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发展，特别是网络和通信技术的突破，国际关系也进入了新的时代。在当前的这个时代，国际关系的内容和形式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并导致国际竞争策略的选择和竞争策略的效果都与以往不一样了。在此情况下，以传统的地缘政治观念和阶级观念来理解当前的国际战略竞争，很可能使国家陷入被动局面。因此，我们需要突破地缘政治和阶级分析等传统思维来理解当前的国际关系。 就中美关系而言，当前有很多人认为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已经形成了“新冷战”，这种判断显然是以地缘政治学和意识形态的阶级分法为理论基础的。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处于网络时代，双方的战略竞争无论在内容、策略、效果、环境、领域、观念都远不同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不是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内容，代理人战争不再是中美青睐的战略选择，中小国家不再依据政治制度选边，东西方集团不存在，南北关系难引起关注。预测“新冷战”将来临有如上世纪50年代预测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发生一样，非常可能被历史证明是战略误判。本文将在网络时代的大背景下分析中美战略竞争的本质和特殊性。通用无绳电话
时代变迁与中美竞争与美苏竞争的异同
为了认清当今中美战略竞争的性质和特殊性，我们有必要比较一下冷战时期美苏战略竞争和当下中美战略竞争的异同。两者间的相同点决定了两场战争的共性，而不同点则决定了中美竞争与美苏竞争各自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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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场战略竞争的四点共性
非你莫属之藏龙卧虎第一，两者的性质相同，即美苏战略竞争还是中美战略竞争，其性质都是国际权力争夺。自古以来，大国战略竞争的本质就是国际主导权之争，美苏战略竞争和中美战略竞争也改变不了这个性质。由于国际主导权的总量是固定的，因此大国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必然是零和的。美苏战略竞争和中美战略竞争都是随着实力对比的变化而导致国际权力的再分配的，而国际权力的再分配则是必然改变国际秩序。苏联解体后，国际格局由两极转变为单极，国际权力开始向美国集中，于是老布什政府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目标，也就是建立美国拥有绝对国际主导权的问题。如今，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到美国能否继续拥有绝对国际主导权的问题。如果国际主导权在中美之间进行再分配，这将意味着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将会产生。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伦·斯金纳（Kiron Skinner）认为中美是文明之争，这不符合客观现实，因为中美竞争是权力再分配问题，而不是哪个文明主导世界的问题。如果我国错判了中美竞争的性质，那也有可能导致制定错误战略。学亦有道
westlaw第二，两者实力对比的趋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仅仅不过几年时间，世界就形成了两极格局，而且苏联是长期都处于相对较弱的一极。在苏联解体后的近30年里，多极格局始终没能形成，有关国际格局走向的不同观点开始出现。2018年挪威学者国防大学教授额斯登•腾舍（Østein Tunsjø）出版了《世界政治回归两极格局：中国、美国和地缘结构现实主义》，该书全面分析了为什么世界格局已形成两极。就此而言，两极格局的趋势使得中美竞争与美苏竞争有如下相似性：
首先，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确定性。冷战时的美苏和现在的中美，竞争双方都明确知道自己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谁。任何一方都无法采取试图隐藏自身实力的策略，不到第三方可以转移来自对方的战略压力，也都无法采取中立的立场，就是说，要避免使双方互为竞争对手是做不到的。有些中国学者建议中国重新采取韬光养晦战略，然而在一个没有第三方能改变中美相互为最主要战略竞争者的客观条件下是难以奏效的。美国的《2018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首要战略竞争者，并非是美国的冷战思维作怪，而是中美权力变化的使然。其次，其他国家在中美之间的立场变化难以改变国际格局。如今，俄罗斯、德国、日本等任何一国改变在中美之间的选边，都改变不了当前国际格局。如同在冷战期间，中国先是苏联的盟友，在20世纪70年代做出重大战略调整，并成为美国的盟友，但这种战略改变并没有改变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
第三，核武器使得直接战争风险不大。核武器在1945年出现后使美苏在冷战期间没有发生直接战争，不过它并不能阻止美苏之间发生代理人战争。如今，核武器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继续发挥着防止直接战争的功能，这就是说中美之间不会发生大战。核武器虽然没有防止代理人战争的功能，但由于美苏竞争主要在军事领域而中美竞争在经济领域，因此中美之间发生代理人战争的可能性远远小于冷战时的美苏。 第四，决定美苏竞争和中美竞争胜负的因素都是国家领导力。苏联解体之后，很多人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起初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军备竞赛把苏联搞垮了。这说法解释不了为何军备竞赛没有把美国、
猪肉价格趋于稳定朝鲜、古巴、以列搞垮。此后又有一些新的解释认为，苏联重视重工业而轻视轻工业，由于轻工业没搞好导致国家解
体。这说法无法解释为何其他轻工业没搞好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未解体？再后的说法归因于苏联政治体制问题。这说法无法解释为何中国、越南、朝鲜、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未解体。当然，还有把上述观点集中起来的文章。但这种说法同样没有说服力。目前对中苏进行比较研究后，一个较为普遍的共识是，苏联的解体源于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改革次序不合理。他应该先进行经济改革，再进行政治改革，而他领导的改革次序颠倒了。当然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不过，有一个观点是有较强说服力的，即如果勃列日涅夫没有去世，戈尔巴乔夫没有当选为苏联国家领导人，苏联就不会如此快地解体，这表明国家的领导比国家的政治体制具有更直接的决定性作用。
章百家同志认为中国是靠改变自己来影响世界。这个说法非常符合客观实际，但这并不是中国的特性，这是所有大国的共性。也就是说，崛起国和霸权国都是靠把自己建设强大或搞衰败来影响世界的。20世纪90年代国际格局从两极向单极的转变，原因是美国靠自己发展强大，苏联因其自我解体。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就是比哪国政府有能力领导自己的国家比对方发展得更快，倒退得更慢，这是领导力竞争，而不是制度竞争。
二、战略竞争环境的主要区别
除了上述相同点之外，美苏竞争和当前中美竞争也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中美战略竞争与美苏战略竞争具有不同的特质。在众多差别中，最为突出的是时代背景不同，即中美是在网络时代和数字经济时代进行竞争，这是美苏竞争时代所没有的环境。
第一，在数字经济时代，国家在资源上的竞争将不再集中于自然资源领域，而是数字经济领域。根据华为发表的报告，近年来全球数字经济增长迅猛，其增长速度是全球GDP增速的2.5倍。根据日本经济发展研究院的报告，在2016年，德国的数字经济占GDP总量的59.1%，美国占58.2%，日本占57.7%，韩国占43.3%，法国占39.0%，中国占30.3%。现在还不到完整的2018年大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统计数据，但根据前几年的发展速度，2018年德国、美国、日本的比重有可能已达到60%。有关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没有权威的数据，但超过了30.3%是共识。根据腾讯研究院的《数字中国指数报告（2019）》，2018年全国数字经济体量为29.91万亿元，较去年同期上升12.02%，占GDP的比重为33.22%。这是目前最低的估算数据。根据阿里巴巴集团发布了《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27.2万亿元，同比增长20.3%，对GDP的贡献为55%。无论何者更接近实际情况，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这意味着其对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性也必然呈上升趋势。在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大国的战略竞争，特别是经济领域的竞争，自然会集中到数字经济领域。中美两国中的任何一国如果将其经济竞争重点置于数字经济领域之外，那么其无疑将会在竞争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从数字经济的绝对规模上看，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国，中国则是第二大国。
当数字经济成为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非数字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就下降了。中美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在数字经济中占有绝对主导权，则必然是世界主导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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