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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究竟有多少种鸟?作者:王瑞卿来源:《森林与人类》2016年第02期 1863年,37岁的法国传教士谭卫道(Armand David)来到中国仅仅一年,和传教相比,他似乎对在中国考察动植物和进行标本收集更有兴趣。这一年,他通过行贿手段在皇家园林南海子中搞到的麋鹿已经在欧洲引起了轰动,他的姓氏也成为了麋鹿的种加词(Elaphurus davidianus)。不过,显然谭卫道不满足于此。当年夏天,他的足迹就已经踏上了百花山这一北京生物物种的宝库,采集了一些鸟类标本。1866年的春天,他更进一步,和另一位法国传教士谢福音一起,开始了前往内蒙古考察的旅行。出北京德胜门20游飘论坛
多公里,便是沙河镇。这里是前往内蒙古的必经之处,南北沙河也在此汇聚,注入温榆河中,流向渤海。谭卫道来得正是时候,作为迁徙候鸟的重要停歇地,他们在此看到了大量的大天鹅和雁类,并且做了观察和记录。这些观察和记录,都在他1877西游记金蝉脱壳
年出版的《中国的鸟类》一书中得到了体现。 几乎在同一时期,另一位西方的博物学家开始了在华北的考察。1868年,英国人斯温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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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winhoe)从广州出发,途径烟台、天津、十三陵,直到张家口,并发表了《从广东到北京和张家口旅行的动物学随笔》。和谭卫道相比,斯温侯更加专注于鸟类。之前他在厦门和台湾的领事馆任职期间,已经发现了黑叉尾海燕、黄嘴白鹭等大量的鸟类新种。在这一次旅行中,斯温侯同样给予了鸟类大量的关注,他在十三陵见到的一只黑啄木鸟,仍是北京迄今唯一的记录。
除了谭卫道和斯温侯之外,稍晚一些的德国外交官员穆林德(O.F.Möellendorff)同样也是博物学的爱好者,他给我们留下了《直隶旅行记,并记这些地方的动植物》和《直隶的脊椎动物及汉语动物名称记释》两部著作。正是这些传教士和外交官员的考察与整理,使人们开始用科学的方法描述和记录华北的鸟种。此外,苏柯仁(Sowerby)、拉图什(中学英语园地La Touche)等人也为华北鸟类的研究和记录作出了不少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