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在对文学与哲学的概念作出概括之后，对中西学人关于文学与哲学关系理念的解说，可知多数均偏重于哲学较文学更重要。本文结合托马斯·麦克法兰在《文学与哲学》的分析，认为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应是双向影响的, 哲学影响文学的同时文学也会影响哲学。文学与哲学是应相结合来看待，哲学家用文学的形式表现思辨的哲理，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深刻的哲学思想。 中国男体
在谈及文学与哲学关系之前，首先应对二者之概念有所了解区分。文学、哲学在不同领域或时代的人看来是有不同意指的，对其概念之具体区分也不尽相同。唐君毅说“哲学文学关系之密，古今中外皆同。西人多有哲学为文学之灵魂文学以哲学为内涵之论。”我认为，若以唐诗宋词作比，文学之如唐诗，是情感的，主情，美在情辞，蕴藉空灵；哲学之如宋词，是理性的，主意，美在气骨，深析透辟。虽不甚精当，从中亦可窥见其要点之一二。文学是一种塑造自我的精神努力，是一种自由生活形式的追求，一种本真的生命状态。在这样一种自由而本真的生命状态或生活形式下，人超越了个体生命的有限性，而进入那具有无限开阔之境的
艺术化情感化的精神空间。可以说，文学是生命的倾诉，是人类认识自己的生存状态、追寻自己生命意义的一种诗性表达方式。而哲学所谈论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及实践论等内容，总体可归结为在“爱智慧”与“人生终极关怀”方面满足着人类的精神需要。一方面，哲学是关于存在、思维、知识与理性的探讨，他为人类提供获得思维智慧和理性精神的一般性原则与方式，他告诉人类如何运用理性、理智和正确的认识方法，去排除精神生活中的愚昧、偏执、独断等种种思维误区，最终获得对世界、对自然、对自我的正确认识和理解。另一方面，哲学又是一种关于人生智慧的科学，是以哲学的方式对人性、情感、本能与欲望进行把握的学问。哲学还从根本上为人类提供了一种超越个体生活局限和世俗生活的精神力量，提供了一种追求崇高与圣洁的精神理想。鲁迅先生说“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 先生的看法，的确中肯。哲学，精髓在于思想之力道；文学，气质在于真切之情怀。一个纯粹理性的人，如哲学家那般，显得过于冷峻。一个纯粹感性的人，犹如多愁善感的女子，会失于韧性与刚强。
一般而言，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自身的内在知识结构，即都有它所谓的规范。既有规范故而使每一门学科存在界限，这样可以避免漫无边际，无可厚非。可是过分强调规范又可能误诱人们陷入一个日渐狭隘的专业圈子里而与圈外的广阔世界脱离。对于文学与哲学的区
分就存在这样的顾虑。我们不妨把文学与哲学看成一对孪生兄弟，他们时而争吵，时而又言和。
纵看西方文化，古希腊文化中的诗歌神话常被视为文学和哲学的共同发源地，此时文学与哲学形同一体，难分难解。当然，古希腊哲学家们也捕捉到哲学与诗歌、戏剧及小说之间的差异。就拿柏拉图来说，他执意把诗人从他的理想国里驱逐出去。在《理想国》卷十，苏格拉底指出哲学追求的是普遍的、理性的真理，而史诗及戏剧确实诉诸个别的、想象出来的事物。他认为普遍永恒的理性超越感官，而只能以理性来掌握，他们才是终极的事实。感官经验界只是理性界的模仿。诗人没有真正的知识，他们只是感官经验界的模仿者，他们创造出来的表象是“模本的模本”、“幻想的幻想”，离真实最远，但由于诗人善用优美的词句及其他使人信以为真的手法，所以特别能吸引及误导读者。柏拉图的理念导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中世纪和近代，文学与哲学被越来越远地分离开去。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们多半遵循柏拉图的理念而排斥诗歌，有的甚至要把所有的文学体裁从哲学论著中去除。但似乎哲学行为又非得与表达清晰的语言结合不可，如此产生了一种哲学写作的体裁——哲学论文体，这样写作的倾向最早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其目标就是把作者的哲学立场、观点和态度尽可能表达清楚。至于文风上的好坏，完全取决于
是否对思想表达的清晰度有帮助。这样哲学与文学就背道而驰了。但是当柏拉图驱赶诗人以便净化他的理想国时，笔下用的确是诗歌体裁，他的对话作品充满文学彩，包括修辞、隐喻，甚至神话，更不用说那段典型山洞寓言。
再来看中国的文化，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在我国古典文论中一般指的是“文与道”或“艺与道”的关系。孔子《论语·述尔》中说： “志于道， 据于德， 依于人， 游于艺。”提出了艺道统一的观点。朱熹也认为“文与道”是统一的： “道者， 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 所以发之于文者道也。”所以一般认为我们的文学和哲学是不分的。但是由于儒家重道德，因此又有了贬抑文学的理论出现。如周敦颐强调“文以载道”，并且说：“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这显然是把文学艺术作为道德服务的工具。程颐更认为“作文害道”，为文就会“玩物丧志”。近代学者劳思光在《中国文化要义新编》中谈到中国文化时认为“文学与艺术接受哲学思想之影响。换言之，哲学思想决定了人生的态度及价值观念；而这种态度及观念，渗入人的情意活动时，方表现于文学艺术的作品。如此，中国文学与艺术的内容，本质上受哲学思想的决定。我们可以就文学与艺术的变化与发展，看出某一思想的盛衰，而并不能从文学与艺术中出某种中国文化之特为不出于哲学思想者”。其论断显然
也表现了哲学与文学的层级式关系。
一般而言，研究文学的人比较不会否定哲学对文学的贡献，因为他们知道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源头都离不开哲学，文学中的思想也往往可来自哲学。上述所引中外哲学家或文学家都确信这一点，哲学之于文学的影响无可置疑。朱光潜有个比较形象的说法，他认为：“诗好比一株花，哲学和宗教好比土壤，土壤不肥沃，根就不能深，花就不能茂。”法国的布吕奈尔、比叔瓦、卢梭合著的《什么是比较文学》讨论了哲学和伦理学思想，认为“要领会数不尽的作品，却没有一个比较学者能够离开哲学家。实现那些作为人类遗产，不受祖国和边界限制的大的思想体系和具体、特殊、生动的和语言笨拙的文学之间的联系，有赖于作家们的一种屈尊的行动，有赖于他们阅读那些大哲学家的或者至少是他们的普及者的著作”。他们认为，大作家之所以成为大作家，“是因为他们放映了自己时代哲学的光辉并使之发扬光大”。如此强调哲学对文学的影响，无疑有其合理性；然而若是过分强调，可能会陷入谬误。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应是双向影响，哲学影响文学的同时文学也会影响哲学。哲学对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文学又如何影响哲学呢？文学家的心灵以其感觉的敏锐性、生动性和丰富性而著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哲学家所不能比拟的，文学家的艺术感性繁而杂，是很难归入某种哲学的。文学与哲学都是把人生的意义及追求作为主要
内容，有其共同所关怀的主题，文学在一定程度上能使哲学原则普及化，也有助于让人反思哲学原则的合理性。
其实人类的精神意义世界，本是一个气象万千却又浑然一体的统一世界。人类在追寻这一世界的努力时，在形式上可以表现为不同的文学情感和哲学智慧。可以形成品格与个性有所不同的文学、哲学学科。但尽管如此，他们在本质上应该是血脉相连浑然一体的。所谓天地有灵本心境，万物有情皆在心。
托马斯·麦克法兰在《文学与哲学》一文中这样分析：由于文化视角的不同，研究侧重点的不同才得出了文学与哲学统一或分离的不同结论。从根本上来说因哲学与文学的同源性（即文学与哲学都源于生活， 而且都在探索人生真谛），文学与哲学是连续统一体。沿着统一体的中线是文学与哲学的相互交融，偏离中线向哲学一端运动，则出现了哲学远离文学走向科学哲学的极端；相反则出现文学远离哲学走向“为艺术而艺术”的极端。作为统一体的文学与哲学两者的融合和相互影响是必然的。韦勒克、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一方面承认诗人作家受到哲学家的影响，同时也指出“诗不是哲学的替代品，它有自己的评判标准与宗旨。”所以文学与哲学的结合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哲学家用文学的形式表现
思辨的哲理，如柏拉图尽管主张驱逐诗人， 他的哲学作品却充满了诗的语言；尼采则用令人信服的比喻和象征来表现深邃的哲学思想。另一种形式是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深刻的哲学思想。歌德的《浮士德》通过浮士德和靡非斯特所代表的肯定精神与否定精神的较量表现人类追求至善至美，不断探索人生奥秘的理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消尽了思想的深刻性，还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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