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戈尔丁的《启蒙之旅》
自从塞巴斯蒂安・布兰特的《愚人船》（Das Narrenschiff）在十五世纪末问世后，一个新的意象便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想象图景里―世界之舟驶向永恒的意象。也许它不算是新的，在布兰特使用它时即已十分古老，但英、法、荷诸国的“愚人文学热”倒是直接源于这部德国诗体叙事作品。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认为，激发文艺复兴早期想象力的“愚人船”很可能是朝圣船，那些有象征意义的疯人乘客是去寻自己的理性。福柯的阐释与其说是要揭示一种习俗的确切含义，不如说是要拓展我们对文明的理解。
象征性的航行或航行所具有的象征性能够吸引作家的兴趣。美国作家凯瑟琳・安妮・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出版于一九六一年的小说《愚人船》（Ship of Fools），构思受到布兰特同名作品的启发，描写二战前夕从墨西哥开往德国的一艘客轮上的各人物，试图传达一种现代文明的象征性。这幅调灰暗的“世态画”是一则“道德寓言”（moral allegory），探讨善与恶的二元景观：“恶”如何在“善”的妥协与默认下施行；人如何具有毁灭他人和自我的本能。基督教文明的末世想象和善恶观，在“愚人船”的图景中展开，显得再适合不过了。船上乘客或是去寻财富和事业，或是去寻“理性”（如福柯所言）；他们的寻即便未获成功，至少也会成为命运或理念的某种化身。于是作家的灵感一次次地被这种象征性的航行所激动，试图构造出漂流在水面上的小社会，描绘出精神历险的旅程。速算与巧算
篮球规则的演变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1911-1993）出版于一九八○年的小说《启蒙之旅》（Rites of Passage，陈绍鹏译）便属于这个创作系列；在柯勒律治、麦尔维尔、康拉德、安妮・
波特等人的传统中，又提供了一个海上“道德寓言”。该篇背景是十九世纪初叶拿破仑战争末期，场景是一艘由英国南部经赤道驶向澳大利亚的民用战舰。船上乘客组成一个有代表性的小社会，诸如威权的船长、善感的牧师、势利的绅士、自由派画家，以及、孕妇、酒鬼等，在足以引发忧郁症的航程中，在一个“木头的天地”里，“吊在海水下的陆地与天空之间，犹如树枝上挂着的一个干果，或是池水上漂浮的一片叶子”，上演人间戏剧。 埃德蒙・塔尔伯特，小说的主角兼叙事人，以撰写航海日志的方式讲述见闻。他是年轻的上流绅士，受过良好教育；此行去殖民地任职，受到其保护人（一位上了年纪的爵爷）的关照，而该爵爷是总督大人的弟弟，可见来头不小。塔尔伯特向船长点明这层关系，后者有所忌惮，顿时收敛了威风。在一艘等级森严的船上，门第和权势的光环尤为耀眼。船长固然是后甲板“禁地”的暴君，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可他没法不重视某个总督大人的弟弟的裙带关系。
读过理查森、菲尔丁或简・奥斯丁的小说，我们对十八世纪英国的社会等级现象不会感到陌生。但是《启蒙之旅》所触及的等级概念，严格说来更接近于旧俄小说展示的社会内涵，那个以通古斯军事极权主义为根基的俄国社会。因为，“一艘军舰是一艘卑鄙而专制的船”，是“具体而微的暴政之船”。塔尔伯特的海上经历和这个载体的性质不可分割。这位舞文弄墨的贵人，不得不领受污臭的舱房、可怕的晕船、“愚人船”的乘客和密不透风的战舰等级制。如果说他是用一只势利的眼睛打量周围的世界（上流绅士改不了的脾气），他则是用另一只“陌生化”的眼睛记录观察，表达其不适感和恐惧感。他和那
位叫罗伯特・詹姆斯・科利的牧师一样，是“对这个世界的光怪陆离的现象产生奇怪感觉”的人。毕竟，英国陆地社会不同于海上“奇特的环境”，正如小说结尾时所说：“因为彼此住得如此之近，因此和太阳和月亮之下所有荒谬的事物太接近了。” 麦尔维尔在《水手比利・巴德》中也讲过类似的话，试图帮助读者去理解，一艘孤零零的海船上何以会发生某些不可思议的事件，某种谜样的行为和遭际。“纠察长”无故迫害“英俊水手”，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是一种“神志错乱”的疯狂。戈尔丁这篇小说也写迫害狂―船长安德森厌恶牧师，以诡诈的手段虐待罗伯特・詹姆斯・科利，致使后者蒙羞而死。透过晦涩的悬疑和层层影射，该篇小说要讲述的便是这样一个故事。
我们知道，任何“道德寓言”都不只是在经验层面上讲述故事，而是关乎文明的象征符号的连续诠释的复合体，有其神话解释的基点和视角。所谓善恶二元论的辨析，也是在这神话解释学的基点或视角中导入的。麦尔维尔从非基督教的立场表达超验（比利・巴德所象征的希腊式的肉体美和精神美），戈尔丁则用基督教的框架探讨善恶（新教的个人拯救和自省）；前者接近希腊的命运观，后者无疑是信奉“原罪说”。通过比较可以看到，由于神话解释的基点不同，小说的构思和象征意义也就大有区别。戈尔丁有意在小说中安排一个人物，让人看到其诠释的差异。水手比利・罗杰斯的体貌特征处处和水手比利・巴德相似，却全无精神和人格的超凡之美，这是对《水手比利・巴德》的一种颠覆性处理。信奉“原罪说”的戈尔丁试图演绎的，并非善美的化身遭到毁灭的悲剧，而是柔弱的心灵备受凌辱的故
事。在这粗鄙、冷酷的世界里，科利牧师像可怜的小狗任人宰割，以至于发出惊呼：“这是一艘没有神的船。”如果说麦尔维尔对恶的诠释是玄秘的，戈尔丁的诠释则显得直白，从基督教的观点看是容易理解的，科利牧师的遭遇就是信仰堕落和“人性恶”的表征―在与世俗权力的交涉中，牧师拯救不了自己，拯救不了世界，他是一个当众出丑的滑稽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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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手们安排的“獾皮囊酒会”上，科利牧师被强行浸入盛满尿液的污水盆中，惨遭凌辱。这是船儿驶过赤道分界线时通常举行的一个仪式，水手以此驱除对大海的恐惧 通讯中断感。这本书原名直译是“过界仪式”，所指也包含这场冒渎神灵的洗礼。作者试图通过此类描写加深讽喻意味（在其名作《蝇王》中，西蒙之死也是和狂欢的渎神仪式相关），除了“过界仪式”，还有牧师的葬礼仪式和婴儿的洗礼仪式（科利死后船上有婴儿降生，洗礼居然是由船长安德森主持），这些描写的讽刺意味不能不说是辛辣的。书中引用拉辛的台词：“‘善’攀上奥林匹亚的峭壁，步履维艰/‘恶’也一路蹀躞，走向地狱的魔殿。”可以说，在戈尔丁的作品中，《启蒙之旅》对仪式的象征性描写最为典型和充分，凝聚其“道德寓言”的强烈讽刺意图。善恶二元论是诠释戈尔丁创作的公式，自然也是《启蒙之旅》建构寓言的关键，如上所述，以船长（代表尘世权力）和牧师（代表天国福音）的冲突为情节枢纽，构成明显的二元论的框架。问题在于小说中的牧师是否代表“天国福音”？要说清楚这个问题，似乎不那么简单，这就如同要把戈尔丁定义为基督教作家，让人颇感踌躇。戈尔丁和但丁一样，对“隔离”的图景怀有深刻的兴趣，但基督教作家应该有的主题预设，却没有成为他的依靠。
科利是个英国国教教徒，拥有牧师从业资格证书，试图在船上行使其宗教职责，毫无疑问他是传播福音的牧师。如果不是船长阻挠，并且设计陷害他，断不至于如此狼狈，成为众人眼中的笑柄。牧师自身“特殊的天性”也适合于得到“宗教安慰”，他柔弱、真诚、善感，且不乏勇气。遭到一系列羞辱后，他自绝于人世，这也是一种勇气的表示。如果事情仅仅如此，我们对这个人物的同情就不会掺杂疑虑了。小说隐晦的叙述却披露这样一个内幕：科利牧师喝醉酒并且和水手口交。在“一紫铜皮肤的年轻兄弟”中他看中一个小伙子，即比利・罗杰斯，“一个细腰、细臀，可是阔肩的‘海神之子’”（此处的描写多么像麦尔维尔的比利・巴德）；他把朗姆酒比作“灵液”（ichor），即希腊诸神的血
液，是为比利・罗杰斯这样的“半神”准备的；牧师感到心醉神迷―
质子衰变我突然发现自己在我的这个走廊、舱房与船腰甲板构成的王国里，出乎意料地受到废黜，一个新的帝王登基了。因为这个紫铜的年轻人，浑身都是灼热的“灵液”……我慷慨地逊位了，并且渴望跪在他面前。
这番火辣辣的自白中，有着一个基督徒的异教冲动。牧师渴望友情，“特别需要友情”，这一点不难理解，醉酒后的出格行为或许也不必太苛责，但是，“灵液”一说又是从何谈起？似乎对异教的偶像崇拜胜于对救世主的崇拜，或者说他把自身的宗教情感作了希腊化处理，一种不可思议的逆转或颠倒。
尼采在《朝霞》（田立年译）中说过一段话，像是针对科利牧师说的。书中写道：
在道德领域中，基督教只认道德奇迹：全部价值判断的急剧变化，所有习惯方式的断然放弃，对新事物和人的突如其来的不可抑制的倾慕。基督教将这些现象看作上帝做工的结果，称之为重生，在其中看到一种独一无二的无与伦比的价值，从而使所有其他被称为道德但与这种奇迹没有关系的事物对他来说都成为无所谓的―事实上，它们甚至可能使他感到害怕，因为它们往往带来骄傲和幸福之感。……只有精神病学家才能决定，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种突然的、非理性的和不可抗拒的逆转，这样一种从不幸的深渊到幸福的顶峰的置换的生理学意义是什么（也许是一种变相的癫痫症？）；他们确实经常观察到类似的“奇迹”（如以自杀狂形式出现的杀人狂）。虽然基督徒“奇迹转变”的结果相对来说要更令人愉快一点，但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
浦东高桥镇小学尼采的阐释和戈尔丁的叙述，其观察的立场都不能说是倾向于宗教的。科利牧师的“奇迹转变”令人诧异，不仅仅是由于其情内涵。那种以谦卑的形式表达的“骄傲和幸福之感”，在道德和心理领域中“突然的、非理性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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