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海为家”与“东西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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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二年（638）成书的《氏族志》，将博陵崔民干列为第一等，唐太宗大为不满，斥责以高士廉为首的修撰诸位不重本朝官爵，敕令重修，崔民干遂被降为第三等[1]。如所周知，唐太宗所关心的，还不在于博陵崔氏一族的门户升降，而在于整个山东高门的地位。据《旧唐书·高士廉传》，“是时朝议以山东人士好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所谓“累叶陵迟”，用唐太宗的话，就是“全无官宦人物”[2]。而唐太宗之所以下诏修撰《氏族志》，用他自己的话，就是为了“崇我唐朝人物冠冕”[3]。尽管唐太宗特地表白，“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4]，但此语恰恰透露出他对山东高门心怀成见。《旧唐书》卷78《张行成传》： 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隘陋。”太宗善其言，赐名马一匹、钱十万、衣一袭。
本段记载旨在表彰唐太宗有纳谏之明，从太宗厚赏张行成，表明行成所谏，确实击中了太宗内心深处的“东西之限”。《唐会要》卷36《氏族》载武德元年（618）唐高祖李渊对内史令窦威说：“昔周朝有八柱国之贵，吾与公（窦威）家，咸登此职……比见关东人崔卢为婚，犹自
矜伐，公世为帝戚，不亦贵乎？”言谈之中亦流露出对关东高门的不满。劝谏唐太宗不要以东西为限的张行成，来自山东的定州，是太宗亲自提拔的宰相，但他出身于寒族，唐太宗的“东西之限”主要针对以“崔卢李郑”为首的山东高门[5]。 唐高祖、太宗父子对山东高门心怀成见，不以为贵，“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未尝尚山东旧族”。但民间对山东高门却极为看重，甚至追随太宗打天下的“谋士劳臣”，也不惜“纳赀（山东）旧门，向声背实，买昏为荣”，其中贵显如房玄龄、魏徵、李绩等，也乐于与山东高门联姻[6]。唐太宗“不解人间”对山东高门何以如此看重，他认为“只缘齐家惟据河北，梁、陈僻在江南，当时虽有人物，偏僻小国”，“无可贵者，故以崔、卢、王、谢为重”[7]。唐太宗不提应该更为偏小的西魏北周，这 自然 因为唐朝前承周、隋之故，但唐太宗对江南高门的态度，也绝不像对山东高门那样，他企慕南朝文化，延纳江南文士，史有明载[8]，那么，他心中并无“南北之限”，何以单存“东西之限”呢？ 关中与山东的对立，至迟可上推至战国时关中的秦和关东六国的对峙。楚虽在南方，却仍属于关东，当时东方六国联合抗秦，称之为“合纵”，形象地显示出从北方的燕赵到南方的楚所构成的东方联合阵线。其后，秦楚之际楚、汉与秦的对抗，西汉末年平林、赤眉与新莽的对抗，东汉末年董卓与袁绍联军的对抗，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山东、关中对峙的性质[9]。甚至不唯东西分裂 时代 ，在天下一统的西汉前期，
由于诸侯王势力强大，封地多在关东，建都关中的汉皇朝对关东常存防范之心。贾谊《新书·壹通篇》：“所为建武关、函谷、临晋关者，大抵为备山东诸侯也。天子之制在陛下，今大诸侯多其力，因建关而备之，若秦时之备六国也。……所谓禁游宦诸侯，及无得出马关者，岂不曰诸侯得众则权益重，其国众车骑则力益多，故明为之法，无资诸侯。”表明建都关中的汉皇朝视关东诸侯隐然有若敌国[10]。 及至孙吴割据江东，刘备入蜀，吴、蜀之于魏，既而东晋南朝之与十六国北朝，则为南北对峙之局，以后 中国 的分裂局面大抵如此。不过在南北朝后期，北朝内部又出现了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间的东西对峙。这一局面开始于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534）西奔关中，结束于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周军灭齐，前后不到半个世纪。东西对峙期间的敌对状态不难理解，但东西混一后几经朝代更替，到唐太宗贞观年间已越半个世纪，关中政权何以仍对关东高门怀有敌意？西汉前期的诸侯王宛若独立王国，诸侯国的地盘和实力加起来远过于汉皇朝，汉皇朝防范关东“若秦时之备六国”，不难理解，而唐时天下一统，中央集权体制强固，山东高门对于唐皇朝不应有迫近的威胁，唐皇朝也不应有一味疑惮、压制山东高门的必要。 实际上唐皇朝对山东高门的态度，不过是北周灭齐以来，建都关中的周隋政权对山东旧齐士人的防范政策的继续。下节拟就周隋政权与旧齐士人的关系及其 历史 背景，在前人基础上作一些具体的考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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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频诏搜扬、州郡勒送”与“东西旧隔、情犹自疏”
周武帝灭北齐以后，与二十多年前其父宇文泰执政西魏时破江陵后，措置大不相同。前者杀死梁元帝，江陵“阖城老幼被虏入关”，“衣冠仕伍并没为仆隶”[12]，周武帝则力图作出“伐罪吊民”的姿态，相继下诏称：“邹鲁缙绅，幽并骑士，一介可称，并宜铨录”；“山东诸州，各举明经干治者二人。若奇才异术，卓尔不者，弗拘多少”；“（山东）诸州儒生，明一经已上，并举送，州郡以礼发遣”[13]。周武帝还“降至尊而劳万乘”，亲自到山东名儒熊安生家拜访，“诏所司给安车驷马，随驾入朝”。又诏征阳休之、卢思道、颜之推、李德林、薛道衡等十八名北齐最著称的文士，“随驾后赴长安” [14]。《隋书》卷42《李德林传》载，周武帝“入邺之日”，专门遣人到李德林家“宣旨慰喻”，称“平齐之利，唯在于尔”。周武帝还曾在云阳宫用鲜卑语对臣说：“我常日唯闻李德林名，及见其与齐朝作诏书移檄，我正谓其是天上人。岂言今日得其驱使，复为我作文书，极为大异。”其兴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周武帝的兴奋和喜悦，在于这些久闻其名的北齐文士，终于入关“得其驱使”。我们知道，在当时南北分立、东西对峙的三方政权中，以西魏北周的文人学士最称奇缺，因此之故，西魏北周对文学之士求之若渴。西魏平定汉中后，南朝文士沛国刘璠入关，西魏仆射申徽向宇文泰祝贺：“昔晋主灭吴，利在二陆。明公今平梁汉，得一刘璠也。”[15] 西魏中国梦想秀2012
破江陵后酷待俘虏，但王褒等文士入关，宇文泰仍喜出望外：“昔平吴之利，二陆而已。今定楚之功，贤毕至，可谓过之矣。”后来陈霸先与西魏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许还其旧国”，北周唯放王克、殷不害等，对于最负文名的王褒、庾信，始终坚持不放[16]。由于南方文士成批入关，西魏北周向称粗陋的文化学术有所改观，但就整体文化实力而言，仍与关东、江南政权有显著差距，这是北周灭齐后致力于搜扬山东文士的重要原因。但这并不是全部原因。 《周书·武帝纪下》建德六年十二月条载称，“移并州军人四万户于关中”；《隋书·梁彦光传》称，“齐亡后衣冠士族多迁关内”。山东大姓豪强素以聚族而居、族大人众著称[17]，显然，将文学 艺术 之士和拥有雄厚宗族乡里基础的衣冠士族――在多数情况下他们是一身而二任焉[18]，迁往关内，并将其头面人物吸受到统治集团中来，关系到周隋政权在山东的统治，因而成为周隋政权在旧齐地区长期推行的一项重要政策。 但这项举措直到隋朝初年收效仍不理想。《文馆词林》卷691《隋文帝令山东卅四州刺史举人敕》[19]云： asp服务 君临天下，所须者材，苟不求材，何以为化？自周平东夏，每遣搜扬，彼州俊人，多未应起。或以东西旧隔，情犹自疏；或以道路悬远，虑有困乏，假为辞托，不肯入朝。如能仕者，皆得荣位，沉伏草莱，尚为萌伍，此则恋目下之利，忘久长之策。刺史守令，典取人
情，未思此理，任而不送。朕受天命，四海为家，关东关西，本无差异，必有材用，来即铨叙，虚心待之，犹饥思食。彼州如有仕齐七品已上官及州郡悬（县？）乡望县功曹已上，不问在任下代，材干优长堪时事者，仰精选举之；纵未经仕官，材望灼然，虽乡望不高，人材卓异，悉在举限。
隋文帝此诏大抵下于开皇二年（582）至三年之间[20]，他在诏书中自称“四海为家，关东关西，本无差异”，是否也像唐太宗一样，其内心深处仍存东西之异，这里姑置不论，诏书中说山东才俊之民，“或以东西旧隔，情犹自疏”，假借各种理由滞留家乡，“不肯入朝”，则是实情。《北史》卷100《序传》载李延寿的祖父、故齐晋州别驾李仲举：
邺城平，仍将家随例入关，仲举以亲故流离，情不愿住。妻伯父京兆尹博陵崔宣猷留不许去。固辞，乃得还邺。寻有诏，素望旧资，命州郡勒送，仲举惧严命而至。补秋官宾中上士，深乖情愿，乃取急言归。隋开皇中，秦王俊镇洛州，召补州主簿。友人蜀王府记室范阳卢士彦谓仲举曰：“丈人往经征辟，每致推辞，何为徒劳之任，忽尔降德？”仲举笑曰：“屈伸之事，非子所知。”寻被敕追赴京。朝廷以仲举婆娑州里，责黜左降为隆州录事参军。寻以疾归，以琴书自娱，优游赏逸，视人世蔑如也。会朝廷举士，著作郎王劭又举
以应诏。以前致推迁为责，除冀州清江令，未几，又以疾还。后以资例，授帅都督、洛阳令……竟不起。终于洛阳永康里宅。时年六十三，当世名贤，莫不伤惜之。
周灭齐后，李仲举“随例入关”，却“情不愿住”，私自回到关东邺城。后虽迫于“州郡勒送”的“严命”，不得已再赴京师，受任秋官宾中上士，但在任不久，又再度请假归乡。隋开皇二年[21]，仲举应秦王俊召补，出任洛州主簿，其友人卢士彦很不理解，因为李仲举屡辞征辟，既要做官，何必不在长安就任京职？既告假还乡，何必又“忽尔降德”“为徒劳之任”，即出任州郡之职[22]？从李仲举“屈伸之事非子所知”的回答，并联系其后来的行事，可知他出任洛州主簿，实有深意在焉，即通过出任州职，达到不去长安任职从而“婆娑州里”的目的，也就是上引隋文帝诏中所谓“假为辞托，不肯入朝”。后来李仲举还是“被敕追赴”长安，却因身任朝职而长期“婆娑州里”，受到“责黜左降”的处分――被削去中央官职、贬任隆州录事参军。既非任职朝廷，势必更便于借病归乡，果然李仲举到任不久，“寻以疾归”。这大概就是卢士彦未能体察而李仲举又不便明言的所谓“屈伸之事”，即通过出任州郡，名伸实屈，以达到滞留家乡的目的。再后来“朝廷举士”，李仲举又被“举以应诏”，同样因“以前致推迁为责”即“婆娑州里”之过，外任县令，“未几又以疾还”。总之，李仲举自齐亡以后，虽屡被征辟，身有职任，却长期告病在乡，直至终老。 以上 分析 含有推测成分，
不妨再举一例。《金石萃编》卷43《房彦谦碑》：
潜隐之操，始擅于州闾，高亮之风，日闻于海内……郡三辟功曹，州再辟主簿，其后不得已而从命。……州郡□职，非其志焉，然公以周隋禅代之交，纪纲弛紊，亦既从政，便以治乱为怀……虽在乡国，若处王朝，政教严明，吏民悦伏……开皇初，频诏□（搜[23]）扬人物，秦王出□（镇？）京洛，致书辟召，州县苦相敦逼，公辞以痼疾，且得遂情，偃仰其后。隋文帝忌惮英俊，不许晦迹丘园，公且权维絷，方应荐举。七年，始入京省，受吏部承奉郎。是时齐朝资荫，不复称叙，鼎贵高门，俱从九品释褐，朝廷以公望实之重，才艺之优，故别有此授，以明则哲之举。俄迁监察御史。
又《隋书》卷66《房彦谦传》：
年十八，属广宁王孝珩为齐州刺史，辟为主簿。时禁网疏阔，州郡之职尤多纵弛。及彦谦在职，清简守法，州境肃然，莫不敬惮。及周师入邺，齐主东奔，以彦谦为齐州治中。彦谦痛本朝倾覆，将纠率忠义，潜谋匡辅。事不果而止。齐亡，归于家。周帝遣柱国辛遵为齐州刺史，为贼帅辅带剑所执。彦谦以书谕之，带剑惭惧，送遵还州，诸贼并各归首。及高祖受禅之后，遂优游乡曲，誓无仕心。开皇七年，刺史韦艺固荐之，不得已而应命。吏
部尚书卢恺一见重之，擢授承奉郎，俄迁监察御史。
参据碑、传，可知房彦谦在齐亡以后，称病“归于家”，“优游乡曲，誓无仕心”，一同李仲举。朝廷“不许晦迹丘园”，“州县并苦相敦逼”，最后“不得已而应命”，亦同李仲举[24]。开皇初年隋高祖“频诏搜扬人物”、秦王杨俊“出镇洛州”征召贤俊之时，李仲举应召出任本州主簿，房彦谦初虽不应，“辞以痼疾”，后仍不免赴京任职，相对之下，更可见李仲举出任州职的“屈伸”之意。 当时宁愿出仕州郡而不愿入关任职朝廷者尚有其人。《隋书》卷57《薛道衡传》：“及齐亡，周武引为御史二命士。后归乡里，自州主簿入为司禄上士。”同书卷76《文学·崔儦传》：“在齐举秀才，为员外散骑侍郎，……待诏文林馆。历殿中、膳部、员外三曹郎中。儦与顿丘李若俱见称重，时人为之语曰：‘京师灼灼，崔儦、李若。’齐亡，归乡里，仕郡为功曹，州补主簿。开皇四年，征授给事郎，寻兼内史舍人。”薛道衡齐亡后先入关任职，后归乡里，出任州郡。清河崔儦，无论家世还是文才，显然也在被征入关之列，但他在齐亡后直接回到乡里，出任他十六岁时曾不屑于做的郡功曹。不过他们二人后来均由州职入任朝官，与李仲举始终优游乡里不同。 颜之推称“北方政教严切”，人士不敢“隐退”[25]。《北史·序传》称北周诏征旧齐人士，“严命”“州郡勒送”，宛若押解囚犯。《房彦谦碑》则谓“州县并苦相敦逼”，后来“且权维絷，方应荐举”，“维絷”即系缚，“权”疑
蟋蟀王为“惧”，盖因形似（權、懼）致讹，可知房彦谦若坚不应举，州县长官迫于诏敕，只好将他系缚至京。上引隋文帝诏中责备刺史守令“典取人情”，对不应辟召者“任而不送”，则州县长官之“勒送”、“敦逼”，实出于不得已。在周隋之际如此严酷的 政治 环境下，李仲举为长期居乡而行“屈伸之事”，也是迫不得已。 隋初加强了“搜扬”山东士人的力度，诏敕严命、州郡敦逼之下，又有一批旧齐士人被征入关。《隋书》卷58《杜台卿传》：“父弼，齐卫尉卿。台卿少好学，博览书记，解属文。仕齐奉朝请，历司空西阁祭酒、司徒户曹、著作郎、中书黄门侍郎。……及周武帝平齐，归于乡里，以《礼记》、《春秋》讲授子弟。开皇初，被征入朝。”又据同书卷75《儒林·马光传》，马光等山东“六儒”，亦是开皇初被征入关，马光当年执教山东时（“教授瀛博间”）的上千弟子，也大多随光入关。又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26]显庆135《苗明墓志》：“颍川长社人也。……曾祖居，魏封安乐侯，祖洪，齐天保年中封谏议大夫安德王辅佐。……父先，隋开皇二年州贡明经……起家游骑尉，至大业初，任上党郡主簿。”余不备举。 隋炀帝大业元年（605），营建东都，曾大规模移民洛阳。《隋书·炀帝纪上》三月条：“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又《资治通鉴》卷180隋炀帝大业三年冬十月：“敕河南诸郡送一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置十二坊于洛
水南以处之。”据唐人杜宝贞观年间所撰《大业杂记》：“（大业三年）十月，敕河北诸郡送工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于建阳门东道北□（置）十二坊，北临洛水，给艺户居住。”则三千余家工艺户实来自河北[27]。实际上移实东都的民户大都来自旧齐地区，且移民不止于富商大贾和工艺户：
华硕m5000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张波墓志》（图版494，大业十一年）[28]：“并州武乡人……祖老，魏骠骑将军、西道行台。父遵，齐襄垣郡丞。……（波）无情青紫，有志丘园，直以旧族豪家，迁于洛邑。”
又《唐代墓志汇编》贞观037《郭提墓志》：“并州太原人也……祖和，齐本州晋阳县令。……父馗，齐征西步兵校尉。……（提）隋仁寿四年被征，除阳平之发干县主簿。……俄而文帝升遐，嗣君纂位，衅彰盘石，兵起晋阳。君地势膏腴，乡推领袖，虽潜身窜影，终挂网罗。大业初，迁于河南之洛阳县。居常怏怏，耻类殷民，不乐终年，便婴痼疾。” 同书永徽005《段夫人墓志》：“陇西武威人也。……祖安，魏华州长史，父龙，隋定州行唐令。……（夫人）年十七，适于高平竺氏。望同王谢，睦等潘杨。……君讳让，字道逊，隋燕王府录事参军。属大业之初，营都瀍洛，衣冠□族，多有迁移。君既策
名英府，陪随藩邸，席卷桑梓，因即家焉。” 可知大业初的移民，含有迁徙旧族豪强的目的，主要是关东地区的衣冠豪强。郭提之迁徙洛阳，虽事涉汉王杨谅之乱，而杨谅起事太原，正是以“河东豪杰”[29]等旧齐人士为基本力量。《隋书》卷45《文四子传·庶人谅传》载王頍说谅曰：“王（杨谅）所部将吏家属，尽在关西，若用此等，即宜长驱深入，直据京都，所谓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据旧齐之地，宜任东人。”所谓“东人”即关东人，郭提正是属于“东人”中的“领袖”人物。 尽管周隋王朝致力于迁徙关东衣冠豪强，延召旧齐士人入关，但如前引隋文帝诏所云，未“应起”的旧齐士人仍所在多有。正因为他们优游乡里，不复出仕，故往往不见载于史籍，兹稍引碑刻资料如下。 彭城郑子信，史称“颇有文学”，齐武平末兼左右郎中待诏文林馆[30]，据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韦略墓志》（图版373），子信直至开皇八年仍健在居乡，想必齐亡后即回乡里。 同书《杨秀墓志》（图版440）：原为弘农华阴人，后迁居河南，北齐时为“任城王皇子国治书，随府播迁一十三祀”，“自大周握揽，更有收庸，轩盖簪裾，公息好也。乃投冠背阙，慕平子之归田，解绶离朝，同伯阳之去位，放情八索，纵志九丘”。 同书上《□堕暨妻赵氏墓志》（图版457）：河南人。祖魏扬麾将军、北营州长史、北平镇将，父冠军将军、平昌王府主簿、加卫将军，迁东阿县令。堕“起家冯翊王开府长兼行参军，寻值周有山东，归宁自养，开皇
元年蒙诏版授洺州旷年县令”。 同书《皇甫深墓志》（图版461）：河南洛阳人。父为“齐龙骧将军、北雍东雍二州刺史，楚州阴陵郡守”，深为齐汉阳王补记室参军，“属值齐室版荡，君乃隳迹丘园”。 同书《陈常墓志》（图版471）：颍川许昌人。祖中书博士，金紫光禄（大夫），父营构大监，领诸军将。常于齐天统元年官至清河郡太守、骠骑大将军、中散大夫，“从兹以后，周齐格命，遂潜名德”。 同书《李元暨妻邓氏墓志》（图版507）：赵郡柏人，祖华，魏征虏将军、中散大夫，父业，魏龙骧将军、谏议大夫、范阳郡太守。元为齐叱列长叉开府行参军，“周平东夏，毕志丘园”。 同书《王仲暨妻淳于氏专志》（图版527）：太原晋阳人，祖为魏开府仪同三司、幽州马邑镇将，父为齐棣州饶安县令。王仲二十余岁，值北周灭齐，乃“却扫园林”，隐居不仕，“一丘一壑，素琴浊酒”，“历周隋而不变”。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贞观083《刘粲墓志》：彭城人，祖礼，齐相州成安县令，父神，为齐左直长。粲“大隋之初，以廉洁闻，州县累召，辞不赴命。于是养素二丘，去来三径，怡神释部，游性玄言”，不仕而终。 同书贞观093《马志道墓志》：扶风人，父廉，齐冯翊王记室、司州主簿，志道弱冠知名，“诏下屡征，辞不就职。大业之际，再被搜扬，君即解褐登朝，遂授河间束城县尉”。 同书永徽142《王惠墓志》：祖肃，孝文帝时奔魏。父理，齐秘书监徐州刺史。惠“发源澄静，禀孝纯深……（北周灭齐时二十五岁）闻卫卿绝俗，耻臣汉主，庄周高蹈，不就楚征。遂宗仰前修，放旷原野”，不仕而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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