕西才有31名官派留学⽣赴⽇接受西⽅矿务、路⼯、税务、法律知识的学习，所以传统思想仍占据统治地位。如“所谓竞争，进者争以德，不争以⼒；争以才艺，不争于机械；凡以机械争者，皆⾜以退化，⽽⾮进化之道”。[21]同时，闭塞⽽落后的交通也使西⽅⽂化在陕传播⼤不易。有资料记录陕西⼤儒刘光贲为挽利权，于1896年在陕西学政赵维熙的⿍⼒⽀持下积极筹办“陕西保富机器织布局”，被其好友长安藉的江苏巡抚赵舒翘破坏⽽失败。赵攻击织布局“弊多利少……我陕并⽆此异类……是开门辑盗，教揉升⽊也”，[22]92且驰书陕西“巫⾔纺织⼚之事不可办”，[23]114使陕西绅商“向之踊跃认股者⾄是皆冰消⽡解”⽽使“秦中纺织之成议遂破坏”[23]114；1897年著名教育家蓝⽥⼈阎培堂创办陕西第⼀份报纸《⼴通报》后，蓝⽥举⼈⽜兆镰⽬之“洋化……不顾中国⼈的体统……对他深为反感”，[23]114陕西⼈吴宓也不得不承认陕西在近代却“⿊憾醉梦，哀秦廷之⽆⼈……
欲凭⽂字，开通民智；敢借报纸，惊醒醉⼼，⽆奈众擎不举，孤掌难鸣”[24]⽽沉闷寂寥。研究传统商帮的学者都会注意到家乡环境、家乡的⽂化对商⼈的影响，⽽素有“财东乡居”的陕西商⼈在这⽅⾯就⾃然会显得更为突出，这些“乡居”的商⼈不仅难以接收到时代变⾰的讯息，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深深地沉湎于关中地区的保守闭塞的氛围中，这也就勿怪乎有⼈称当时的陕商为“⼟财主”了。
（三）思想的保守性
⽣于中华民族精神发祥地的陕西商⼈，在清政府“重农抑商”政策下，苦于陕西封闭落后的⾃然环境及传统“⼒农致富，以本守之”思想的严重束缚，在近代没能积极地顺应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潮流⽽投资近代⼯商业、开启其商业资本产业化的近代化转型道路，以致依旧拘泥于传统商业经营模式并将赚得的巨额商业利润凝固于⼟地、豪宅、窖藏及⾃⾝⾝份性地位的⼤肆塑造等⾮⽣产性资本的巨量消耗中，故没有实现其传统商⼈向近代商⼈的转变。
通过对陕商利润的考察，笔者发现陕商的确存在如钞晓鸿所说的“资本积累贫乏症”，即追逐商业利润的决⼼和⾏动的不⾜。许多商⼈把经商作为“……苟可以⾜⽤，则⽣道所关，如是⽽已”⑨或者“财取⾜⽤⽽已役”，便“弃绝不为”⑩甚⾄是“⼈贵知⽌，有⾜富者，⾮可以必终，何⽇仆仆然⽏有已期也？”?这些史料表明，明清陕西商⼈存在着“不积⽽好散，不重视积累却注重消费”的情况。同时，许多商⼈还以奢侈的⽣活来求得⼼理的满⾜，许多⼈为了改变商⼈“唯利是图、⽄⽄计较”的社会印象，转⽽追
求“重情仗义、贤良孝悌”，即“财不贵积，贵散⽽成穗”。?许多陕商在处理家庭及家族内部的财产问题⽅⾯，主张兄弟之间“机会均等”、“利益均沾”。他们希望以这种⾏为向社会宣⽰：⽣意⼈不但懂得情感、⽽且注重情感，以期得到⼈们的尊重。相关研究者认为，明清陕西商⼈的这种积累欲的贫乏⽽消费欲⾼涨，竞争意识淡漠⽽⾝份意识直接造成了⼤量商业利润的耗费，向其他资本的转化则困难重重。[6]
江苏公路信息网（四）商业模式传统性
笔者曾经讨论明清陕商的兴起过程与原因，在此过程中深深地觉察到陕商与⽣俱来的封建性。如同晋商、徽商⼀样，明清陕商的崛起壮⼤不是陕西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多是服务于明清政府巩固西北边防需要，继承⾃⾝“西北贾多秦⼈”的悠久经商传统，紧紧抓住政府在陕推⾏“⾷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及清政府屡次平定西域实⾏的“随军贸易”政策，基于封建⾃然条件下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全国民众对⾏商沟通有⽆、调剂余缺的长途贩运⾓⾊的需要，经过贩茶川湘、运布江浙、输盐川淮、鬻⽪陇伊、销烟江南⽽发展壮⼤起来的明清商业贸易资本集团，故⾃⽣来就具有浓厚的封建性。
[12]吴承明提出始于洪武初开中法的陕西商⼈从事的是“⼀种特殊的贸易⾏为，离‘纯商⼈’尚远”。[25]206李刚认为“明清时代的陕西商⼈亦属封建商⼈”，[1]471因为“明清陕西商帮的产⽣及其活动，是
适应封建官府的需要并在很⼤程度上是为封建官府服务的”。[1]471从事封建性商业经营、⾮“纯商⼈”的陕西商帮，在近代闭塞的陕西不可能像宁波商帮、洞庭商帮、⼴东商帮那样主动地“跟上时代的潮流，转换为资本主义的商帮”⽽成为近代“新型的资本主义⼯商业集团”。[26]70财东乡居的传统是近代陕商求⽥问舍、窖藏财富、在家乡塑造⾃⼰⾝份性地位的有效组织系统。这种系统虽使陕商获得了农商兼营的巨⼤收益，保护了或经放贷增加其窖藏的财富，提升了⾃⼰的社会地位，但也使他们与剧烈转型的时代潮流及瞬息万变的市场更加隔膜。李刚在论著中指出“使他们更多和更容易地向农民阶层流动，更多地转化为富民，⽽不可能转化为‘市民’，失去了与近代化转轨的历史机遇”。[27]280
（五）资本的⾮商业性消耗
⼀⽅⾯是奢侈性消费。明清时期，⼤量陕西商⼈长期在江南经商，难免受到江南当地⼈⽣活⽅式的吸引。温纯的《雅约序》⽈：“（三原）商贾⾐饰⼤率袭吴越⼴陵。”?温纯之⼦温⾃知⽣活于明末清初，他记载这种变化是：“吾⾥风俗，近古⼈，尚耕读；晚近牵车服贾，贸易江淮，靛服艳妆，稍染吴越之习”。?⾄清季依然，且有过之⽽⽆不及。乾隆时三原县令张象魏
⽈：“舡⾢夙号殷繁，富商⼤贾，履厚席S，甚⾄践曳绫绮，狼藉膏粱”。?关中其他各县，特别是商贾较多的州县，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另⼀⽅⾯是⼴⾏义举。如三原商⼈马正⽤，抚养两侄，两次”各赠百⾦”；其⼦马骥、赡养族⼈马会元，⼜为马锡熊成亲，照料马锡命的遗婿及幼⼦。?华州王福栋，“凡
邻⾥亲族有不再炊，婚丧不能举者，周恤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明清陕商家庭内部还存在着“析著”现象，如韩城强敬业，以商致富，“均与弟，⽆私财”。?径阳冯升麟，累资巨万，但家中男⼥近百⼈，“以所获家资，匀作五，因丁增灶”。?第三是兴宅置地。如渭南孝义镇的严家在“四川和西安有⽥产”[7]47；“赵家的银⼦多得搬不动，埋在乔家的地⾥”[7]64也说明了乔家地不少；阳郭镇的贺家“在蓝⽥新街⼦有⽥庄，附近的⼟地皆被他占有，以⾄原上农民相率迁到河北”[7]41；李家“有⼤量⽥地，在渭南县的中西区和蓝⽥县的东西两原上也有⼤量的出租地，家中设有六⼤账户，渭南县西关外的冯家堡还有分账户，有多⼈分管按时收取租息”?⼤荔⼋⼥井的李家“前拥有⼟地⼀万亩”[7]50；羌⽩镇温家“占的⼟地很多，难以数记”[7]90；在封建政府“重农抑商”的总体经济政策下，经营商业风险⼤，利润不稳定⼜⽐较⾟苦，相⽐⽽⾔，购地出租，坐收地租之利来的保险，加之经商致富，露财于外，有盗贼之忧，⽽贩买⼟地则可以使货币浮财转化为⼟地，盗贼“虽有千钧之⼒，亦不能负之以趋”。?
（六）错失向现代商⼈转型机会
近代以来，随着世界、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化，传统商业也⾯临着⽣与死的考验。站在商业发展史的⾓度，近代以来传统商⼈都⾯临着向现代商⼈转变的问题，即传统商⼈向现代商⼈转变、传统商业向现代商业转变、传统经商思想向现代经商思想转变。梁⼩民在《成功转型的宁波商帮》⼀⽂中提出宁波商帮作为代表的⼀部分传统商⼈体成功地实现了向现代转型。[28]宁波商⼈在思想上积极接受新事物，经商地域向上海等地转移，经营项⽬也实现了巨⼤的转变。⼀是现代轮船航运业的发展。传统的
沙船贩运原本是宁波商⼈的主要经营领域，⾃鸦⽚战争之后，欧美企业的⼤型轮船在中国境内开展航运业务，直接影响到宁波商⼈的传统商业经营，宁波商⼈却乘机主动由沙船贩运转向轮船运输业，并且在中国的航运业中占据主导地位；⼆是现代银⾏业的发展；三是进出⼝贸易、制造业、房地产业、保险各种新兴产业的发展；四是采⽤了欧美式的制度。在这些新的变化⾯前，宁波商⼈不仅没有退缩，⽽且顺应潮流取得发展和进步。
笔者在搜集资料时同其他研究者⼀样想设法搞清楚⼀个问题，即明清陕商除了⾷盐、粮⾷、茶叶、布匹等商品的长途贩运之外是否还涉及其他商业领域？我们也注意到了明清兴盛⼀时的泾阳、三原的制茶业、⽪⾰业，但是详查之下发现当时的制茶也罢、⽪⾰硝制也罢都是为了长途贩运。钞晓鸿不遗余⼒多⽅搜集这⽅⾯的资料，曾到个别商⼈在关中平原投资产业的例⼦，如华阴县有“华阳川铅⼚”，系乾隆13年“题准商⼈开采”，年产铅从数百⽄⾄10万余⽄不等，旋“因洞⽼砂绝”，于乾隆30年正式封闭。?该⼚时间短、规模⼩，因此投资该⼚的陕商应该很少。笔者认为，近代传统商⼈只有实现商业资本的产业化转型，才能健康地发展。近代商帮迥异的发展道路及其截然相反的命运趋势深刻地阐明，在剧烈的应激性近代转型社会环境下，商帮积极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完成⾃⾝近代化转型对其⽣死存亡的决定性意义。
三、余论
（⼀）兴勃亡忽
明清陕商由兴盛最终⾛向衰亡，可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明清陕商按照其独有的⽅式完成了⼀段历史。⾝处闭塞落后家乡的陕西商⼈，在近代封建保守性思想浓厚，⼀⽅⾯表现为死守成规，漠视近代⼯业⽂明，如泾阳⽜峋“守先祖旧规以为⼦孙效法，⼀⾔不敢妄发，⼀事不敢妄作，⼀钱不敢妄取……凡事必求反⼰，忍耐吃亏”。[21]泾阳吴蔚⽂“谨守先业更⼴⼤之，然⼤要仍尊祖规”。[21]认为“所谓竞争，进者争以德，不争以⼒；争以才艺，不争于机械；凡以机械争者，皆⾜以退化，⽽⾮进化之道”，[21]充分反映了狭隘落后的陕商不合乎世界资本主义时代潮流的封建保守性，使得其在近代依旧因循守旧于传统商业的经营领域，遏制了其近代化转型萌芽的诞⽣。另⼀⽅⾯表现为易于满⾜现状，“财取⾜⽤⽽已”，?“⼈贵知⽌，有⾜富者，⾮可以必终，何⽇仆仆然⽏有已期也？”?泾阳刘君“贾久之，乃叹⽈‘夫当羡⾮有分也！⼈⽣不⾄于寒饿已亦，独奈何役役弗休？’遂罢归辟⽥园”。[21]使得陕西商帮因缺乏进取精神⽽不可能独居近代商帮翘⾸。第三、不思进取，⾸先，凡事求尽⼒⽽已，泾阳⽩季⼦“间贾巴蜀凉原间以佐农”，及第失败后，“⽗但⽈‘穷通有数，学第求⾃尽’”。[21]其次，做⽣意顺其⾃然，看透捐官谋势助发展，安享财东乡居之乐，“不得科名⽽愤然措资捐纳，将与命争乎？盖不得科名则是命中不应为官矣！⽽世⼈从⽽捐焉，其不知命也”[21]；最后，⾏及时全⾝⽽退，惟德载福，“处事须退⼀步想。若⼀味⾃恃，恃富恃贵恃才，断未有不败者。要知盈虚消长是⼀定之理……功成⾝退，过则为灾，，天下惟有⼤功德⾜以载福，否则⽆妄之福即有⽣⽆妄之灾……君⼦要持盈保泰”。[21]故近代陕商没有积极主动开启⾃⾝的近代化转型道路，实现⾃⾝发展质的飞跃，反⽽在⼤⾏“保⾝保家”义举中耗散精⼒与资财。
（⼆）适者⽣存
经济史学者吴申元认为新商帮发展必须依托发达的⼯业中⼼及周边先进的交通运输⽹络，近代传统商业集散中⼼让位于新兴⼯业基地，因为“近代商业的发展要以近代⼯业为基础、以近代化的交通运输条件为杠杆”，[29]385吴进⼀步强调说“所以商界巨⼦，⽆论从事何种新式商业，莫不以上海为创业基地，然后以之作⼤本营，向武汉、天津等其他长江沿岸城市和东部沿海城市发展”，[29]385葛剑雄也提出宁波商帮、洞庭商帮因及时进军近代新兴通商⼤埠上海，积极从事新式商业⽽取得最佳的商业经营成就，⽽近代仍旧固守已经衰落的长江三⾓洲、坚持单⼀经营的徽商，因没有及时进军新兴⼯商业中⼼上海以开启⾃⾝的近代化转型⽽解体。[30]最后，以与时俱进、紧扣时展脉搏的商业经营理念及现代商业操作⼿段武装⾃⼰，才能迅速⽽健康地持m发展。在近代复杂的转型社会环境下，只有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及时开启近代化转型的商帮，才能健康发展，否则⾃取灭亡。庄维民认为⼭东传统盐商、典商及钱商在清政府正杂税义捐勒逼、农民运动频发勃起、多处开埠通商及外国银⾏的冲击下迅速衰落，[31]周伟在研究中发现，晋商在清末将票号业务渗透⼊⾏将灭亡的清政府肌体⾎脉内，还多次以“不愿受制于⼈”拒绝将⽆限责任制的票号改组为组织完善民主、投资⼯商业、⼿续简单、实⾏有限责任制的银⾏，甚⾄将组建⼤清户部银⾏的机遇让渡给江浙财团，使之成为民国⾦融界雄霸天下的商业巨⼦，[32]168致使⾃家票号⽇益衰落，⾟亥⾰命“清亡票号亡”，晋商随之覆没。
总之，清末陕商⾛向衰落既有政治原因、经济原因，更由于深层次的⽂化、思想、观念等⽅⾯的原因。
商业的发展的确离不开的政治局⾯及有利的社会经济环境，同等重要的是整个国家、社会的商业⽂化、⼈们的思想观念及经商态度，后者往往不能引起研究者⾜够的重视。通过研究，我们对清末陕商衰亡问题提出⼏点总结性的看法：第⼀、清末陕商⾛向衰亡表⾯看似由于“”等事件所导致的，其实，陕商⾛向衰亡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清末战乱只不过加快这个过程⽽已；第⼆、明清陕商独特的兴起和发展过程、⽆法摆脱时代和地域⽂化的羁绊，其思想根源上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决定了陕商的最终命运；第三、明清陕商在清末衰亡不是个案，晋商、徽商也都没有摆脱衰亡的命运，⽽同时，宁波商⼈、⼴东商⼈却能纷纷向现代商⼈成功转型。可以说明清陕商的衰亡再⼀次验证了⼀个“优胜劣汰”、“适者⽣存”的千古不变的法则。
注释：
①钞晓鸿《明清时期陕西商⼈资本》，《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区
象征主义域社会·商业资本·商业⾏为》，1999年《第⼋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
集》；《传统商⼈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明清陕西商⼈与关中社会为例》，
《厦门⼤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②宋伯鲁：《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三四、三五《征榷》，陕西省通志馆，民国⼆⼗三年铅印本；杨
增新：《清末陕⽢概况》，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176页（《清末陕西各地杂捐名⽬及课则明细表》）。
③四川民族志编辑组：《清代四川藏区的边茶贸易》，《四川⽂史资料选辑》第
11辑，第42⼀43页。
④冯国深：《凤翔陈村镇的“⽣”字⽔烟》，《陕西⽂史资料》第23辑，第65页。
⑤《续修渭南县志》卷⼋，第7页。
⑥《⼤荔县志稿》卷⼀，第18页。
⑦贺瑞麟：《三原县新志》卷⼋《杂记》，光绪六年刊本。
⑧李鸿章：《李⽂忠公全集》，“朋傣函稿"，第6卷，第37页。
⑨康对⼭：《康对⼭先⽣全集》卷36《封承德郎刑部主事张公墓志铭》。
⑩?康对⼭：《康对⼭先⽣全集》卷34《封承德郎吏部⽂选清吏司主事马公墓碑》。康对⼭：《康对⼭先⽣全集》卷41《咸宁李处⼠墓志铭》。
《G⽥⽂集续补遗，来槐亭封君墓志铭》。
乾隆《三原县（刘）志》卷16《艺⽂》。
（明）沮⾃知：《海印楼⽂集》卷3《重修三原⼟主庙碑记》。
乾隆《三原县（张）志》卷8《风俗》。
乾隆《三原县（刘）志汤卷10《⼈物》。
乾隆《再续华州志》李卷8《⼈物中》。
乾隆《韩城县志》卷7《孝友》。
《续修件桥镇志》艺⽂下《孝⼠冯元传》。
贺佩云：《渭南西塬的姜贺李刘四⼤富室》，渭南⽂史资料第6辑，第202页。
张英：《恒产琐⾔》《皇朝经世⽂编》卷3，第904页。
乾隆《华阴县志》卷4《建置》。
参考⽂献：
[1]李刚.陕西商帮史[M].西北⼤学出版社，1997.
[2]⽥培栋.明清陕西社会经济史[M].⾸都师范⼤学出版社，2000.
[3]宋伯鲁.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三五）[Z].陕西省通志馆，民国⼆⼗三年铅印
本.
[4]郭琦等主编.陕西通史·明清卷[M].陕西师范⼤学出版社，1998.
[5]孙健.中国经济通史[M].北京：中国⼈民⼤学出版社，2000.
[6]钞晓鸿.明清时期陕西商⼈资本[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1）.
[7]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M].陕西⼈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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