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兴起的原因
一般认为票号的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大、货币流通量的增加，出现了不同地区债务清算和现金平衡的问题，而依赖镖局运送现银进行货款清算既不方便，又不安全，因此对金融业提出了新的要求，票号便产生了。这实际上只是票号产生的背景而非原因。票号作为一种金融机构，以经营汇兑为主要业务，其产生需要两方面的因素：政府对金融及相关业务管制的松弛；市场需求和环境变化使专门经营汇兑业务变得有利可图。 1、政府对金融及相关业务管制的放松
明清时期，政府对商业和金融业的控制逐渐放松，使得民间自由的商业贩运贸易活跃和大商业资本兴起。典当是中国最古老的金融行业，但在明代之前主要是由寺庙和官府所经营，从明代开始允许自由经营，出现了山西、福建、徽州等地典商为突出代表的地域性典当业行帮。清代则出现了皇当、官当、民当多头并举的局面，政府将当铺纳入征税体系，开业者须先呈报申请、领取当贴，并使用法律、行政手段对典当业进行调整和规范，民间开设当铺已 经完全合法化。钱庄产生于明代中后期，最基本的业务是钱币兑换，后来逐渐发展出存放款、发行兑换券、票据结算业务。票号产生前，清代还出现过印局和账局两种金融机构。印局出现于明末清初，是一种商品经济发展和城市贫民、小商小贩融资需要而产生的民间小额借贷组织，其主要业务是发放印钱。账局亦名账庄，是专营交款、放款业务的金融组织，大约产生于清雍正、乾隆之交。唐朝的飞钱、宋朝的交子、会子、关子虽都具有汇兑或纸币的性质，但这些金融机构主要是由官府所控制，并与政府财政密切相关。民间性和商业性的票据至迟在明中后期已经出现，并得到政府的默许。这些票据的名称有“会票”、“期票”、“兑票”、“粮贴”、“钱贴”（凭贴、兑贴、上贴、期贴）等，具有汇票、支票、本票的性质。
总之，以上情况说明明清时期私营金融机构已经逐渐取得了合法地位，政府也允许存放款、银钱票、会票等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的经营。因此，对金融及相关业务管制的放松为金融创新和票号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2、市场需求使得经营汇兑业务变得有利可图
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清代后，商业资本按照其发展的客观规律，开始越来
越多地伸向生产领域，产业投资的丰厚利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商人直接从事手工工业生产，逐渐形成了全社会对资金的巨大需求。然而当时的社会资金供给能力却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握有巨额资产的商人、商帮、官僚、地主由于惧怕商业领域的巨大风险，仍然维持将资金投资于土地、政治、教育领域或干脆闲置的习惯，社会个体之间的资金融通活动以及原有的融资组织如旧式钱庄、当铺由于缺少规模优势，已经不能适应社会性融资活动的需求。
古代中国“以家庭血缘关系”为本位的伦理观造成了经济史上“人情化、半人情”化交易占主体地位，极度缺乏法律传统和契约意识的制度环境。从社会经济发展整个过程来看，“人情化、半人情”交易方式只能适应分工和专业化程度较低、交易范围与复杂性都不大的经济实体。在全社会性的资本交易的活动中，由于双方都面临陌生的交易环境，交易费用大幅提高，必须要求“非人情化”交易方式，但“非人情化”交易对全社会制度环境的转变又不可能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完成，票号的出现为缺乏信任的交易双方提供了可靠的交易中介：票号的经营者在以前的交易活动中已经建立了良好的信誉，而且票号业主们又拥有丰厚的资金储备。票号出现后，其提供的“汇兑、划账”功能，通过票据汇兑、账面划拨，在真实了解双方财务状况的前提下，简易了交易过程，降低了交易风险，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同时促
进了商业活动的广泛发展。在巨大的资金需求下，从事票号业务的利润是相当丰厚的，当时的票号利润分为两部分：一是获取存、贷款利息差额。据历史记载，当时票号的存、贷款利率差额平均在四厘左右，即月息0.004左右，针对票号每年高达几百万两的存、贷额，利息收入是相当可观的。二是经营汇兑业务所得。据记载至20世纪初，这种汇兑业务达到了数以千万两计的规模，每千两汇费按四两计算。由此可见票汇每年的利润率是极高的。
票号早期经营者几乎都是山西商人，原因主要有3点：
1、资本积累。
山西商帮在明朝时已与徽商一同列于各商帮首富的位置，作为盐商，他们在雍乾时的活动范围要超过徽商，作为典当商，几乎与徽商平分秋。经过近200年的资本积累，实力已经极为雄厚。
2、经验支持罗先特区
山西商人一直有从事资金借贷的传统，他们经营及典当业的早期活动是颇有名气的。与票号产生直接相关的活动是票号的前身—账局，账局约产生于雍乾之交，同样由山
西人经营，与当时中俄在恰克图的边境贸易有关，账局较早出现在太原、汾州、张家口和库伦等比较重要的北方商业城市，以对工商业者开展存贷款业务为主，此后集中向北京发展，初期的账局只从事信贷而不办理汇兑业务，后来一些信誉卓著的商号，利用它们在各地的分店或其他方面的关系，逐渐兼营不同地区的汇兑业务，由于账局的经营方式，经营范围与票号相差无几，为日后票号的经营活动积累了丰富经验。
3、高效管理
山西票号在其组织上亦有独到之处，在票号创立时，由出资人和经理出面，邀请三到五人，书立合同，规定资本若干两，以若干两为一股，盈亏按股均分。更为重要的是，尽管票号发展初期的环境十分自由，几乎不受政府管制，甚至不用纳税。但是山西票号的业主们并未因此而忽略了对票号的管理，反而制定了严格的“号规”来协调、管理票号庞杂的日常运作：首先，日常事务均有经理负责，业主平时不过问票号的具体业务，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在一定程度上的分离；其次，设置人力股若干，由经理视职工工作表现，酌定他们人力股的数额，用以奖励员工的工作绩效，在业主与员工之间建立起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再次为防止对遍布全国的分号管理失控，进一步制定了分号向总号和其他分号的报账
规则，分号职工的书信、汇款、省亲规则。严格的管理使票号的运作越来越规范，业主们就可以分出精力去开拓新的领域，不必为已有的产业搞的精疲力尽了。
总之。政府对金融及相关业务的管制为票号提供了环境保障，市场上供求双方的共同作用促进了票号的形成，晋商凭借其成功的资本积累、经验支持、有效的管理经营票号赚取了巨大的利润，票号成为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金融组织，山西票号也成为了中国银行业的鼻祖。
二、衰败的原因
1．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
战争后，洋货潮水般涌入中国市场，严重打击了中国民族手工业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以晋商垄断长达200年之久的中俄恰克图贸易为例，第二次战争以后，沙皇俄国的势力开始深入我国各地，直接攫取土产品并推销其工业品，无须再与买卖城的山西出口商帮易货了，沉重打击了山西对俄贸易商帮，而且晋商在俄贸易又受到重税的窒息，复经战乱，财物惨遭掠夺，遂一败涂地。
2．清政府的腐败
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其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下，是一个强政治，弱市场的社会。因此，很多行业都通过和政府结托来增加自己的实力，晋商也不例外。19世纪40年代以前，晋商与封建政府的关系已经很密切，战争后与清政府的关系步步升级，以至清政府的命运，直接影响着晋商的兴亡。以山西票号为例，庚子事变后，光绪皇带曾传旨，电令各省解京饷款，改电汇山西票号。唯美主义顿时山西票号成为清廷总出纳。票号与清政府勾结，是因为它需要封建政府的政治保护和款项过账的业务利益，而清政府也需要票号汇兑机构的资金通融，共同的利益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各票号不同程度地钻进了清政府的财政体系。山西票号作为一种专营汇兑的金融机构已经腐化变质，这为其以后的衰败埋下了种子。通辽市工商局晋商富裕之际，正是清政府财政开支拮据之时，所以晋商成了清政府勒派劝捐助饷的主要对象，各级官吏更是巧立名目，贪婪地盘剥晋商。清政府这种无止境的大量搜刮，无异于杀鸡取卵，从根本上动摇和削弱了晋商的经济基础。后来清政府倒台，放给清政府及官吏的巨资也无法收回，晋商商号失去清偿能力，最终被北洋政府查封。
3．国内时局动荡
从咸丰开始，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化，太平天国革命、捻军起义、西北回民和云南苗民起义接踵爆发，国内战事频繁。当时军阀割据，土匪纷起，以致晋商票号各分庄损失巨大。如天成享票号仅汉口、西安、成都三处就被土匪抢劫白银100多万两，待大局稳定，共计亏损歼-8t200余万两；日升昌票号仅四川、陕西各分庄丢失现银30余万两。晋商票号向有“北存南放”政策，在京师吸收王公贵族及清政府的储蓄，而在南方贷出流动，因为南方革命不断，加上清室贵族官吏们的下台，许多资金收不回来，总共损失300万两以上，实力顿减。总之，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催毁了山西商人。
4、管理制度的缺失
山西票号股份主要分为银股和身股，其中身股制度是晋商票号的独创，即不出一文资金而凭借自己的劳动和资历参与企业的股份构成，它一般为掌柜阶层和资深职员所持有。银股是事实上的资本股份，而身股则纯粹是收益股。山西的这种票号制度使山西成为当时中国的“华尔街”，但是，山西票号制度中也存在着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以至于不能适应此后社会的发展。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山西票号虽然做到了所有权与
经营权的分离，但却没有形成更为科学合理的票号内部权力均衡机制。五颜六的小老鼠银股持有者的权利和责任同在，身股持有者却只有权利，而没有责任。权利和责任不对等的问题是票号制度的先天弊端。各个分号的掌柜和伙计们由于没有出资，便降低了对于经营安全的考虑，在经营过程中，为了追逐利润、增加分红额，看到利息较高，过大放款，而每当遇到突发挤兑时，便束手无策。当情况不好时，掌柜可以一走了之，因为债主会东家索债，而不会自己的麻烦。总之，票号中的身股制度使得其他员工只能靠物质利益为其动力，而得不到道德驱动力。这样一来，看似精明的管理机制，却成为祸败晋商的严重内疾。如大盛魁，由于后来顶身股的人越来越多、数额比例越来越大，初创者的后代认为利益分配失衡，要求大掌柜发难为其增加股份，大掌柜给三个东家都订为“永远身股”。几年后这些财东们再次发难，于是“永远身股”改为“财股天虎音乐网”，又把万金账上每股100 两的金额改为2 000 两。如此反复折腾直到大盛魁倒闭，东家和掌柜之间的矛盾斗争方才停止。第二，山西票号各自为政，并均采用无限责任制。所谓的无限责任制即意味着东家以其全部的家产作为票号债务的担保。各票号由于只顾及到自身的利益，视其他票号作为竞争对手，因此，很难产生向心力。由于单个的票号资本小，业务量不小，在采用无限责任制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经营危险。一旦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财东便一贫如洗失去了翻身的资本和机会。
同时，当时票号实行联号制，使其与其他产业有密切联系，使其经营风险所产生的破坏影响增加了。票号一旦破产，便会影响许多其他股东和工商业实体。这些都使得其抗风险能力十分薄弱。第三，人才管理体制的不适是晋商活力渐衰的直接原因。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我国许多企业在用人机制上都打破了原有的地方观念，在扩张规模的同时，从工业企业到商业企业，都打破了地域限制，打破了国籍的限制，以广泛吸收并引进各类有用人才。一些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企业大量招用华工尤其是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一些中国企业也聘用外国技师。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晋商的用人机制仍然坚持非本地人不用的原则，这使他们在人力资源方面日渐贫乏，同时也使晋商缺乏新的思想和方法的引进、交流，从而逐渐地失去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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