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争鸣
交融中的创新
尚必武
内容提要：历经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两大文学浪潮以及多种文学批评理论的洗礼，英国小说在迈入21世纪后非但没有死，反而涌现出更加旺盛的发展势头，展示出令人振奋的盎然生机。萨尔曼·拉什迪、伊恩·麦克尤恩、朱利安·巴恩斯等一大批文坛老将笔耕不辍、频推新作，引发批评热潮；与此同时，扎迪·史密斯、汤姆·麦卡锡、亚当·瑟尔威尔等众多文坛新锐锋芒毕现，势头猛进，令人侧目。本文试图以若干当代英国主要小说家及其代表作品为例，从“叙事形式”和“创作主题”的双重层面考察英国小说在21世纪的发展。21世纪英国小说家们批判性地继承英国文学固有的现实主义传统，同时又充分吸纳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创新精神，不仅在叙事形式上消解了现实主义与实验主义、虚构与非虚构、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历史小说与侦探小说等诸多艺术样式之间的虚假对立，而且在创作主题上实现了科技与人文、伦理与审美、历史与现实、宗教与世俗、区域化与全球化等众多命题之间的交融和暗合，有力地拓展了当代英国小说的创作视野。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讨论了21世纪英国小说的启发价值和阐释挑战，以期为学界的深入研究提供建设性参考。 关键词：21世纪英国小说 交融性 叙事形式 创作主题
作者简介：尚必武，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特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事叙事学、文学伦理学批评、当代英美文学研究。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麦克尤恩小说的叙事艺术与伦理思想研究”（14BWW039）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Innovation through Intersection: Approaching 21st-Century British Fiction
ABSTRACT: Having weathered literary movements such as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and survived the scrutiny of various critical theories, British fiction did not
交融中的创新
meet its end but flourished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 Salman Rushdie, Ian
McEwan, Julian Barnes, among other veteran writers, continue to draw critical attention
by producing one masterpiece after another, while younger novelists such as Zadie
Smith, Adam Thirlwell, and Tom McCarthy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temporary British literary scen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21st-century British
novels feature boundary-crossing in both narrative forms and thematic concerns. On the
one hand, they tend to disrupt the false opposition between realism and experimentalism,
fiction and non-fiction, temporal art and spatial art, historical fiction and detective fic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y often intersect science with culture, ethics with aesthetics, history
with reality, localization with globalization, and religion with secularity. The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consequent interpretive challenges, and offers some tentative suggestions for
2012年浙江高考作文future studies in 21st-century British fiction.
Keywords: 21st-century British fiction, boundary-crossing, narrative form, thematic concern
Author: Shang Biwu <biwushang@sjtu.edu> is a Distinguished Fellow of English a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240）. His scholarly
interests include narratology, ethical criticism, and contemporary Anglo-American fiction.
在《21世纪小说：现在发生了什么？》（2013）一书的“导言”中，西安·阿迪塞希亚（Siân Adiseshiah）、鲁珀特·希尔德亚德（Rupert Hildyard）明确指出：“现在是讨论21世纪小说区别性特征与重要发展的时候了”（4）。彼得·博克索尔（Peter Boxall）在《21世纪小说：批评导论》（2013）一书中主要考察了21世纪英国小说中的“历史记忆”、“人性的限度”、“先锋书写”、“全球化”等论题。彼得·蔡尔兹（Peter Childs）和詹姆斯·格林（James Green）在《21世纪英国小说的美学与伦理》（2013）一书中，以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纳迪姆·阿斯拉姆（Nadeem Aslam）、哈里·孔兹鲁（Hari Kunzru）和大卫·米切尔（David Mitchell）的作品为案例，审视了21世纪英国小说在全球化背景下所呈现的美学方式与伦理主题。与博克索尔等人对21世纪英国小说的整体研究不同，戴夫·冈宁（Dave Gunning）以莫妮卡·阿里（Monica Ali）、卡里尔·菲利普斯（Caryl Phillips）、哈里·孔兹鲁、扎迪·史密斯等族裔作家的新世纪小说为分析对象，重点考察了21世纪英国族裔小说（英国黑人小说和英国亚裔小说）在创作旨趣上展现的新特点，即他们在“世界主义”的背景下，“拒绝贴在其作品上的本真性标签，努力介入更大的伦理和政治问题，而不仅仅关注种族地位”（782）。就国内学界而言，杨金才对21世纪英国小说的发展趋势与核心命题着墨最多。他不仅勾勒出当代英国小说中“迷思与历史交织”、“都市意象主题”、“文化杂糅”、“病症叙写”四个重要的创作命题（《若干命题》64—73），同时还认为“当代英国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当代英国的历史现实和文化病症，无论是主题还是形式都具有多元性特征，而且包括四个方面的核心主题：一、跨世纪焦虑；二、世纪末身份的渲染与刻画；三、历史题材拟写；四、地理空间叙事”（《研究视角》55）。近期，杨金才对新世纪外国文
学发展趋势的概括也同样适用于21世纪英国小说，即“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文学”、“历史拟写与历史题材文学的复兴”、“科技文学反思与生态文学新走向”、“消费文化与都市文学的创作”、“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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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文学的源起与发展”、“创作形式转型与审美追踪”（《几点认识》162—64）。
固毋庸言，上述论者对21世纪英国小说核心特征和发展态势的把握，准确得当，予人启发。笔者认为：无论是从叙事形式还是从创作主题上来看，英国小说在21世纪的发展都可以用“交融中的创新”来形容。21世纪的英国小说家们批判性地继承了英国文学固有的现实主义传统，同时又充分吸纳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创新精神，不仅在叙事形式上消解了现实主义与实验主义、虚构与非虚构、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历史小说与侦探小说等诸多艺术样式之间的虚假对立，而且在创作主题上实现了科技与人文、伦理与审美、宗教与世俗、区域化与全球化、通俗文化与政治诉求等众多命题之间的交融和暗合，有力地拓展了当代英国小说的创作视野。
兼容并蓄的创作样式：叙事形式的交融
新世纪之初，多米尼克·黑德（Dominic Head）在《剑桥当代英国小说导论：1950—2000》（2002）一书中预言说：21世纪小说势必会超越“现实主义/实验主义之间虚假的二元对立”，会出现“新的杂合体
以及现实主义的新扩展”（10）。与黑德的观点相左，扎迪·史密斯认为：21世纪小说在文类上可以被理解成“抒情现实主义”（lyrical realism），是“后现代主义旗舰产品”元小说的替代品。在题为《小说的两个路径》（“Two Paths for the Novel”, 2008）的文章中①，史密斯认为：约瑟夫·奥尼尔的《地之国》（2008）和汤姆·麦卡锡的《余物》（2005）代表了当代小说创作的两个走向：奥尼尔的《地之国》代表的是陶醉于“声音丰满、句法丰富、句子结构漂亮”的“抒情现实主义”，而《余物》代表的是“死亡巡猎主义”（necronautism），即“除去一片死树林，可以看到一条可供选择的路，小说或许就可以沿着这条道路艰难地向前行走”（Changing 94）。对于“抒情现实主义”，史密斯满怀疑虑：“世上的事物真的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吗，织入对过去时光的语言想象中？这真的是现实主义吗？”（82）。但是，对于“死亡巡猎主义”，史密斯称之为“建构主义性质的解构”，而这也是让《余物》作为过去十多年来英国最佳小说之一的标志性品质。很显然，在当代英国小说的创作走向上，史密斯个人所倾向的是“死亡巡猎主义”。
回顾英国小说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发展，我们发现：尽管小说家们“在叙事视角、审美追求、呈现方式和行文品格上各有千秋”（杨金才，《几点认识》162），但他们在创作形式上充分融合多种艺术样式，力图在交融中创新和发展当代小说的叙事艺术，具体表现在现实主义与实验主义、虚构与非虚构、历史小说与侦探小说、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等诸多艺术样式之间的跨越与融合。在下文中，笔者试图以扎迪·史密斯、阿里·史密斯（Ali Smith）、J.M.库切、戴维·皮斯（David Peace）、凯特·萨默斯凯尔（Kate Summerscale）、萨尔曼·拉什迪等人的作品为例对此作简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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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文学思潮与创作趋向上，21世纪英国小说试图弥合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人为划分。颇为有趣的是，尽管扎迪·史密斯公开声称疏离传统的“抒情现实主义”，转向拥抱带有实验特征的“死亡巡猎主义”，但是其本人的文学创作路数却背弃了她自己的论点。在《白牙》中，史密斯使用了混杂电视节目、书信、书单、音乐歌词、告示、《圣经》、多部文学作品片段等的后现代拼贴技法，以及意识流、时空错乱的现代主义手法，百科全书式地讲述了霍滕斯、克拉拉、艾丽三代牙买加裔英国妇女等人的故事，真实再现了移民者在英国社会所经历的宗教、社会、文化、教育等问题，以及不同代际移民之间的家庭内部冲突。值得注意的是，新课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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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还在作品中大量运用了被贴上现实主义标签的模仿叙事手法、全知叙述手法等，如小说用模仿叙事的方式鲜活地塑造了小说的众多人物，例如阿吉性格犹豫不定，遇事喜欢用投币的方式来做决定，甚至还用投币的方式来决定自己是否要驾车自杀或开杀人；用全知叙述的方式讲述了艾丽家族的历史。在《西北区》中，史密斯采用实验叙事手法，以意识流、电影剧本以及第一人称、第二人称交叉叙述的方式，呈现了当代伦敦西北区社会的多声部特征。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在《纽约客》杂志上这样称赞该部小说：“在形式实验的外表下，流淌着清晰稳定的现实主义才华”。诚如伍德所言，在小说《西北区》中，放眼读去，各方言、肮脏的人行道、轰鸣的公交车等，将一个鲜活的伦敦城精彩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蔡尔兹和格林这样评价扎迪·史密斯作品在叙事手法上的“交融性”特征：
“史密斯在小说的走向上能言善辩，她是同时代较为先锋前卫作家的拥护者。尽管她的作品中展现出现代主义的叙述实验性和后现代主义的游戏性特征，但她本人似乎又是一个较为保守的作家。她对21世纪小说的贡献在于努力重构伦理和审美之间的关系，用喜剧和社会现实主义来讨论一个社会和种族复杂的全球化世界”（Childs and Green 56）。
与扎迪·史密斯如出一辙，苏格兰女作家阿里·史密斯也是融合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手法于一炉的典型作家。《酒店世界》是史密斯最为著名的一部作品，不仅获得了苏格兰艺术委员会年度图书奖，而且入选橙文学奖和布克奖的短名单。从叙事形式上来看，这是一部典型的后现代主义作品。小说充分运用了后现代拼贴手法，不仅在整体层面上拼贴了五个故事，而且在局部层面上还拼贴了酒店广告、日记等。此外，小说还大量运用了现代主义作家所青睐的“意识流”技巧，如小说的第五部分“过去的未来”全部由没有任何标点符号的文字构成，隐喻克莱尔失去妹妹萨拉的精神创伤。从人物塑造和情节进程来看，小说又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作家擅长的真实性和模仿性，情节结构明了，人物形象鲜明。五位女性叙述者除了克莱尔和萨拉是妹外，其他人互不相识，但是她们的生活和故事都因为酒店而联系在一起，共同讲述了一则创伤与疗伤的故事，隐喻人生的变化无常。
其次，在文类特征上，21世纪英国小说试图实现不同文类之间的越界与融合。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虚构”类与“非虚构”类文学之间的跨越，譬如横跨小说与传记两大文类的文本书写。J.M.库切的作品《夏日》（2009）即是一例。小说通过日记、采访等形式力求传记书写的真实，但实际上又不断暴露
出受访者记忆的模糊与不准确。从作品的书写内容上来判断，《夏日》似乎是一部传记，因此被批评界认为是库切传记三部曲之一（前两部为《少年时代》、《青春》），而作品的标题则赫然印上了“小说”（Fiction）的标签。或许，这部作品可以被称为“传记小说”或者“小说传记”。
除库切外，戴维·皮斯和凯特·萨默斯凯尔也是在新世纪之后善于融合多重文类进行创作的重要作家。皮斯的作品“红约克郡四重奏”和“东京三部曲”均以融合历史小说与悬疑小说而著称。比如，在“东京三部曲”的第二部《被占领的城市》（Occupied City, 2009）中，皮斯采用罗生门式的叙述结构，用十二个不同的叙述者讲述关于银行抢劫案的故事，记述了1948年在日本东京发生的一起关于日本画家平泽贞通涉嫌银行抢劫和投毒的真实案件。就素材而言，这是一部历史小说，但是就其叙述过程而言，这又是一部典型的侦探小说。与皮斯相似，萨默斯凯尔也是善于跨越历史小说与侦探小说的高手，其《威彻尔先生的猜疑》（The Suspicions of Mr Whicher, 2008）不仅跨越了历史小说与侦探小说之间的文类界限，而且加入了照片、注释、参考文献、索引、地图等多种元素，使之成为一种具有杂合性质的有机文学叙事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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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无论在时间轴线上，还是在空间轴线上，21世纪英国小说都同样表现出“交融性”特征。就时间轴线上的跨越而言，阿里·史密斯的《酒店世界》和格伦·邓肯（Glen Duncan）《一天之后是一夜，然
后又是一天》（A Day and a Night and a Day, 2009）都是较为明显的例子：在这两部作品中，过去、现在、将来时态相互混用，带有浓厚的“非自然叙事”彩。不过，时空跨越特征最为突出的当属萨尔曼·拉什迪的作品《小丑萨利玛》（Shalimar the Clown, 2005）。该小说在体裁上涉及“9·11”事件与政治暗杀，极大地模糊了时间与空间的距离。
价值观念的多元表达：创作主题的交融
杨金才认为：“新世纪外国文学依然用艺术方式追寻与审视历史进程、表达思想……作家们大都在感悟人类文明智慧的同时，对这一文明本身又抱有矛盾的态度，或加以正面表现，或加以拒斥反省……不同程度地积极回应、参与或批判全球化进程，并在对20世纪文学传统的继承中展现人类新的自我与心路历程”（《几点认识》162）。就新世纪英国小说而言，作家们身处所谓的“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创作语境，他们反思人类文明的进程，力求在作品内容上反映现实，实现各自的诉求与主张，其作品既有精彩的故事，又不乏厚重的历史感。与创作形式相似的是，新世纪英国小说在创作主题上，也同样展现出明显的“交融性”特征，如全球化与区域化、科技与人文、历史与现实、通俗文化与政治诉求、伦理与审美等诸多命题之间的跨越与融合。
首先，进入新世纪之后，英国小说愈发表现出区域化与全球化相互融合的特征。小说家们在关注英国国内创作环境的同时也放眼全球。“9·11”事件、反恐战争、金融危机、生态恶化等皆在他们的作品中
得到了反映，表现出作家们从事文学创作的敏锐度和现实性。“9·11”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克里斯蒂安·维尔斯洛斯（Kristiann Versluys）曾在一篇文章中将发生在美国纽约的“9·11”事件看作是“一个欧洲事件”。维尔斯洛斯认为：“在广义上看，这种小说分为四种类型：疗伤型小说，亲历见证型小说，大纽约型小说，局外人小说。最后一类的作者并非美国人，展现了“9·11”事件已深入欧洲人心理，也由此成为一个欧洲事件”（68）。在当今英国文坛，书写“9·11”事件的小说经典有奥尼尔的《地之国》和麦克尤恩的《星期六》等。
当然，区域化与全球化之间的“跨越”表现得尤为突出的，应该是当代英国移民小说和族裔小说。新世纪之后，在英国文坛产生重要影响的当代主要移民和族裔小说家有扎迪·史密斯、莫妮卡·阿里、卡里尔·菲利普斯、萨尔曼·拉什迪、哈尼夫·库雷西（Hanif Kureishi）、高尔蒂埃·纽兰德（Courttia Newland）等。扎迪·史密斯向来以撰写多元文化和多种族著称。在《白牙》中，她这样写道：“听到民族主义者的担心时，移民会哑然失笑：怕传染、渗透、种族通婚，这些与移民所惧怕的东西比起来，简直是小菜一碟、芥菜籽大小的事情；移民担心的是：消亡、消失”（327）。换言之，身处异域国度和异族文化，移民者们最为担心的不是因种族差异而导致生活上的困难，而是自己种族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对于未来的移民和种族问题，史密斯借助小说人物艾丽之口，希望可以迎来一个不再关注人们肤和种族之“根”的社会。对于未来，艾丽期待自己的“孩子永远无法被准确描绘，也无法被准确提及。有些秘密是永恒的秘密。幻想中，艾丽看到这样一个时代，一个距今不太远的时代，到那时，
根将变得无关紧要，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出它，因为它太长、太盘根错节、埋得也太深了。艾丽期待这个时代的到来”（327）。艾丽的期待似乎也是作者扎迪·史密斯对一个新时代的吁求和期待。
其次，21世纪英国小说在创作主题上的“交融性”还表现为在科学与文化之间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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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融中的创新
半个世纪前，C.P.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演讲的时候，精彩地剖析了科学与文化之间“互不往来”的敌意态度，并表达了弥补两者之间鸿沟的愿望。按照斯诺的观点，“科学进程有两种动机：一是为了理解自然界，二是为了控制自然界。对任何一位科学家来说，无论哪一种动机都会成为主导；科学战斗往往从这一种或那一种动机中获得最初的冲力”（64）。在上述“两种动机”的驱使下，科学进程获得了重要“冲力”。但是，科技在极大改变人类生活的同时，也开始威胁到人类的存在，带上了“去人类化”的彩，人们也由此不得不面对科技发展带来的负面问题，如对科技过于发展的焦虑和恐慌，如核泄漏、转基因食品以及克隆技术等。那么科学与人文之间如何更进一步地融为一体？进入新世纪之后，英国小说家以文学书写的方式对这个命题做出积极回应。麦克尤恩和石黑一雄即是两个绝佳的例子。在小说《星期六》（2005）中，麦克尤恩通过书写神经外科医生贝罗安及其女儿诗人戴茜的故事，喻指了“两种文化”之间的互补性，即科学之于人的肉体犹如文学之于人的精神，试图为横亘在两大学科之间的“斯诺命题”做出注解。如果说在《星期六》中，麦克尤恩探讨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冲突与互补，
那么石黑一雄的《千万别丢下我》（2005）反思了人类滥用科学、悖逆伦理、疏离人文关怀的残酷性。小说呼吁人类追求科学背后的人文关怀，打破了社会现实与科学幻想之间的平衡，再现了人类主义与反人类主义之间的张力：一方面，人类滥用科学为自己谋私，缺失人性，表现得残忍而冷酷，另一方面是作为科学产品的克隆人，热爱艺术和生活，显得人性十足。
此外，21世纪英国小说在“创作主题”上的交融性还表现为通俗文化与政治诉求之间的跨越。正如祖德·罗伯茨（Jude Roberts）所言：在英国小说史上，“通俗文化与政治的关联屡见不鲜”，但在21世纪英国类型小说中，通俗文化与政治诉求的关系尤为突出，“这些叙事挑战读者去关注、质疑由社会经济及政治当权者所提供的（可以说是）具有同等虚构性的叙事”（Twenty-First Century Fiction183）。麦克尤恩的新作《甜牙》（2012）就是这类作品。在小说中，麦克尤恩通过书写20世纪60年代的间谍文化，讽刺了英国当局对文化创作领域的监视和干涉、对公民言论自由和隐私权的严重侵犯。
最后，21世纪英国小说在“创作主题”上的交融性还表现为历史书写与现实关切之间的跨越。尽管21世纪历史小说强调“过去是一个无可修复的、威胁性的存在”（Adiseshiah and Hildyard 10），但是正如杨金才所言：“作家们在观照历史时特别注重反思，同时又不忘表现当下现实中的生存状态，他们在回望历史的同时充分感受生活的重负，从容面对各种人生挑战，并以亦庄亦谐的笔触向世人揭示因人而异的文化纷争、身份焦虑与生命真谛，开启了历史题材文学的新局面”（《几点认识》163）。进入21世纪之后，英国文坛较为出众的历史小说有麦克尤恩的《赎罪》（2001）、马丁·艾米斯的《恐怖的
科巴》（2002）、巴恩斯的《亚瑟与乔治》（2005）、希拉里·曼特尔的《狼厅》（2009）、《提堂》（2012），以及吉姆·克雷斯的《收获》（2013）等。以曼特尔的《狼厅》为例。表面看来，小说似乎是在书写几个世纪前的英国历史，但实际上作品观照的是当代英国。小说通过对暴行、战争、天灾、疫病、政治婚姻、宗教改革等历史现象的细致描绘，有效地反映和再现了当下英国的社会历史现实：政治改革的呼声，一系列的社会骚乱事件，频发的政治丑闻，对局部战争的无端介入等。
在《哥伦比亚英国小说史》的“导言”中，约翰·里凯蒂（John Richetti）写道：“小说家从深层次思考人类在制造社会不公方面的同谋性。他们自己虽然无法提供最终答案，但企图对我们周围的道德世界进行多层面的探讨，藉此指向最大的社会与道德问题。小说于是可以借助所构建的想象生活说明一个文化的欲求和恐惧”（xiv-xv）。21世纪英国小说在“创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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