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从根本上说是对人而言的。意义也就是价值。“合理”、“有效”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词，它的尺度是对人而言的合理或不合理、有效或无效，是人的生存之真的敞开或遮蔽、烛照或伪饰。因此，阐释者本身的价值意向以及关于人的价值观问题就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人文主义价值观相对于文学批评，至少有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它是判断文本价值与对文本意义阐释的立足点，这个立足点或隐或显地制约着他对文本意义或伪意义的判断选择与阐释。第二，它同时也是阅读的视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能够看见什么和对什么视而不见甚至熟视无睹。总之，在我看来，在接受美学的“视界”、“期待视野”理论和阐释学对阐释者“前理解”(又译为“前判断”、“前结构”、“前见”、“偏见”)的尊重里，价值论已经呼之欲出了。这里的潜台词是：既然视界、前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阐释者对文本意义的发现与阐释，既然并非所有的阐释都是合理的和有效的，那么，什么样的视界或前理解可以抵达合理的与有效的阐释呢?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注意到了这个潜台词所留下的“空白”，对“视界”、“期待视野”、“前理解”所应包含的内容作出了具体的解释。如朱立元将“前理解”归纳为四个相互联系的要素:①世界观和人生观;②一般文化视野;③艺术文化素养;④文学方面的知识、阅读经验。阐释者对文
学史、文学类型、语言、主题形式等方面的熟悉和领
悟等文学能力很重要，并认为这是“以经验形成的每个读者现实地进行审美阅读期待的前结构和心理图式”，是“阅读的主体性”。
[3](P 368-369)
刘小枫将“正当
的主观性”(即合理性先见或合理性前判断)具体解
释为“心灵的感受力、沉郁敦厚的心理素质、明晰清醒的理性审辨力”以及“深切的价值感，温爱的不忍
之心”[4](P 21)等等，都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在方法
论、认识论中引入了价值论，从而阻断了以“价值中立”、“价值虚无”姿态出现的相对主义思潮对价值的冷漠，维护了人文主义价值观对文本意义阐释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同时也为防止极端主观化与极端客观化这两种目中无人的批评提供了可能。遗憾的是文艺理论界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引起文学批评界的重视，而是在批评实践中以极端化的主观批评或客观批评的甲胄，掩盖了文学批评价值论的贫困。参考文献: 卡西族
[1]丛林下的冰河·代序[A ].查建英作品选[Z ].长春：时代
文艺出版社,1995.
[2]冯平.评价论[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3]陈厚诚，王宁.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M ].天津：百
花文艺出版社,2000.
[4]刘小枫.拯救与逍遥[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 刘剑涛]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思路
———以《嬗变》、《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为例
白春超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1)06-0003-04 收稿日期:2001_09_05
作者简介：白春超(1965-)，男，河南太康人，河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
文学阐释一直难以摆脱主观化与客观化、现实关怀与历史还原的悖论。西方存在表现说与再现说的对立，中国古有“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争执，今有李健吾的印象批评与茅盾的社会学批评的抵
触。这个似乎永远无法解决的难题在近年来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再一次浮现。
在文化学术环境宽松和多元化观念并存的背景下，现代文学研究中曾一度出现了极端主观化的倾向。或者通过给文学大师重排座次的方式，对经典作家的地位提出质疑，甚至进行全盘否定和颠覆；或者理直气壮地宣布同新文学传统断裂；还有人横扫一切，给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写“悼词”。严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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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卷 第6期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 .41 No .6
2001年11月
Journal of Hen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
Nov .2001
DOI :10.15991/j ki .411028.2001.06.002
来，这些带有商业炒作性质的言论甚至算不上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它是“为一鸣惊人而标新立异，为争取话语权利而不顾历史事实与文本实际”的情绪化行为。与此同时，极端客观化的研究时下也较为盛行。不少人主张现代文学研究应淡化甚至排除主体意识的介入，消解价值判断，对研究对象的是非高下不作评价，以“呈现实际所发生”的原生态文学历史为目标，放弃现实人文关怀，为研究而研究。这令人想起当年胡适之“踱进研究室”，扎进故纸堆，把发现一个字的古义的价值等同于发现一颗恒星的说法。这种极端客观的研究极力放逐情感，提倡科学主义的实证原则，标榜所谓的“纯学术化”，像在实验室里做解剖那样，对作家作品实施纯技术性操作和僵硬呆板的逻辑编排。其实，对文学中立、不含价值判断的描述是不可能的，纯客观化成了掩盖思想力贫弱的借口，使文学研究丧失了活力而停滞不前。任其发展下去，现代文学研究便会成为学术沙龙中的小摆设，在自我封闭中走入歧途。
上述两种研究之所以滑入了极端主观主义和极端客观主义的误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准确把握文学自身的独特性和文学研究这一人文科学的特殊规律。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研究文学?怎样阐释现代文学才是合理有效的?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无法绕开的课题。
从现象学到解释学和接受美学，从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对话理论到托多洛夫的对话批评，这些理
论都致力于超越传统认识论模型中主客体对立关系的探讨，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成果就是区分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界线，维护了人文科学的独特性。具体到文学领域，则确立了文学文本的独立主体地位和阐释者与文本之间的双主体性(主体间性)的新型关系，从而为人们研究文学开辟了一条新的思路。解释学认为，文学阐释绝不是也不可能是与对象的绝对吻合。相反，阐释是人的个体性活动，它充分体现出人的精神存在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它在阐释者主观前见中去照亮作品文本，在对作品的体验感悟中揭示作品的意义。巴赫金引用德国学者的一番话说,“对精神现象需要的不是解释其因果，而是理解。当我作为一个语文学家试图理解作者灌注于文本中的涵义时，当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试图理解人类活动的目的时，我作为`我'要同某个`你'进入对话之中。物理学不知道与自己对象会有这样的交锋，因为它的对象不是作为主体出现在它面前的。”[1](P311)人文科学重在理解，理解是人与人的对话，主体与主体的交流，意识与意识的交锋,“我”与“你”的相互讨论与了解。在对话与交锋中，两个主体互补短长，去芜存精，共同发现、揭示与充实真理因素。在传统文学理论的视野中，文学作品等同于一般物质客体，文学阅读被视为一个与物质客体的反映毫无区别的反映论过程，文学作品意义的解释则是埋藏在文本中的矿藏或“文物”，等待考古式挖掘。文学活动中新型的主体———主体之间平等对话和相互问答关系的建立，意味着把文本看做是有生命的、开放的意向性客体(或准主体)，把文学阐释看做是阐释者与作者和文本之间的双向对话过程，即托多洛夫所倡导的“关系平等的作家与批评家两种声音的相汇”。在这个过程中，作者的主体性和读者的主体性都得到充分的尊重，作者和文本的原初视野与读者的现今视野达到“视野融合”。
在我看来，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极端主观化和极端客观化的症结即在于未能形成研究者与文本之间的双向对话局面，或者不让文本说话，或者放弃了研究者的声音，使文学阐释成了文本或阐释者某一方的任意性独语。只有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引入、确立双主体间双向交流的对话机制，摒弃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充分尊重作者、文本和读者，才有可能使现代文学研究走向正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刘纳的《嬗变》[2]和蓝棣之的《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以下简称“《症候式分析》”)[3]这两部论著格外看重。
《嬗变》、《症候式分析》可说是“十年磨一剑”的呕心沥血之作。这里不仅指写作时间长(均在10年以上)和下苦功夫，还含着笔者对两人的研究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这一特点的认同在内。刘纳、蓝棣之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共同特点就是注重体验和感受，即追求迦达默尔所说的“视野融合”，研究者和文本的双向对话与交流。这种研究观念和方法的建立，使其文学阐释获得独创性和客观有效性的统一成为可能。
凭借自己敏锐的艺术感受和审美体验，刘纳在《嬗变》中阐发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她认为，五四新文学实绩贫瘠，当时大多数作家才情薄弱，缺少更多的文学修养。对鲁迅的评价也不是简单地重复旧说，人云亦云，她在肯定鲁迅的巨大成就的同时，又运用接受美学的理论进一步论述道:“应当承认，鲁迅与鲁迅作品的公认价值，也借助几十年来评论者、研究者的努力。那么多人的奋力开掘与着意发挥扩大了鲁迅作品所可能涵有的意蕴。”这一结论令人信服。事实证明，文学作品的内涵和审美意
蕴，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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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于文本，但也是在每一次具体阐释中呈现的。因各种因素的影响，某些现代作家作品得到了比其他作家作品充分得多的阐释机会，其价值也就有了更多机会得到认可或增值，鲁迅及其作品就是这样。
鹿心社简历《症候式分析》也是新见迭出，蓝棣之以人类某些共同的心理、情感和精神的体验和经验为基础，贴近文本和作家，常常能见出人之所未见，言及人之所不能言。一般认为，老舍的《骆驼祥子》暴露了旧社会黑暗腐烂的现实，但蓝棣之却发现了年轻的无产者祥子在虎妞的诱惑、缠绕下，终于被腐蚀而至于堕落的“潜文本”，他得出这样的结论,《骆驼祥子》除了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外，还是现代婚姻的启示录。在分析柔石的《二月》时，蓝棣之认定小说中的萧涧秋与陶岚、文嫂的三角爱情纠葛下面隐藏着一个无意识结构，萧并不爱文嫂，他真正爱的是采莲，因为采莲才去文嫂家，才同情和帮助文嫂。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结论———一个27岁的男子竟爱上一个7岁的女孩，虽有些“异端”，却并非“邪说”而自有其道理在，它与《二月》的内在理路和人物性格是吻合的。采莲的天真纯洁带给萧涧秋精神的安慰和灵魂的净化，使他在无意识中冷淡排斥了成熟的陶岚。
一般而言，研究者强烈的主体意识往往能得出不同凡响的见解，却也极易导致主观随意化。刘纳、蓝
北京青年影评棣之避免了这个弊端，他们的许多新见已成为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共识，即是证明。这就是说，二人感受、体验型的研究并未妨碍他们达到客观性的学术效果。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大量资料的考证辨析。如蓝棣之分析《骆驼祥子》时，就引证有老舍自述，巴人、夏志清、许杰等多人的评论。对《骆驼祥子》版本的考证不避繁难，从解放前的初版本到解放后的新版本和英译本，一一考辨它们的删改章节、内容等情况，详尽细致，颇见功夫。刘纳的《嬗变》包容了作者多年来苦心经营的近代、五四文学的“数量惊人的材料”，这些材料的正确运用保证了其论点的公允。如对五四文学和鲁迅的“低调”评价，既立足于辛亥革命、1912—1919年、五四及五四以后几个文学时期的纵向梳理，又列举出20世纪前叶的哈代、罗曼·罗兰、茨威格、艾略特等数十位外国作家对他们进行横向考察，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文学格局中把鲁迅定位于“五四时期中国惟一达到当时世界水平的作家，从世界范围看，他却只是20世纪初年人类所涌现的数十个以至上百个杰出的文学人物中的一个”。在刘纳看来，鲁迅是五四产生的中国文学巨人，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的伟大也是由五四新文学整体成就的薄弱反衬出来的。由于资料证据充足，视野开阔，这一论断就显得细密而极具说服力。可以看出，两书并不乏“学问”和学术含量，只是作者把它们融化在灵动的叙述文字中无意炫示和标榜罢了。
其二，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超越。在过去新文学/旧文学、革命/保守、政治/审美二元对立的文学史叙述中，尊五四文学、革命文学而贬近代文学、非革命文学，扬文学的政治性而抑文学的审美性。后来又有了扬审美性抑政治性的说法。后现代论者质疑现代性，反思五四，把五四文学又贬得一钱不值。 这两种难以调和的观点，其思维模式是一样的，都走向了二元对立的绝对化、极端化，正如陈独秀所言,“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后现代论者对五四启蒙主义的“反思”，又形成了后现代性/现代性新的二元对立。在刘纳的叙述中，黑幕小说、鸳鸯蝴蝶派、新文学、旧体诗词都不再构成对立，而各有其生存的理由和空间。近代文学并不像我们所想像的那样不堪，它建立了不容忽视的文学业绩，却又未能完成我国文学的变革；五四文学也不是不可企及，它其实“实绩贫瘠”，却又有着无法仿效的独特的“纯洁和真挚”。这些虽不时髦却比较中肯的论断真正突破了二元对立的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从而“还原”了被人为缩减了的丰富复杂的文学历史景观，弥合了、修复了被割裂开来的文学的多重属性的有机统一，体现了作者对历史、文学的充分尊重和细致耐心的剔掘。蓝棣之对经典作品文本与潜文本、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显意识与潜意识的分析也没有绝对化，他并未因为读出了人所未见的深潜义而否定人所共识的显在义。对《二月》是这样，对其他作品也是这样，蓝棣之深知“作品是可以同时在几个层面上进行分析的”。确实，文学意义的阐释是不可穷尽的，所以，蓝棣之说他的分析很可能不是终极真理，刘纳自云《嬗变》“不以提炼规律为目标，它止于描述”。他们都不自视为绝对真理的占有者，这是他们对文学、对文学研究规律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
《嬗变》、《症候式分析》是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中被公认的精品，研究者和文本之间双主体对话关系的确立、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突破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两书作者以彼此尊重、平等交流的
态度对待研究对象，显示了鲜明的人文主义价值观。这一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有效地克制了极端主观化和极端客观化的弊端，对现代文学作出了比较合理深入的阐释，从而推进了现代文学的研究，带给人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5
参考文献:
[1]巴赫金全集：第四卷[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2]刘纳.嬗变[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3]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M ].北京：清华大
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刘剑涛]
文学史观念与价值立场
—
——从两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谈起
汪振军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中图分类号:I O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1)06-0006-03
收稿日期:2001_09_05
作者简介：汪振军(1963-)，男，河南灵宝人，河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
世纪之交，伴随着社会从一元走向多元的格局，当代文学史写作也从以往单调独尊的一元话语转向了多元共生的局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探索。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99年出版的由洪子诚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文学评论》等刊物以大量的篇幅刊登了许多学者的研讨文章，遂使当代文学史写作在继80年代“重写文学史”之后又一次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话题，由此而引起的种种意见和争鸣，更进一步触发人们对文学史观念及文学研究方法的深层思考。任何一部文学史都是一部“文本化的历史”，都是对以往历史的叙述与评论。即使文学史叙述的是同一个
时期的文学形态和文学现象，文学史作者的言说方式也会不同，这种个体化的文学史正好体现了各自的思想理路和迥异的建构方式。以洪著文学史为例，在写作方法上，作者对50年的文学具体评述时,“着重点不是对这些现象的评判，即不是将创作和文学问题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抽取出来，按照编写者所信奉的价值尺度(政治的、伦理的、审美的)做出臧否，而是努力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审察”[1](PV )
。显然，他特别注重文学语境和文学形态的存在关系，他不是从现成的理念出发而是从具体的历史语境出发分析当代文学的地位。“从一元到多元”这一文学发展线索的理出说明他更愿意复杂地描述当代文学的存在形态，在这种描述中又尽量到一条内在的逻辑线索。比如以往不少当代文学史，一谈到“十七年文学”和“文学”都认为它中断了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完全是一种政治化的文学，没有什么价值可言，只是到80年代，文学才
接续了五四的启蒙传统。而洪认为，上述两个时期
的文学除主流之外还有非主流文学，除了政治对文学的规范，还有作者冲出规范的努力，而且这两个时期的文学不是偶然的，它与五四新文学、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以及80年代以后的文学都有天然的内在联系。在运用评价标准时，作者认为尽管“文学性”的含义难以确定，但是“审美尺度”，即对作品的“独特经验”和表达上的“独创性”的衡量仍应首先考虑。然而，作者又不一贯坚持这种尺度，他说，某
些“生成”于当代的重要的文学现象、艺术形态、理论模式，虽然在“审美”上存在着不可否认的缺失，也仍然应该得到关注，比如“十七年文学”和“文学”。
而陈思和在编写文学史时，则是站在90年代的高度，结合90年代的文化特征,“在充分吸取了各种价值(包括其自身的对立价值)之后，确立了多元互
动的新价值立场”[2](P15)。他认为原来“20世纪文学”概念中用对立手法来揭示历史是不能真实反映
布鲁姆历史的。所以，他要揭示的当代文学是在“表面的一
特勤机甲队4攻略元文化现象背后存在的多元精神的丰富性”[2](P16)
。正基于此，他引进了“潜在写作”和“民间”(包括“民间文化形态”、“民间隐形结构”、“民间理想主义”)两个重要概念。“潜在写作”的引进基于新材料的发现，随着杨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寥亦武的《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等书的出版，引起了文学史家的注意。陈思和比较自觉地将“潜在写作”运用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中，他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从1949-1979年间许多作家“潜在写作”的情况。这一概念的引入，对当代文学史不是有局部意义，而是有整体意义，说明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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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娘腔办公室车润滑剂第41卷 第6期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 .41 No .6
2001年11月Journal of Hen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Nov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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