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主题：站在中国看世界，站在世界看中国
（3）小组分工：
（4）主题论文：中西方大学校训差异比较
一、中外大学校训的历史演进
从中外大学校训诞生的历史看，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本来根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以意大利和法国最早，意大利波罗那大学建于1088年，被称为欧洲大学之母的巴黎大学建于1150年，而资料表明这类早期大学并无明确的校训。稍后英国创建的牛津大学（1168）及剑桥大学（1209），直到15世纪初和16世纪末的1573年，才分别设计和启用了各自的校标。由于校训和校标一样，都是大学及其精神的象征，由此笔者认为，两校校训“上帝乃知识之神”、“剑桥——求知学习的理想之地”应该是西方大学较早的校训。到了17、18世纪乃至19世纪初，美国哈佛（1636）、耶鲁（1701）、普林斯顿大学（1746）、西点军校（1802）和德国柏林大学（1810）应运而生，这些历史悠久的西方大学其校训渗透的思想与牛津剑桥相仿：追求真知、并带有浓厚的宗教背景。且这些校训一般不因校长更替或时代演进而轻易更改，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其精神内核不断被赋予时代新意，始终成为这些大学发展的目标导向。因此国外有几百年历史的大学校训并不少见。而作为世界文明根源之一的中国，殷商时代的学宫、汉代洛阳的太学、隋代的国子监等就已近乎国立大学，也提出了大学之道和教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奴隶和封建教育制度给学生根深蒂固的训导（如学而优则仕）只能算是学校固有精神的总结和提炼，称不上现代意义的校训。虽然宋代书院院训义蕴深厚，堪称我国古代校训的典范和近代大学校训的先声。不过蔡元培认为中国大学乃仿效欧洲大学建制，非古代太学演化而来。所以我国大 学校训是随着近现代大学的出现才逐渐成熟的。如立校最早的北洋大学（1895）1914年确立的校训“实事求是”是我国最早的大学校训，随后有1921年厦门大学校训的问世。 1934
年张伯苓制定的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强调培养学生“爱国爱之公德，与之服务社会之能力”，是针对当时中华民族之积弊“私”和“散”，吸取融合西方先进教育理念而提出的，抗日战争时期民国政府还催生了一批新校训，如西北联大（公诚勤朴）、西南联大（刚毅坚卓），还有鲁艺、抗大、浙大等校校训。此时校训虽然繁荣，但因为国家处在生死存亡关头，校训内容多反映抗日救亡和爱国，颇多雷同。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大多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导向，没有多少新校训。自1977年高考恢复后，在计划体制大一统的教育模式下，大学校训又多为“团结勤奋求实创新”之类的四词八字。直到近十年以来，高校获得新的发展，以1997年北京师大、 1998年云南大学等一批大学为代表，确定的校训才显示了高校特。特别是世纪之交，许多高校（如华中科技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山西大学等）举行校庆，纷纷推出新校训，取代前期口号式的校训。个别大学（如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校训虽然自北洋时期以来从未更改，但至今仍无百年历史。博司捷
二、中外大学校训来源比较
我国大学校训的来源主要有三种：
一是引经注典。在儒家经典或其它古籍中撷取名言警句，这些语句本于中华元典，秉承深厚的文化底
蕴，尽显真知灼见。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所以有厦门大学“自强不息，止于至善”；香港大学“明德格物”。有“修古好学，实事求是”，所以有湖南大学“实事求是，敢为人先”；天津大学“实事求是”。有“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所以有复旦大学“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这些都表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教育思想直
接影响大学精神的培育，显示了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强大生命力。
二是国家领导人、社会名流、德高望重的专家题词或校长训词。先后给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医科大学题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实事求是”、“紧张严肃，刻苦虚心”、“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后来都成为这些学校的校训。给国防科技大学题写校训“厚德博学，强军兴国”。四川大学校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源自林则徐写在墙上的自勉联，武汉科技大学校训“厚德博学，崇实去浮”源自张之洞，中山大学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源自孙中山，厦门大学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源自陈嘉庚。中国外交学院的校训源自周恩来给外交人员倡议的 16字方针“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北京师大校训由名师启功题写，山西大学校训由薄一波题写，南开、浙大、北洋大学校训分别由张伯苓、竺可桢、赵天麟等校长题定。
三是全校范围征集。有的学校组织专班，在全校征集校训词条。经专家学者认真评议遴选，将候选校训提供给校领导决定而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校训“博学诚信、求索笃行”，湖北大学的校训“日思日睿、笃志笃行”都是这样产生的。
国外大学校训的来源主要有两种：
一是引用诗文警句，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训“毫无特性的学习将一事无成”是其前身费城学院的教务长威廉·史密斯引自贺瑞斯的一首赞美诗中的一句话，美国杜克大学的校训“追求知识，信仰宗教”也是取自诗人查尔斯·韦斯利创作的一首赞美诗《神圣的知识》；澳大利亚国家大学的校训“重要的是弄清事物的本质”来源于罗马著名诗人、哲学家卢克莱修的诗句；悉尼大学校训“物换星移，心智相通”则是借用拉丁语警句。
二是名人题词，有的校训是由官员题写，如拿破仑为法国圣西尔军校题写“为了打仗而受训”，德国现代教育之父、时任教育部长的洪堡给柏林大学题的校训是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有的校训是大学奠基人或知名校长以师生情感亲切为基础，以光荣校史的发扬和对未来的憧憬为动力，为引领和倡导大学精神，经过艰辛的创意构思而产生。如斯坦福大学校训“让自由之风吹拂”就是首任校长大卫·斯塔尔·约旦制订的，康奈尔大学的校训“让任何人都能在这里学到想学的科目”是当年埃兹拉·康奈尔创办该校时留下的一句名言。日本北海道大学的校训是办学早期首任院长克莱克博士对同学们说的一句话，即“孩子们，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吧！”
三、中外大学校训内容比较
（一）倡导自由、追求真知。
甘地主义
尽管中西文化背景有差异，但基于大学的基本精神相通，中外大学校训的内容仍有共同之处。由于校训是大学精神的物化形式，所以从总体上看，中外大学校训的内容虽然丰富多元而又非面面俱到，但首先在倡导自由、追求真知方面是相同的。国外大学自中世纪以来，对自由和真知的追求一直没有停歇。特别是洪堡创立柏林大学后，倡导独立自由，发扬求真精神，使德国大学以探索真理为宗旨、以传播新知识为己任，对科学的高度热情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逐渐成为大学人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从而产生了一批象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爱因斯坦等盖世思想家和科学家，德国也因此成为19世纪世界科学中心。19世纪中叶后，德国自由求真的大学办学理念影响欧美乃至世界各国，1876年美国仿柏林大学创
中国法制史论文
办了霍普金斯大学，其校训是“真理给人自由”。芝加哥大学（让知识充实你的人生）、耶鲁大学（真理和光明）、斯坦福大学（让学术自由之风吹拂）、密歇根大学（艺术、科学、真理）、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愿知识之光普照大地）的校训也都体现了这一点。即便在宗教神学浓厚的英国，一直拒绝新科学和科研的牛津、剑桥也在德国影响下改制，如纽曼倡导自由教育，培养绅士；剑桥大学的校训是“剑桥一求知学习的理想之地”。此外，日本东京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等都把科研和求真精神引入大学，还有斯里兰卡科伦坡大学（知识永放光芒）、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坚持真理）、皇后大学（智慧和知识将是未来时代的稳定剂）以及拉美地区著名大学哥伦比亚的安蒂奥基亚大学（自由表达思想的理想之地）的校训无不说明了这一点。
在我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一批文化先贤学习吸纳西方大学理念，大学普遍追求真理和宽松和谐的文化环境。如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的校训“光和真理”源自英文格言。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北大后，严复校长就大力倡导学术自由、教授治校。1919年司徒雷登就任另一所教会大学燕京大学校长后，从西方的《圣经》中受到启发，将校训概括为“因自由得真理而服务”。解放后“双百方针”使我国大学学术空气较为自由，特别是1998年颁布的高教法明确了高校办学7项自主权，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现在北大的校训“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中南民族大学校训“笃信好学，自然宽和”、山西大学校训“求真至善，登崇俊良”等都反映了这方面内容。
微旋风滁州学院学报（二）强调爱国、培养社会责任感。
上海交大校训“饮水思源，爱国荣校”、台湾大学校训“敦品励学，爱国爱人”、西安理工大学校训“祖国荣誉责任”、美国西点军校校训“责任荣誉国家”，以及法国巴黎理工大学校训“为了祖国的科学和荣誉”等几乎并无二致，只是排列顺序不同。
（三）中国大学校训行业（或专业）特鲜明，国外大学校训体现了服务社会的思想，呈现出浓厚的宗教彩。
在我国，反映师范的校训如曲阜师大“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北京师大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医科类如大连医科大学“健康所系，性命相托”，首都医科大学“扶伤济世，敬德修业”，北京中医药大学“勤
求博采，厚德济生”；工科类如成都理工大学“穷究于理，成就于工”，哈工大“规格严格，工夫到家”，浙江工大“格物致知”；海洋类如中国海洋大学“海纳百川，取则行远”；法学类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尚法通经”，中国政法大学“厚德明法，格物致公”。
在国外，基于对大学根植于社会并服务于社会、求真祟实并行不悖的认识，人们看重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期望大学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如耶鲁大学创立的出发点就是为教会和社会培养人才，麻省理工学院的校训（既学会动脑，也学会动手）反映了创办者推动教育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初衷，美国加州大学校训“让知识之光普照大地”就是校长克尔倡导追求真理、探索新知、服务社会的办学思想体现。还有，普林斯顿大学的校训“为了给国家服务”，早稻田大学的校训“学问独立，培养模范国民”，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校训“追求真理，服务人类”等，都是明证。由于宗教在西方社会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人们普遍崇信宗教，在大学校训上也有所反映，这一点明显有别于我国大学校训。如牛津大学（上帝乃知识之神）、杜克大学（追求知识，信仰宗教）、哥伦比亚大学（在上帝的神灵中我们寻求知识）、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世间万物在上帝的怀抱中和谐如一）等。不过，虽然这些校训倡导宗教信仰，传播基督福音，
却并不有损其大学形象。
（四）中外大学校训往往折射出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性格。
在我国，不少大学把尊师重教和师德放在首位，体现在校训词上“厚德博学笃行至善”等较多，如清华大学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南京工业大学校训“明德厚学，沉毅笃行”；而英国大学求实、追求理性，如爱丁堡大学的校训“有知识者既能看到事物的表象，也能发现其内涵”；美国大学开放、尊重个性，如弗吉尼亚大学校训“我以我的荣誉担保，我没有说谎、欺骗和盗窃”；日本则中西合壁，如京都大学的校训“自重自做，自主自立”。由此可见一斑。
四、中外大学校训表征形式比较
我国大学校训句式工整，或对偶或排比。不仅词性简单（以名、动、形容词为主，副词等修饰性、描述性词语少），且词语精练，词义明快。所以易上口，好记忆。如“饮水思源，爱国荣校”（上海交大）、“德求崇，学求悟，体求健”（长沙大学）等。有的校训如“博学笃行，与时俱进”（广州大学），既根植传统文化，又寄托现代理想，注重推陈出新。有的以诗文警句表达，文质兼美，余韵无穷。有的如“艰苦朴素，求真务实”（中国地大）、“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西安科大）等现代话语型校训，内容健康向上，也广为流传。国外大学校训通常以单句陈述的形式出现，用词也与我国多有不同，大部分来自拉丁文的格言，包含着谆谆诱导的劝慰之意。如哈佛大学与真理为友的校训其拉丁语原文为VER ITAS，英译为Verity或Truth。又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象大树一样茁壮成长、日本筑波大学的追求教育与科研的新方法、泰国马依多尔大学的以惠我之心惠人、南非开普敦大学的美好的希望等校训。这恐怕不能仅以翻译作为借口，而实为语言特征上的差异。
中国大学的培养目标与教学模式大体一致，导致校训趋同，风格相近，干篇一律，给人似曾相识之感。特别是强调学生学习的多，如同“学训”。如辽宁大学“明德精学，笃行致强”，南华大学“明德博学，求是致远”，山东大学“气有浩然，学无止境”等。而立足人的发展角度设计校训的少，显得思路单一，视野窄。西方由于尊重个人价值，注重因材施教和扬个性之美，校训鲜有雷同，一般都独特表达，新颖别致。如华盛顿大学（让我们做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知识就是力量），悉尼大学（繁星纵变、智慧永恒），韩国木浦大学（创义、德义、奉仕），巴西圣保罗大学（科技乃胜利之本）等。
五、中外大学校训功能比较
中外大学校训的功能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传播办学主张；规范影响师生言行，激励鞭策师生奋进。新时期许多大学为了突出学校定位，弘扬校园文化，让社会各界了解和支持学校，十分注重利用校训等教育资源，充分发挥她的功能。中外大学发挥校训功能的方式和途径通常有三种。一是把校训放置醒目的标志性地方，当作隐性课程和文化名片。如刻在石碑上或迎面大楼的墙上，或制成匾额以及书法作品悬挂于行政楼大厅。二是将校训印刷在各种出版物或校徽校标上，当作宣传广告。三是利用各种讲坛和场馆（如校史陈列馆）等舆论阵地诠释并宣扬校训的精神内核。如将校训当作接待来访宾朋的宣讲内容、新生入校教育和毕业生离校教育的内容。哈佛大学的拉丁文校训就写在校标图案上，同时“为增长才干而走进来，为服务社会而走出去”的校训全称写在校门上；西点军校的校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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