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沃金/哈特论战是由美国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德沃金⑶60年代中期对支配英美法理学长达一百多年的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发起全面攻击引起的。德沃金认为，以哈特为代表的现代法律实证主义是一种规则模式论，它把法律看作由第一性义务规则和第二性授权规则组成的规则体系。一个社会的法律就是由一个总的最终的标准确认的，由这个社会为着决定什么行为应受公共权力的惩罚或强制执行，而直接或间接使用的一批特殊规则。这批规则就是法律的全部。因此，在决定疑难案件时，法官必须行使自由裁量权，就是说，他必须从超法律的标准中得到指南。只有规则才能设定义务，公民所享有的也只能是由规则确定的权利。德沃金坚决反对规则模式论，指出在一个法律制度中，除了规则之外，还有原则(为社会秩序所承认的正义和公平的普遍原理)、政策(有关社会经济、政治或社会发展和改革的目标的政治决定)。因此，当法官处理无规则直接规定的疑难案件时，他们必须遵守原则、政策等，根本不存在也不应当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如果允许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既必然危及司法权从属于立法权这一民主政治的公理，又必然毁坏不得溯及既往地适用“新”法这一法治原则。德沃金对法律实证主义的批判引起了实证主义者的反批判，终于发展成为有众多法学家参加的论战。这场论战涉及到法的性质、法的渊源、司法推理、自由裁量权、法的存在和统一基础、民主和法治等法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战后西方法哲学界水平最高的一次论战。 土壤固化剂 上述三次论战，一方面使法学家更加注重法律实践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法哲学理论问题，注重对法律现象的本质思考；另一方面吸引了众多的哲学家、政治学家、伦理学家、社会学家等加入到法哲学家队伍。在这些论战中，老一代法哲学家(如富勒、哈特、罗斯⑴等广州体育学院学报)的理论趋向成熟，年轻一代法哲学家(如德沃金、拉茨⑵、莱昂斯⑶等)脱颖而出。在这些论战中，一批被誉为“经典的”法学著作，如哈特的《法的概念》(1961年)、富勒的《法的道德性》(1964年)丁香人妻小说、罗尔斯的《正义论》(1971年)、德沃金的《认真看待权利》(1977年)先后问世，同时还出现了一大批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和论文集。在短短二十年间，出现这么多法哲学大师，这么多法哲学名著，这在西方法哲学史上实属少见。
德沃金始终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是法律”，法官如何依照法律判案。法律在现实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另一方面讲，诉讼问题是无法用金钱、甚至也无法用自由来加以衡量的”。因此我们必须知道法律争议的类型和实质。德沃金诉讼引起的争论一般有三种：关于事实的争论；关于法律的争论；以及关于政治道德和忠实的双重争论。其中关于事实的争论实际上是证据调查的问题，性质非常明确；道德的争论在法院也不会引起什么特殊的
问题。分歧最大的是关于法律的争论，它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经验主义”的争论，即法官、律师们对法律全书中事实上是否载有某一条法律，意见不一致；其二是“理论性”争论，即法官、律师们对法律全书和司法判例是否详尽无遗地提出了法律的有关依据持有不同意见，也就是说他们对法律真正是什么有分歧。德沃金明确指出他所研究的是法律中的理论性争论，“其目的在于明了这种争论属于哪种性质，然后建构一种关于法律的正当依据的特殊理论并为之辩护张培基”。德沃金分析了美国和英国司法实践中分歧较大的几个著名案例，认为这些案件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法律是什么，立法者所制定的实际法规的真实内容是什么，法官应如何根据国会制订的某一具体法律的文本或先前法官所作的具体判例的文本来决定其内容。
编辑本段理论性争论不同意见
究竟法律中是否存在理论性的争论？该争论的性质是什么？各个法学派别对这一问题作出了不同的回答。按照法律实证主义的观点，关于法律实际是什么的真正分歧一定是关于法制史的经验主义的分歧，甚至说理论性争论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幻觉。法律实证主义以语义分析哲学为其论证工具，认为我们大家都遵循共同语言所制定的规则，假定律师和法官主
要使用同样的标准，以此判定法律命题的真伪。因此，当人们似乎在理论方面争论法律是什么时，实际上他们是在争论法律应该是什么。他们的意见不一实际上是关于忠实和道德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奥斯汀和哈特是法律实证主义的两个代表人物。奥斯汀认为法律的渊源可以在主权者的命令中到，主权者作为决定性的实体其权威存在于对既定政治社会强制力的独占，公民遵从的习惯也体现了对这些命令的服从，因此，奥斯汀认为，法律遵循着呼吸机维修“主权者-命令-制裁”的三段论。哈特则说，法律的真正依据在于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承认基本规则，这一规则把立法权赋予特定的人或集团。因此，法律命题的真实性不仅在于民众习惯地服从的命令，而且更基本的在于社会习俗，这些习俗表示社会接受赋予某些人集团立法权的一整套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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