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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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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艾芜<山峡中>的最初评价是1936年周立波的<读(南行记)>内提及<山峡中>;20世纪50到70年代研究开始活跃,并且进入了文学史叙述;20世纪80至90年代研究视野不断被拓宽;进入21世纪,对<山峡中>的研究进入了全方位、广视角、多纬度的研究时期,并且多有创新的观点.【期刊名称】《玉林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0(031)003
【总页数】6页(P75-80)
【关键词】艾芜;山峡中;研究视角;人物形象溧阳市文化小学
【作 者】刘国钰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广西,南宁,530001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206.6
Abstract:The first command on In the Gorge appeared in Zhou Li-bo’s Reading“The Journey to the South” in 1936. From 50s to 70s, the research on it became active. From 80s to 90s, research scope had been extended gradually, and after 2000, critical research on In the Gorge entered into a more active phase; more innovative point of views occur, and the study comes to a all-round stage with wider viewing angle and multi-latitudes.
胡俟
Key words: Ai Wu; In the Gorge; research perspective; character image
艾芜的《山峡中》于1933年冬创作完成，最初发表于1934年3月的《青年界》5卷3期，最早收录在1935年12月出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南行记》中。发表后第二年由鹿地亘译成日文在日本《改造》杂志上发表，这也是最早见于国外刊物的《山峡中》了。《山峡中》是艾芜《南行记》这部小说集里很有特的一篇，作者醮着感情的笔 触，将一幅幅苦难人生图画展现在读者面前，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流浪者形象，以粗犷的笔描绘浪漫神奇的传奇彩，勃发着的野性气息深深地吸引了读者。《山峡中》一发表就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可以说这是艾芜短篇小说中最具特的一篇。对于《山峡中》的研究，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了解艾芜的文风特，以及更好的接触20世纪30年代初期主流文学之外的“空谷幽兰”。为了加强和深化对这一作品的阅读和认识，笔者对其以往的研究成果作一简单的、回顾性的梳理与分析。
1925年夏天，由于留法勤工俭学的工读互助团的强烈吸引以及家庭包办婚姻的逼迫，21岁的艾芜以六年的时间，从四川成都出发，徒步旅行，漂泊流浪，经过云南、缅甸、新加坡，最后到达上海。这次南行的经历，对他以后的思想和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艾芜说：“我始终以为南行是我的大学，接受了许多社会教育和人生哲学。”《南行记》就是根据这次南行的经历创作出的短篇小说集，最初版本于1935年12月出版，内含八篇短篇小说，《山峡中》正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一篇。1936年3月载于《读书生活》3卷10期周立波的《读《南行记》》内提及《山峡中》可以说是最初的反响。文章虽未对《山峡中》直接进行评价，但提及作者对野猫子的自我认识，作者认为野猫子是个个性很强，生活力非常丰富的人，但也免不了无意中流露出愁苦的声息。作者还认为“整个《南行记》的篇章里有一
个有趣的对照，就是灰阴郁的人生和怡悦的自然诗意，这对照不绝的展露，是老不和谐的一种矛盾，这矛盾表现了在苦难时代苦难地带中，漂泊流浪的作者的心情。而要消除自然的美和人生的丑的巨大矛盾，就不能懦弱，‘伸起腰杆吧！抬起头吧！’（《山峡中》）。”[1]周立波的观点可以说是非常独特，也是很有价值的。而1942年1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咀华二集》，刘西渭在给《里门拾记》写评论时拿艾芜的《南行记》作了简单的比较，并认为“艾芜《南行记》把我们带进了他各自己记忆里的传奇然而真实的世界，读过《南行记》我们爱那野人、穷人、苦人。”[2]
无论是周立波还是刘西渭都从艾芜中的《山峡中》读出了人性最普通的感情——同情，这也就形成了读者对艾芜笔下的人物的最初的“正名”。然而周立波所持观点比刘西渭的深刻的多，周立波从野猫子口里唱出的山歌：“这儿呀……也没有忧！这儿呀……也没有愁！”感受到了这流浪者那充满哀诉的凄婉的气息，也借野猫子的歌声寄托了作者的希冀，希望中华民族全体人民伸起腰杆，抬起了头……我们再也没有自然的美丽和人间的丑恶的矛盾了。周立波能从艾芜的笔下读出流浪者的辛酸，读出对下层人们的同情。可以说周立波与刘西渭的研究是准确的，具有开创性的，在艾芜所要表达的小说主题意蕴方面，两人都抓住了要点，只是在小说的艺术手法、风格特征等方面，两人都未曾涉及研究，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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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峡中》虽算不上是艾芜最重要的小说创作，但却是最有特的小说。艾芜与沙汀作为20世纪30年代异军突起的两位四川作家，往往被同时载入文学史中，并进行比较。1951年，王瑶出版了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部完整系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它预示着研究现代作家作品在更多方面、更高层次上将会产生更加全新的认识。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对艾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介绍文字足有几千字，他认为“艾芜是最长于表现农民生活的作家。”“也是这一时期国统区写作很努力的一个作家，不只是成就比较高，产量也很丰富。”王瑶还认为“他有相当高的写作手腕，又运用了生动的民间语言，而且选择的题材和主题都有丰富的现实性，这些作品是给我们的小说创作增添了光辉的。”[3]然却只字未提及他的《山峡中》，这就不免令人奇怪《山峡中》未能进入文学史叙述层面是否因为它并不是最重要的作品。其实不然，王瑶介绍的主要是艾芜的描写农民题材的长篇小说，而作为短篇小说的《山峡中》自然远离了书写，当然是否存有编者个人的艺术趣味及审美判断，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这也可以说明《山峡中》从发表至20世纪50、60年代并未引起较大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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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出版于1979年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及冯光廉的《中国新文学发展史》还是给予了艾芜《山峡中》很高的评价，说明《山峡中》这种独特的异域风情在现代文学史上开始得到承认，并且从中也可以发现《山峡中》在这两部重要的文学史叙述中是作为艾芜最具特的代表作之一来进行描述的。唐弢与冯光廉都是接受了早期周立波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有了突破性、创新性的发现。冯光廉认为“艾芜这种游记式的小说，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一股富有魅力的南国气息。都认为艾芜的创作成果，弥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在描绘西南边远省份及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生活的作品的不足的缺陷，所以受到人们的注意。”[4]他还认为“《山峡中》所反映的是残酷的血泪的现实……这对中国其他地区的劳动者，有同样的启示作用。”[5]如果说冯光廉的叙述更注意对其内容及其蕴含在作者笔下的悲悯之情的解读的话，那么唐弢的评价更侧重其艺术特，他认为“《山峡中》技巧圆熟，认为作者把故事放在一个夜凄历的背景上加以描写，情景交融，气氛更为动人。”[6]他还认为“艾芜的作品具有浓重的革命浪漫主义气息而生活感又很强，整个作品中洋溢着明朗氛围和乐观精神，具有一种内在的艺术力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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