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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笑敢
第三辑稿件编好后，编后语却迟迟不能动笔，上课是要全力以赴的，计划中的以及意外的责任、义务都要尽可能按时履行，短短的编后语却无暇以顾。主事者曾问，为什么不写卷首语？我说压力太大。因为认真做很难，很费时间，不认真则于心不忍。那么何必写编后语？不是自麻烦？因为仍然希望在作者、编者和读者之间搭一座桥，希望作为最早的读者为其他读者提供一点阅读的线索，增加一点阅读的兴趣，推动一下学术界同仁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也表达编者的一点惓惓之忱。
自由自在地读书、作文，是人生一大乐趣。但在“呆的赖阴”或“死期”（deadline）的压力下读书、写作则会产生压迫感和痛苦的感觉。但值得庆幸的是本刊的文章都是精品，常有名家睿智之言，高远之思，令人心动神往。读到精彩的文章，就感到目光可以变得更深邃，胸怀可以变得更宽广，思维可以变得更精密，无形中享受到精神升华的美感，这是幸运，是恩惠，除了暗自欣喜和庆幸，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本辑特稿是劳思光先生的《论非绝对主义的新基础主义》一文，是先生近年来少有的长文，是对20世纪世界哲学发展潮流的一个回顾、总结、回应与救治，是“面对当代哲学及文化的危机，为哲学思维寻觅出 路”。文章指出，旧基础主义的要害在于绝对主义，在于它预认“终极性、实体性及不可修改性”。在反省旧基础主义的基础上，劳先生提出“基础”仍然是需要的，但要破除旧基础主义的绝对性。此文虽非直接讨论中国哲学，但是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者了解近代西方哲学的一种发展趋势是会有帮助的。研究中国哲学不一定要套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术语，但多了解一些西方哲学的内容和发展肯定是大有裨益的。该文很长，本刊分两期发表。 本辑的另一篇特稿是来自于美国著名教授Thomas A. Metzger（墨子刻）与劳思光先生商榷的文章。劳先生主张提倡在世界之中的中国哲学，而不是与世界相对立的中国哲学，而墨子刻认为应该讨论的是如何消除中国与西方的对立，实现中西会通，而不是中国哲学的位置问题。墨子刻同意中西冲突的可能性来源于当代西方思潮对理性的不信任，这与儒学强调理性意志构成了冲突。墨氏认为，中西会通的障碍在于中西双方各有其“封闭成素”（劳思光语），而中西双方的学者都将问题或障碍归结为对方认识论的错误或落后。墨氏强调，无论从什么思路去实现中西会通，都有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要会通的双方都要舍弃一些自己本来珍重而难以动摇的观念和信仰。劳思光和墨子刻都是当代思想界的巨星，认真思考他们的辩论对我们会有难以估量的启迪。 本刊第二辑以王弼《老子注》和郭象《庄子注》为主要探讨对象，涉及注释、诠释与创构的关系问题，本期的专题论文大多以朱熹之《四书集注》的研究为中心，仍涉及注释、诠释与创构的关系问题。朱熹对于以程颐为代表的宋代理学思想与先秦语孟学庸之间的不同似有比较自觉的认识，并有意穿过骨头抚摩你
弥合二者的差异，这就是在诠释活动中的定向问题。是以忠实地诠释先秦的经典为目标，还是以创构宋代的儒学新体系为标的？朱熹对这两种取向之间的冲突或不同似乎有一定的觉察，所以尽可能在四书字义与程颐等人的解释之间作调解。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的文章不多，本辑以“经典诠释之定向”为题，不一定是对全部文章内容最好的概括，而是希望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重要课题的进一步关注。
刘述先先生是当代儒学研究的前驱巨擘，他的文章虽形薄而实厚，言简而意浓，将有宋以来乃至当代有关宋明理学及新儒家研究与辩驳中的许多复杂问题和争辩都梳理得清晰有致，专家和后学都可获益匪浅。他在结语中说，牟宗三头脑清楚，体证深入，把宋明儒学变成为一门概念清晰、不只是依赖主观联想的学问，展现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视域；但牟先生纯粹用哲学的视域所作的判断有时过分斩截，未必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此说实揭示了文本的历史的定向与当代的理论的定向之不同。类似公允精辟之论在在皆是，读者自能见之。
蒙培元先生是宋明理学的专家，他谈朱熹注释四书的方法可谓驾轻就熟。他也看到了《四书集注》中所体现的两种定向。一方面朱熹对四书有很深的认同感，以他所认为的四书的原意去注释四书，另一方面其思想综罗百代，其注释必然会打上个人的和时代的烙印。蒙文以文字解释为开端，以追求圣人境界为依归，展现了借注释和诠释来建构哲学体系的作法所涉及的光谱式的区间。
笔者的文章集中讨论朱熹如何在诠释的两种定向之间徘徊、游走和挣扎，尝试以跨文本诠释和融贯性
诠释的概念解释朱熹是如何处理古今矛盾和两种定向之冲突的。文中列举了许多学者的睿见，说明经典诠释中的两种定向已经是某种共同见解，只是大家没有采用明确的共同的概念来指称之而已。笔者希望学界对这一点有更明确更自觉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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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爱勤李存山的文章以儒学从先秦到宋明的宏观把握为背景，以人性本善到万物皆有善性的泛性善论的演变为线索，来解释朱熹《四书集注》中“气同理异”和“气异而理异”二说之间的龃龉，尝试提出区别朱注中朱子自身思想的表达与迁就原文之意而作的解说。这一自觉意识在中国哲学研究中非常重要。因为中国哲学著作多以注释或诠释前人之作为形式和载体。不注意区别注释之文是注释者思想的表达还是迁就原文的权宜之词，不仅会引出许多无谓的争论，而且无法提高中国哲学研究的最基本的学术水准。
劳悦强的文章讨论了一个老话题，即如何理解孔子所说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话在近代以来一直作为孔子和儒家歧视女性的证据，劳文则指出性别的角度是20世纪以来的近现代学者特有的考虑，这造成了经典原义和诠释结果之间的落差。劳文指出，朱熹将“女子与小人”解释为“臣妾”而无关性别歧视是正确的，但论证不足，因此劳文从多方面考察了朱熹之说，作了有说服力的考证和分析，并对朱熹的注释
提高经典诠释中的定向意识
和诠释的方法作了探索和归纳。其实，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歧视不能归之于儒家特有的学说。这实际上
是世界各民族中主流的传统文化中的共同现象，欧洲、美国、印度，非洲，以及中东社会莫不如此。一味批评孔子或儒学并不能切实理解女性受压迫的社会历史根源。
金春峰先生是涉猎广而多产的学者，时有独特之论。金文的观点与其师冯友兰及学界主流观点多有不同，常能引起争议。金文认为朱熹《四书集注》之纲领是十六字心传之道统说，而冯所代表的理气说无法解释朱熹大量的关于心性之论述的意义，实际上是套用西方普遍之性的观念的结果，不能反映朱熹之人性是仁义道德之理的实质。金文和李存山一样，也提出要区分注释中随文解释的语句和朱熹表达的本人思想的不同，并提出要区分一般性解释和对特殊论题之解释的不同。毫无疑问，注意这些区分是提高中国哲学之研究水准的必要一环。
沈享民的文章集中从伦理学的角度讨论理一分殊说的起源和发展，特别是朱熹的理一分殊说的内容和意义。作者认为朱熹的理一分殊之说“即分殊以见理一”，是后设（meta）的原则，并非直陈世人的道德规范和实际义务，而是浓缩地表达出诸般本份义务（分殊）内在具有统一性与真实性（理一）；道德的真实性并不在这些差别多样的本份义务之外，而就在本份义务之中，具体分殊的价值与实践体现了理一的道德意义。
儒学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而且是东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的儒学研究早已蔚为大观，近些年来，朝鲜的儒学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李明辉的文章是这方面的佼佼代表。朝鲜学者不仅接
受了宋明理学，而且发展出自己的理论课题和争议，其中一个论争就是李文讨论的《孟子》之“四端”与《礼记‧礼运》中的“七情”之关系。四端与七情之关系的争论是朝鲜儒学史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争论双方主要以李退溪与李栗谷为代表，而丁时翰则撰《四七辩证》，引用朱熹的性理学批评栗谷的观点。该文颇长，本期先发表第一部分。相信此文的发表对于推进儒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是有益的。
本辑的一篇英文专论是伍安祖的关于朱熹之诠释思想及方法的研究。伍文的特点在于从宗教和经典诠释理论的角度探讨朱熹对古代经典的诠释之理解和追求。伍文认为朱熹追求的是宗教意义的终极真理，这些真理可以传达、接收，并永远传承下去。朱熹的这种信心与当代的解构主义者所主张的文本没有署名作者、不需对任何人或事件负责的态度截然不同。
本辑另一篇值得特别注意的文章是本刊委托张丰乾博士对杜维明教授所进行的访谈。杜先生自少年时代就立志以儒学为志业，半个世纪以来为儒学的复兴和发展而飞行往返于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为唤醒儒学的当代生命并将之注入美国哲学和世界文明而辛勤讲学，英文和中文双管齐下，笔耕不辍。杜先生既是哈佛大学教授，又是世界著名的公众知识分子。他对于这两种角的不同职责以及各自的规范、要求、甘苦有深切体会。他一方面强调学术的职业化是难以阻挡的潮流，反对学术的政治化、道德化，和感情化；另一方面认为完全技术性的学者会缺少创意和领导能力，不会成为大学问家。杜先生特别提出，现在从事中国哲学研究要破除一种情况，即“还没有达到理论分析的水平，没有达到学术规范，而拒绝论证、说明和辩难的主观臆断”的倾向。杜在访谈中多
大峡谷组曲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三辑）
有警句格言，如“讲出去的不一定是信息，听进去的才是信息”等。文章中值得细细品味和思考的内容很多，读者有心，必然会收益无穷。
本辑“新叶林”专栏发表了牟坚和吴启超两位博士研究生的文章，文章也都经过名家匿名审稿，获得赞赏，并进行过修改。此外我们要感谢陈丽桂教授为我们报导台湾学界在简帛研究方面的动态，感谢黄勇教授和李锦全及各位学者为“回音谷”专栏赐稿，感谢刘果小提供会议报导。我们衷心希望本刊能得到更多同仁的理解和支持，能有更多人为提高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的学术水准而努力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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