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原祖杰
来源：《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01期
[摘 要] 学术期刊的存在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依托一个健康、自律的学术共同体，而学术期刊对学术共同体建设又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其中包括引领学术潮流、推动学者对话以及通过评价杠杆强化学术伦理，以达到改善学术生态、推动学术进步的目的。 [关键词] 学术期刊;学术共同体;碎片化;学术伦理;影响因子
[中图分类号] 中图分类号G238 [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917（2022）01-0050-03
关于学术期刊跟学术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已有不少讨论，所形成的一般共识是，学术期刊的存在与发展应该依托学术共同体。谈到学术共同体，人们一般会想到世界最早的学术期刊《哲学会刊》及其所依托的伦敦皇家学会。这样一种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的策反者
组合在后来的历史中还可以到很多。当今欧美各国大小林立的学会、研究会大多也都有一份期刊作为其主要交流平台。但严格说来，学术期刊所依托的学术共同体又不限于其背后的学会。学术共同体应该是指具有共同或者相近学术兴趣的一学者，虽然其中的大多数可能是某个学会的成员，却并不意味着非学会成员就不是学术共同体的一员了，构成学术共同体的是一种自发的、无意识的秩序。学术共同体的成员是学术期刊的作者、读者和评审人。笔者今天主要谈谈学术期刊对学术共同体建设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一、贯彻国家意志，引领学术潮流
关于期刊引领学术的问题，笔者以前也曾经参与过这方面的讨论，在一篇小文中质疑这样的提法，认为它带有期刊编辑的傲慢与偏见。但从客观上来说，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期刊确实能够引领学术潮流。某些学术期刊，尤其是一些学会组织的旗舰刊，经常在学术共同体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期刊办刊宗旨的变化也会导致其所依托的学术共同体结构出现变化。譬如，1869年诺尔曼·洛克耶（Norman Lockyer）创办的《自然》杂志，本来依托的是一批以“X俱乐部”成员为主的欧洲顶尖科学家，是作为他们向大众介绍其学术发现的科普读物创办的。后来在一批年轻学者的推动下逐步转向面对业内学者的专业性学术杂志，也带动了科学研究的专业化走向。 罗平烺
既然期刊具有引领学术潮流的作用，民族国家就能够通过学术期刊来贯彻国家意志。当前中央倡导的构建中国特的话语体系，对于学术期刊的办刊方向显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如何贯彻党的大政方针，就是学术期刊编辑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发展科学文化、推动文明进步，本来属于人类的共同事业，但在民族国家依然是主流存在的当今世界，科学发展不能不受到国界的制约。科学民族主义最早出现于18世纪的德国。当年德国为了赶超在科学上领先的英、法等率先完成科学革命的国家，曾经实验过通过国家意志推动科学进步。1701 年即位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克一世在柏林建立了科学学会（Society of Sciences） ，目的就是要推动德国现代科学有计划、有组织地快速发展。深谙其道的德国医生洛伦兹·柯雷尔，在1778年夏天创办了一份《化学杂志》，其目标就是为德国化学家建立一块精神园地。[1] 柯雷尔的《化学杂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以某个科学领域为研究范围的专业刊，对德国化学的进步起到组织和引领作用，在人类科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足见国家意志和科学民族主义对于推动一个国家科学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乃至学术期刊的发展是卓有成效的。
二、推动学者互动，克服碎片化问题
当下世界，由于价值观念、研究方法和信息传播渠道越来越多元，被称为“碎片化时代”。反映在学术研究上，就是研究的题目越来越小、越来越细。如果能以小见大当然最好，但很多研究似乎做不到这一点，引发各种各样的批评与反思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十年前史学界就曾围绕史学研究碎片化的问题进行过一场讨论。尽管大多数学者都相信“细部和微观研究是宏观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但也不得不承认，国内史学界，尤其是社会史学界，过去数十年来存在的“碎片化”问题：“一种专为求新立异而开辟新领域新课题，缺乏总体关照的研究倾向。”[2]碎片化问题已经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也备受诟病。学者们认为“碎片化难免伤害历史学研究”，纷纷提出历史研究“要细节，不要碎片化”、要“克服碎片化，回归总体史”[3]。
而要克服碎片化，首先要了解碎片化是怎样形成的。针对历史学研究的碎片化问题，王晴佳回顾了受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影响的以探索历史规律为目标的19世纪历史哲学，尤其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典型，对包括年鉴学派在内的20世纪史学发展趋势产生的重要影响。王晴佳认为，“要探索历史的规律，具体一点说就是要研究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对此做出解释”，1970年代以前出版的历史著作大都以此为主要特征。但是，从1970年代以来，“史家逐渐失去了探讨历史规律的兴趣”，由“分析、解释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转
向“描写、叙述历史的事件”，进而推动了研究题材多种多样的新文化史的兴起。[4]
王晴佳从史学发展史的视角作出的观察自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新文化史或者社会文化史转向带来的碎片化问题在中国史学界尤其突出。国外史学界的大多数研究，即便聚焦的是一个微观的题材，却能够回应一个相对宏观的话题，也就是多数文章评审中经常提到的对当前研究有所贡献。20世纪末欧美史学界的选题大多能与汉娜·阿伦特和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扯上关系。不仅史学界如此，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等研究领域也被公共领域理论占领了，20世纪90年代公共领域成为一个典型的跨学科的理论范式。诸如此类的跨学科研究在国外学术界还可以到很多案例。而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过去一二十年的确出现了新文化史代表人物彼得·伯克所担忧的那种看不到“自己的‘领地’与其他领域的关联”的碎片化现象。[5]從期刊论文到学位论文，很多研究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往往是基于某些“新材料”的自说自话，互相之间没有对话，没有讨论，更没有批评。这种学风反映到期刊发表上，就是中国史文章变成了文献、档案的罗列和孤立解读;世界史文章在解读史料之外顶多加上对国外相关研究的介绍和讨论。随便检视一篇史学文章的文献引证，就会发现中国古代史的注释大多是古籍，中国近现代史的代之以文献、档案，而世界史的则全是外文。学者们各自为战，对学术史的梳理变成了网上搜索后
的形式罗列，每个人都想填补空白，互相之间没有对话、讨论与批评，自然也就难以形成中心话题;微观研究不到加入宏观话题的切入点，前后研究形不成学术接力，自然也就难以深入，难以取得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理论突破。要改变这样的局面，克服碎片化问题，学术期刊应该发挥引领和规范作用。
三、规范学术发表，强化学术伦理
学术期刊在克服学术研究碎片化问题上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以笔者所见，至少可以做到如下几点：
其一是引领学术话语，通过策划、组织期刊栏目，吸引学者围绕一些重大问题展开讨论，以此深化某些领域的研究。学术发表中，有一种可能是仅见于中国期刊界的奇特现象，就是某些期刊之间，为了追求引用率和影响因子而互相引用，或者是强迫作者追加参考文献，或者是编辑直接操刀补充注释。为此，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在统计转引率和影响因子时，不得不动用人力，追踪为数据而数据的互引现象，剔除无效引用。但是，这种“做数据”的学术不端不应殃及以选题策划、专题研讨和学者互动为主要形式的正常学术交流。期刊之间可以围绕共同关注的问题设置一些相同或者相近的栏目，组
织学者讨论，分享学者成果，并要求文章作者关注彼此的研究进展，尊重已有的研究成果。这样的运作模式，既能引领学术，深化对某些问题的讨论，形成像中国史研究中“五朵金花”那样能够写进学术史的成果，也能带来参与期刊影响因子的提高，从而体现影响因子作为学术影响力指标的本意。
其二是规范学术发表，通过趋于一致的学术标准提高学术发表的严肃性。有人或许认为学术发表的标准要有包容性，不应该是一刀切的。但在现代学术研究领域，严肃的学术发表的标准应该是趋于一致的。如果是一篇文章话题琐碎、视野狭窄、自说自话，无视在相关问题上有价值的已有研究，或者充斥着空话、大话、套话，没有资料、数据支撑，或者有叙无论，缺少主题和问题意识，这样的文章是没有发表价值的。没有思想的材料堆积就像没有技术含量的粗加工产品一样，是不完整的，对当时学问也没有多大贡献。所以我们的研究，哪怕所研究的是一个细小的问题，也應该做到以小见大，能够对当代重大的学术问题有所回应。湖南城市学院图书馆
在一个健康的学术生态环境下，一篇文章的学术影响力是可以通过影响因子得到衡量的。我们为什么要重视学术引用和影响因子？它不是评价机构拍脑袋拍出来的，其背后确
实存在着作为一种学术标准的合理性。所以，我们要理性地看待学术引用和影响因子，以及以这些指标为依据的学术评价。对于以“客观、公正、公平”相标榜的量化评价，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各种争论，我们在批评其经常忽视学科差异的同时，也不应该完全抹杀其对于衡量学术影响力的有效和积极意义。[6]这样，我们就把学术期刊对高被引率、高影响因子以及在与这些数据相关的量化评价中居于领先地位的追求合理化了。而要克服上述碎片化问题，学术期刊除了主动策划选题、引领学术之外，还可以形成一些大致的标准，鼓励学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互引），纠正一些学科，如历史研究、文学研究等人文学科只重原始资料、忽视学术对话的风气。以期刊为载体的学术发表本身就是一种学术评价，因此期刊不仅是交流、发表的平台，又是一种评价工具，利用好这个评价工具，我们就能推动学术研究的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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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强化学术伦理，推动学术共同体健康发展。期刊在学术共同体建设中还可以发挥的一个功能就是强化学术伦理、规范学术行为。一个健康的学术共同体，就像一个健康的社会，是不能单纯依靠法治去约束人们的言行的，应该充分发挥的是道德、伦理的约束力。在一些发达国家，人们的职业道德主要靠各种行业性协会加以规范。譬如美国各州的律师协会，就有权力取消一个行为不检点的律师的执业资格。我们的期刊协会也应该有类
似的作用。各家期刊在对稿件的评价方面，应该把学术道德、学术伦理建设放在一个重要位置：通过审查和检测，揭露学术不端;通过对一项研究的学术史方面内容的要求，鼓励作者尊重和关注已有研究;鼓励正当的学术讨论，培养良好的学术生态。仲伟民曾列举了一些论文写作中的学术伦理问题，包括引用史料的不诚实做法、故意忽视或贬低别人的观点，等等。[7]除了论文写作中的伦理问题，论文的评审和刊发也都会涉及学术伦理问题，而这些问题又都是可以通过学术期刊规范和学术共同体自律加以解决的。
[参考文献]
黎祥 [1] 原祖杰：《中外历史视野下学科建设方向与学术期刊定位》，《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2] 王玉贵：《“碎片化”是个问题吗？》，《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3] 章开沅：《历史研究：要细节，不要碎片化》（《北京日报》2012年9月10日;行龙：《克服“碎片化”，回归总体史》《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4] 王晴佳：《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与现代史学思潮》，《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象甲科
[5] 俞金尧：《微观史研究与史学的碎化》，《历史教学》2011年第24期。
[6] 朱剑：《科研体制与学术评价之关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7] 仲伟民：《论文写作中的学术伦理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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