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鹿三、鹿兆谦、田小娥之人物形象看宗法制度对人的本性的扭曲与迫害
摘要: 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一种乡土社会,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这样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从中国当代文学的农村题材小说视野中的乡土性生活来看，中国乡土社会生活又是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乡土性生活。宗族制度与宗法观念长期控制着我国农村广大劳动者的生活和思想，成为指导他们生活的基本思想，深入骨髓。宗族制度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成为广大乡土作家描绘乡土社会不可缺少的元素之一。本文以20世纪90年代乡土小说代表作《白鹿原》为例，探讨中国宗法制度在乡土小说中的影响，通过对《白鹿原》中典型人物鹿三、鹿兆谦、田小娥的分析，探讨宗法制度对人的天性的扭曲与迫害，从中寻宗法制度对中国乡土社会，乃至整个中国的巨大影响。 主题词：中国当代文学 乡土小说 人物形象 宗法制度 影响
一、中国乡土社会的史诗——《白鹿原》
谈中国当代乡土小说不得不说《白鹿原》，20世纪90我的张爱玲年代乡土小说的代表作《白鹿原》，是
一部史诗般的恢弘巨著，作品以空前的规模和深度，表现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基本特点，塑造了各种类型的农民形象，并通过对白嘉轩、鹿子霖、鹿三、鹿兆谦（黑娃）、田小娥等典型人物的塑造，体现出生活在白鹿原这片土地上的乡民们的心理特征，从而反射出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状态。
作为一种重要的表现农村社会形态的艺术形式，乡土小说，是指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批作家以自己熟悉的的故乡风土人情为题材，揭示宗法制乡镇生活的愚昧、落后，凭借以抒发自己乡愁的小说。[1]由此可见，乡土小说这一文学创作始终隐含着中国最古老的法律制度，即宗法制度。作者们通过对农村宗法制度的描述，体现我国旧社会农村的愚昧、落后，写出了吃人的礼教对人民的迫害，进而透示出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历程的曲折与艰辛。
报效祖国为国争光的资料《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先生，与小说主人公白嘉轩的出身背景可以说极为相似，陈忠实出生于西安市东郊灞桥区西蒋村一个普通的农家，祖上世代都是农民，但都有文化，算得上是耕读世家。陈忠实本人曾长期生活在农村，作品也以写农村题材为主，是一位从黄土地上走来的实力派作家。为写作《白鹿原》这部小说，陈忠实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做准备，
先是查阅历史资料，包括县志、地方党史和文史资料等，然后学习和了解中国近代史，重新了解小说所选定的历史段落的总脉络和总趋势，特别是关中这片土地的兴衰史，对农村社会宗族制度对农民的影响十分关注。正因为如此，陈忠实先生在《白鹿原》的创作中才能更加贴近农村生活本质，贴近人物心灵，使人物更加鲜活，更具真实性。因此以陈忠实的代表作《白鹿原》为例，较能表现中国宗族制度在乡土小说中的影响。
作家作品中所塑造的世界往往作家的精神世界息息相关，血脉相连。在《白鹿原》这部乡土题材作品中，村庄成为作家情感的栖息地、思想的出发地。作家艺术的建构了一个自己内心的世界，塑造一个个似假还真的场景和人物，借以抒发自己内心对这个社会的体悟和思考。作品以白嘉轩与鹿子霖两个人物为主线，长工鹿三、“圣人”朱先生等人物为副线，以清朝瓦解、军阀混战、国共斗争直至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为背景，透视了凝结在关中农民身上的生存追求和文化精神，寄寓了家族和民族的诸多历史内涵。
在中国这一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古老国家，对中国农村的描述，不能忽略的一个社会因素就是家族。传统乡土中国的家族,是包含了家族经济、家族权威、宗法制度及道德教化等要素在内的民间社会形态。想要最真实的体现我国乡土社会形态，就必须讲到在我国漫长的
印记基因历史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的宗法制度，在乡土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便是描写农村宗族制度。小说《白鹿原》通过对陕西黄土高原上白鹿村这一历史久远，素有“仁义白鹿村”之称的礼仪大庄的描写，通过白鹿村中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的兴衰，写出了奉行宗法制度的农村中的世态炎凉和无产者的不幸，封建等级制度延伸出的生活逻辑和社会心理对贱者、弱者不动声的毁灭，封闭的边远乡村中原始野蛮习俗对人民的迫害和控制等等。可以说是一部描写中国乡土社会的宏大史诗。本文试以《白鹿原》中几位代表人物形象鹿三、鹿兆谦、田小娥为例，探讨宗法制度对人的本性的扭曲与迫害。
二、奴性的代表——鹿三
鹿三是一个正统农民形象，他是白鹿村白家两代唯一的长工，按其阶级地位而言，应是与白嘉轩势不两立的。然而，鹿三与他的主人之间的关系却十分和谐动人。鹿三是个忠仆，他忠于白家。在饥荒时自己提出要离开白家，因为他不想在白家白吃白住，而拖累了白家。他又是：“一个自尊，自信的长工，以自己诚实的劳动取得白家两代人的信任，心地踏实地从白家领取仪定的薪俸”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 [2]从这淳朴的内心独白中，可以透视出鹿三是那样的善良、忠厚。但同时也体现出了根植于鹿三心中的奴性本质，他从未想到过反抗，安于现实，对
于寄人篱下的生活感到的不是屈辱而是满足：“在他看来，咱给人家干活就是为了挣人家的粮食和棉花，人家给咱粮食和棉花就是为人家干活，这是天经地义的又是简单不过的事。挣了人家生的，吃了人家热的，不好好给人家干活，那人家雇你干什么？反过来有的财东想让长工干活还想勒扣长工的吃食和薪俸，那长工还有啥心劲给你干活？这样，财东想要雇一个顺的长工和长工想要择一家仁义的财东同样不容易。白家是仁义的。” [3]
也就是这样一种奴性本质，使一位淳朴善良的庄稼汉成为血刃儿媳田小娥的凶手。在鹿三的性格中，有极为粗豪、勇武或者说冷硬、凶悍的一面，这在他闹“交农”中的表现就足以说明，以至在交农取得胜利以后，白嘉轩在门口迎接他，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三哥，你是人！”[4]仿真粗勇的性格、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极度推崇、深入骨髓的奴性使鹿三这样一个墨守伦理纲常的公公，无法容忍这个在他眼里认为是个“烂货” 、“” 坦克巷战、“祸害”的儿媳，他认为田小娥是断送儿子黑娃前程的祸根，败坏了他家门风的。最主要的是这个烂女人竟然把白嘉轩的接班人白孝文拉下了水，弄得他“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这是最让鹿三这个“白鹿原上最好的长工”觉得惭愧和愤怒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一点，才最终使他下了杀人的决心。杀死儿媳田小娥正是鹿三人性中奴性的最高体现，同时反映了封建宗法制度对于人的本性的扭曲，写出了奉行宗法制度的农村中的世态炎凉和无产者的不幸，封
建等级制度延伸出的生活逻辑和社会心理对贱者、弱者不动声的毁灭，封闭的边远乡村中原始野蛮习俗对人民的迫害和控制。在人性“性善”本质以及儒教道德倡导的“仁爱”思想的束缚下，鹿三的野蛮行为，使他陷入恨悔交织的忧郁之中，一步步走向崩溃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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