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史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文学”的研究阶段。“新文学”在若干高校课程设置中的出现、《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众多批评家的涌现，都使得这个学科初具雏形。第二阶段是“现代文学”的研究时期。文学研究受到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束缚较大，但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和鲁迅研究队伍的建立都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发展。第三阶段是“20世纪文学”的研究阶段。“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极大地推动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这为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并直接促成了“重写文学史”的发生。新世纪的文学发展已经有了15年的时间，但无论是问题意识的发现，还是当下文学创作的立场，都还没有摆脱20世纪文学研究的阶段。“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仍未过时。
关键词： “新文学”；“现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009606
在中国高校教育体制内，中国现代文学①是一门独立的二级学科②，规定开设各种必修课和选修课，设置硕士和博士的研究生学位课程。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具有较长的学科史和较为丰富的学科内涵。如果我们追溯它的学术研究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文学”的研究阶段（1917―1949年）；
第二阶段，“现代文学”的研究阶段（1950―1985年）；
prca>透水率 第三阶段，“20世纪文学”的研究阶段（1985年以后）。
马林科夫 一
上文所取的“新文学”“现代文学”和“20世纪文学”都是一个代名词，代表了不同历史阶段对这门学科的不同认识。
“新文学”是“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提倡的以白话为主要语言，以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各类文学样式（现代短篇小说、长篇小说、随笔、新诗、话剧等）为主要文学样式，旨在批判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文化的落后现象，提倡人的自由和人性高扬的文学运动的代名词。“新文学”的对立面，一是表现传统士大夫阶级没落情绪的贵族文学（如旧体诗、骈文小说、桐城派古文等）；二是新兴于文化市场的市民文学（各类通俗文学）。“新文学”的“新”也代表以世界先进自然科学与先进社会科学为标志的现代性的追求目标，代表了中国人以世界先进国家为参照系努力发展未来的方向。“新文学”因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学
生爱国运动（1919年）的方式而得到普及，最终获得国家教育部门在文化层面上的承认（1921年）。新文学运动中产生大量的作家、学者、诗人和戏剧家，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郭沫若、郁达夫、沈雁冰（茅盾）、郑振铎等等，都是这一文学运动的奠基者，他们在提倡新文学运动的时候，发表许多批判旧道德、提倡新文学的激烈主张，这些文章可以被看作是新文学最早的理论探讨。
关于“新文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赵家璧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学》，（十卷本），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初版。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出版印影本。，第一次系统汇编了新文学最初10年（1917―1927年）的主要成果，分成建设理论一卷，文学争论一卷，小说三卷，散文两卷，新诗、戏剧、资料各一卷，编选者胡适、郑振铎、茅盾、鲁迅、郑伯奇、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洪深、阿英各人撰写的长序，总结新文学各个领域的成就，并由蔡元培写总序。这些执笔者大多是新文学运动中的主将，他们的地位和眼光决定了这套书的特殊价值。尤其是各卷导言，从不同分类和不同认识层面上总结了新文学的10年历史，合订在一起，就是一部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新文学史的雏形。同时，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若干高等院校设置了新文学的课程。现在能够到的两种文献：一种是王
哲甫撰写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杰成印书局1933年初版。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出版印影本。，是作者在山西省立教育学院的授课讲义；另一份是朱自清在清华大学的授课讲义，讲的是“中国新文学研究”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刊于《文艺论丛》第14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初版。。这表明了一个信息：在20世纪30年代初，“新文学”的研究已经从一般的文艺批评中脱离出来，作者有了文学史的研究眼光，并且将“新文学”进入了高等院校课堂，虽然是少数的高校开设这样的课程，但标示了新文学研究已经含有学科的雏形。
新文学早期涌现许多杰出的文学批评家，他们基本上属于一些自发的文学团体，宣传自己团体的文学主张，攻击别的文学团体，如文学研究会的沈雁冰（茅盾）和郑振铎，创造社的成仿吾，语丝社的周作人，新月社的闻一多和梁实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瞿秋白、冯雪峰、胡风等人，他们的文学批评成为新文学理论的重要遗产。20世纪3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的教授们介入新文学批评，尤其是新诗理论的探讨，朱光潜、梁宗岱、叶公超等京派文学批评家摆脱创作圈子的狭隘意识，形成比较客观的文艺批评。当时最杰出的书评家李健吾，用刘西渭的笔名对一些著名作家的创作进行精湛的艺术分析，他的独到的艺术见解引起了作家们的争论。“刘西渭”充满感悟、抒情的文艺批评，
不仅摆脱了小圈子的狭隘意识，也摆脱了意识形态化日益严重的左翼批评的阴影，对于以后的作家研究提供了样板，至今仍然产生良性影响。
二
“现代文学”的研究时期（1950―1985年），是这门学科发展的第二阶段。它是在1949年中国政治局势发生重新组合以后开始的。这里指的“现代”，既不是世界意义上的modern，也不是时间意义上的contemporary，它是一个特定的政治概念，指1919年到1949年之间，被指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因此，也有的文学史著作称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与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相对应。这一时期国家政治权力及其意识形态对学术的制约相当明显。“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史”普及教育的组成部分。从大的文化背景看，抗战以来中国意识形态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战争文化的规范，即便在战争结束以后，国共两党内战阴影和世界冷战思维都继续支配了文学研究者的文化心理，这一点，海峡两岸没有什么差别。不过当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在大陆，其特点更加明显。出自巩固新的政权，加强意识形态的需要，现代文学研究在中国大陆被置放到重要的位置，并且通过高校设置二级学科来保障学科经费、研究队伍以及教育途径。
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现代文学在学科建设中也表现出许多缺陷与不足。最严重的问题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中，许多作家都受到迫害，被整肃、劳改、批判以及受到种种人身侮辱时，文学研究非但没有可能为他们鸣冤叫屈，伸张正义，反而为了证明这些迫害是合理的，许多文学史和研究著作里删除了被迫害作家的名字，甚至根据政治的需要，歪曲历史真相，配合对受难者的攻击。 但是，这一期间的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还是推动了学术研究。这主要表现在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和鲁迅研究队伍的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是配合高校开设课程而编写的教材，代表著作有王瑶、丁易、刘绶松、张毕来、唐?|等人主编的各种文学史，这些著作对现代文学的性质、意义以及作家作品评价的描述，基本一致，逐渐形成了固定的文学史模式。第一部作为学科建设而编写的现代文学史，是王瑶撰写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王瑶：《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册于1951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下册于1953年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1982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修订本。虽然沿用了“新文学”的概念，但已明确地将1919年到1949年划为一个特定的历史范围。王瑶是朱自清的学生，研究中古文学的专家，他在治学方法上延续了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的传统。《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完成于1955年（胡风冤案）之前，受到政治干扰还比较少，资料搜集比较齐全，为现代文学研究奠定了一个大致的基础和框架，
成为后来几代人学习现代文学的入门书。这部著作放到今天来读自然有许多不足，如作品分析比较粗疏，缺乏理论的深度，对于非左翼作家的文学成就也未能给以应有的评价。但与以后出版的几种文学史著作相比，依然是代表了这一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水平。
与现代文学史编写成绩相匹配的，是关于鲁迅的研究。鲁迅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和19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领袖之一，他生前就是一个被争议的人物。20世纪30年代鲁迅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并且成为盟主以后，瞿秋白撰写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关于鲁迅的阶级定位，鲁迅思想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转化，鲁迅杂文的意义等论述，虽然体现了鲜明的党派观点，但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深远影响。鲁迅去世以后，对鲁迅做出了高度评价，鲁迅的社会声誉越来越高。1949年以后，鲁迅亲炙的弟子冯雪峰、胡风、李何林等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鲁迅研究中都发挥过重要作用，把鲁迅的精神传播开去；另一批鲁迅生前的朋友许寿裳、台静农、黎烈文等在台湾光复（1945年）后迁居台湾，把鲁迅和新文学的精神火种也带到了经过五十年殖民统治的省。但是在1949年以后的下，台湾地区左翼文化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整肃，鲁迅也成为一个被禁止的话题。而在中国大陆，从1955年开始，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胡风、冯雪峰、萧军、黄源等都受到批判，但是关于鲁迅的研究仍然在高校里继续进行，出产了一批研究成果。其次是左翼文艺
运动的研究，这一时期最有贡献的学者是丁景唐，他主持修订了瞿秋白、左联五烈士等人的传记资料，并且在瞿光熙、谢旦如等藏书家的支持下，搜集印影了50多种20世纪30年代的左联地下刊物，为学术研究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历史文献。此外，薛绥之曾编撰全国第一套大型现代作家研究资料（1960年），奠定了这个学科的最初的资料基础，后来他又主编《鲁迅生平资料丛抄》共11册，陆续出版，惠及后学。那一时期其他现代作家的研究成果有曾华鹏、范伯关于郁达夫的研究、钱谷融关于曹禺的研究、扬风关于巴金的研究、叶子铭关于茅盾的研究，在他们的文章里，思想批判因素较少，对研究对象抱有同情的理解，比较客观地论述了现代作家的创作道路和创作特点。
几丁质酶 三
第三个阶段是从1985年开始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时期。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规定了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范围和规模――主要研究对象是19191949年间的“五四新文学”―“30年代左翼文学”―“40年代后的延安解放区文艺”的文学主流。这种以30年为时间界限的“现代文学”学科很快就出现了内在的局限性。1978年以后中国政治上逐渐“解冻”，走上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道路，思想文化领域的极“左”路线遭到清算，大批被迫
害的知识分子得到平反昭雪，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著作又被允许出版并获得关注。这就打开了现代文学研究的空间，学术研究领域的许多禁区都被取消了；另一方面是1949年以后的文学创作已经有了30多年的历史，尤其是在“”结束后，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个高潮，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面对新的文学状况，原来的现代文学学科的定义显得过于狭隘，在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内都限制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是研究中国现代社会的组成部分，所以，它不能被看作孤立的现象。如果把它封闭在30年的时空范围，上不衔接20世纪初社会转型的文化特征，下不联系当代文学的发展流变，这样等于扼杀了这门学科自身的生长因素。1985年5月，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万寿寺）举办的青年学者创新座谈会上，北京大学的钱理、陈平原和黄子平联名发表了《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长篇论文，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以取代原来的“现代文学”的概念。他们解释“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定义是：“20世纪中国文学，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1900年）开始的至今仍然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
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陈平原、钱理、黄子平：《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定义空泛而乐观，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进取心态。当时是1985年，距离20世纪的真正结束还有15年，事实证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学的走向完全越过了“20世纪中国文学”作者们对文学发展所寄予的乐观想象，出现了无法预测的“无名”“无名”状态是笔者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状态的一种描绘。“无名”状态指的是中国社会进入相对稳定、开放、多元的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变得丰富，以往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再也拢不住民族整体的精神走向。于是出现了价值多元共存的状态。“无名”不是没有时代主题，而是由多元并存，文学创作只是反映了时代的一部分主题，但不能达到统一的状态。状态。但是“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对现代文学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首先是这个概念把清末民初的文学、“五四”新文学以及当下正在进行的文学联系起来进行整体考察，“20世纪文学”是整体的概念，凸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内在发展的一致性，淡化了原来学术界把近代文学“近代文学”是中国学界的一个概念，指的是1840年战争以后到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的历史阶段的文学。按照官方的提法，也叫作“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现在这个概念已经逐步被淘汰。、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作为三个不同性质
的学科之间的差别，消解了原来意义上的“新文学”和“现代文学”两个概念，从而扩大了研究者的研究视野。其次，它把中国文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联系在一起，凸出了文学的现代性而淡化原来把文学依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扩大了现代文学的内涵与范围，许多原来因为政治原因不能容纳进来的文学现象，都得到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其三，这个概念强调了“进程”一词，在提倡者的描绘下，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充满动感、包孕强大生命力的开放性的流动体。它与世界文学保持了密集的信息沟通，并且凝聚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变化中不断增长的新的民族意识。它不仅经历文学自身的变化，也用艺术形式折射出时代与社会发展变化的信息，当时20世纪并没有结束，社会发展和文学发展都处于变化之中，这种无下限的文学史运动的叙述，给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多种可能性。 《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作者们说，他们是在各自的研究中不约而同地抓住了这个新的“文学史概念”。事实上，1985年学术探索的气氛导致了更多的人想到这个文学史命题的生长性，尤其是把1949年前后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联系起来，视为一个文学史整体加以考察的方法，在当时许多学者的研究中已经体现出来。笔者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过自己的研究体会：“当我把两个不同时期的文学置于一个整体下加以考察时，我诧然发现，它的意义明显要大于对两个时期的分别研究，它可以导致我们对以往许多结论发生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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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现象在近四十年的文学发展中检验出各自的生命力；同样，当代文学史上的许多现象由于到了源流而使它们的存在有了合理性，它需要我们正视历史与现实，来改变一系列的既定观念。”陈思和：《方法?激情?材料》，载《书林》杂志，1988年第7期。当人们把1917年开始的新文学和1949年以后的文学视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时，意义不仅仅在于沟通了两个时期的文学，而是试图用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来重新认识文学史的某些结论，这种方法导致了研究者对以往文学史固定模式及其结论的质疑，导致了1988年“重写文学史”的发生。
学术界关于“重写文学史”的提出，不是为了重新写一本反映当今学术水平的文学史著述来取代以往的文学史，而是一种新的理念，提倡一种新的治学风气，即文学史应该如何写法，如何处理作家与文学史的关系，这些问题是可以自由讨论、多元并存的，未必有定于一尊的观念。1988年提出“重写文学史”理念的是王晓明和陈思和，他们在上海一家理论刊物上主持一个同名栏目（1988―1989年）《重写文学史》栏目刊于《上海文论》杂志1988年第4期到1989年第6期。，发表了一系列重新评价作家赵树理、柳青、郭小川、何其芳、丁玲（1904―1986年）等人作品的文章，这些文章仍然没有跳出作家作品研究的范围，但因为用了“重写文学史”的栏目名称而引起争论，也因此推动了文学史的深入研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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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最初的10年期间，文学史研究（包括断代文学史的研究）有了深入的进步，学术界出版了多种有新意的现当代文学史著作，笔者觉得，这些都可以视为“重写文学史”所获得的成果。
四
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经过了以上三个发展阶段后，问题又接踵而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史研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元素和新的现象，“20世纪中国文学”是否已经成了一个过时的概念，新世纪相关的文学史研究，是否仍然属于这个研究阶段呢？
笔者认为，现代文学学科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沉稳发展，知识分子的人文激情被实实在在的资料发掘和边缘拓荒所取代，大量原先的研究空白被填补，学术视域进一步得以开拓，学术地图被重新描绘，其取得的学术性成果，已经大大超越了当年学术界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期待和想象。但是，我们在新世纪初期发现并提出讨论的所有问题，并没有离开时间范围的20世纪文学现象。这些文学史现象包括：如何看待近代文学（尤其是晚清民初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如何评价民国时期旧体诗词、文言文的创作？如何评价市民通俗文学的价值？如何评价中日战争期间（从甲午战争算起）的日据台湾文学、伪满时
期文学、沦陷区文学？如何整合中国大陆文学与台湾文学、香港文学？如何处理文学与戏曲、影视文学的关系，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在学术领域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也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但如果归结起来，这些问题在学术视域上都已经逸出了新文学的范畴，主要集中在新文学传统的发展与本来不属于新文学范畴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关系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是属于20世纪中国文学范畴内还没有得以解决的问题，也是重写文学史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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