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方
内容提要 本文着重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农村人口迁移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旧中国的农村，灾荒较之与战争对于人口迁移有着更大的影响力。虽然就全国范围而言，八年抗战期间地质活动平静，气候状况亦大范围好转，但这并不能掩盖局部地区以及某些年份气候状况的恶化趋势，而且由于战争对中国社会直接间接的破坏极大地削弱了中国农村的防灾抗灾能力，致使相对较小的自然变异也带来了极其巨大的灾难，愈是抗战后期灾荒还愈加严重，所以对战时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人口迁移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并在其演变过程、流徙路线及其具体特点等方面深深打上了灾荒的烙印，同时亦由于战争本身的影响而形成有别于战前同类型人口迁移的某些特点。 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
少数意见关键词 自然变迁 天灾人祸 农村人口迁移
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抗战期间的人口迁移时，更多的是将视野集中于战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城镇人口的
迁移上，而相对忽视了自然灾害和与之紧密联系的农村人口迁移。然而，由于后者——即以灾害为动力的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人口迁移事实上所具有的规模和影响，对它的任何轻描淡写的研究，大概都不足以使我们完整地把握战时人口迁移的流向和特点，进而从另外一个侧面更深刻地揭示出这场侵略战争本身对中国人口迁移的影响，及其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一 从城乡人口西迁谈起毫无疑问，抗战期间最大的人口迁移潮，是华北、华中、华东等内地广大城乡的中国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逼迫之下或者出于抗战需要而向西南西北的迁移。但是移往大后方的人数一开始就被作了无限的夸大。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即声称“曾有八千万人西
移”。①目前海外研究抗战史的学者则大多同意张嘉首先提出来
贾成炳的5000万人的说法。②实际上早在抗战期间，美国派往中国的军
事观察家格兰姆・贝克就提出疑问，并作出“至多不过两千万人”
的估计。③陈达教授则估计为1350万，其中由沦陷区24个重要城市撤退到后方的约有350万，另有大约1000万人会由其故乡迁
出。④陈彩章根据国民政府救济委员会于1938—1942年间运送后方的难民数及大后方各省市县收容救济难民人数，估计在“千万人
左右”。⑤这一说法被不少研究者采用。值得注意是王洪峻、李世平的研究成果，他们根据解放前后有关大后方的人口统计和战时移民主要集中于重庆、成都等大城市的客观事实进行推理，对千万人之说也表示质疑，并作出各自的估计，一说不超过560万，一说入川移民约200万人，而且主要是由国民党政府机关、军队及工商业企业、文教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及其有关人员，还有一部分遭日军《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①②③④⑤陈彩章著:《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年重庆版，第112页。陈达著:《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3—94页。
格兰姆・贝克：前引书，第229页。
张嘉著:《旋风式的通货膨胀》,《工商经济史料丛刊》
(一)、(二)，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美]格兰姆・贝克著:《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三联书店1987年中译本，第228页。
进攻的大城市、交通线和附近中小城市的人口。
①有意思的是，尽管各位学者对战时人口迁移的具体数字各执一端，对当时农村人口迁徙进行估算的
基本依据却大都惊人的一致。例如在陈达教授看来,“各省的沦陷区、包括那些小市镇及农村区域，因被敌军破坏较轻，或者居民对于敌人抢掠和强暴行为的恐
怖较小，故其迁出的人口也必较自城市迁出的人口为少”。②王洪
峻则进一步指出，中国占全人口总数80%以上的是农村人口，由于小农经济的特点以及旧中国农村封建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农民必须依附于土地之上,“除非灾荒、疾疫，除非家乡变成战场，农民不会离开”；而且“战争初期，日本侵略军由于兵力有限，还只能占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就是在成为战场的地区，根据报纸、各种文献记载，农民也是跑出去避一时为多”，要是没有严密的组织,“决 不会出现数以千万计的农村人口进行数千里大迁徙的事情”。
③面对各种统计资料反映出来的西迁难民中农民所占比例不大的现象，孙艳魁先生在陈述以上看法的同时，又做了补充，认为农民“在离开故土后，往往会因为饥饿、疾病以及日军的杀害而死亡，流亡后方的人数就更少了”。不过后来在论述入陕难民数量时，他又根据国民党中央社的关于黄灾难民的报道，推测其总数当远远超过100万人，约占其所估计的800—1000万内迁人口的1 10以
上。
④如果说这些意见基本上还只是一种逻辑推理的话，那么格兰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
①②③④孙艳魁著:《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5—76页，第262—266页。
王洪峻：前引书，第44页。
陈达：前引书，第93—94页。
王洪峻著:《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食价格》，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3—44页；李世平著:《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7—212页。
《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姆・贝克凭依的，就是1941年5月他自己在洛阳等抗战前线的切身感受了。当时正值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但洛阳却没有出现严重的混乱情景，贝克认为其原因之一就是“农民的镇静”,“当成千上万神经失常的城里人在乡间乱跑的时候，你总可以看到有更多的务实的农民及其家属在忙着日常工作。全国农民好象用一条绳子织成了一张看不见的大网，把大家连在一起，防止了那种如丧考妣的东逃西窜”；当然,“洛阳农民有自己要操心的事”，因为“河南平原的早期干旱的确已成定局”，于是,“当城里人抬头看天，见机生畏时，乡下人却眼巴巴地盼望着乌云涌起……祈求老天爷保佑给个好天气”，但是,“天空睛朗得毫无雨意，有的却只是可能落下钢铁的威胁”。①与此适成鲜明对照的是，当这次旱灾持续发
展直至形成赤地千里的大荒之象时，这一片多灾多难的中原腹地又一次骚动了起来，无数民众在秋收完全绝望之后，踏上了逃荒外出的途径。
事实上，战前有关中国农民离村问题的调查也显示了天灾在众多导致农民离村因素中的突出地位。②就1931—1933年间全国22省的情况来说，天灾所占的比例是战乱的的2.34倍；就个别省份而言，除察哈尔和福建两省战乱的因素高于天灾的比例外，其余无一例外地均大幅度低于前者。显而易见，在许多地区人们对于战乱的恐惧相对来说要比对于天灾的恐惧程度逊一些。其原因大约是当时的战争(尤其是军阀混战)往往集中在交通线和城市附近，持续时间较短，对于农业生产的破坏轻，而且交战双方往往出于战争的需要对交通进行封锁，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遏制农民流动
格兰姆・贝克：前引书，第216—217页。腓特烈大帝
①
②国民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各省农民离村调查》,《农情报告》第4卷第7期,1936
年7月15日。
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
的愿望，相反在非战时期各地军政当局对于天灾造成的饥民则多多少少表示一点同情而“助其离境”。此外，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和匪祸打击的对象往往并无贫富之别，多数情况下乡居富室更容易成为兵匪尤其是土匪骚扰和袭击的目标，但也只有富室才有乱中出逃的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至于穷苦的中下层农民则大概多数宁愿静观以待变。
由此看来，在旧中国农村，灾害比之于战争往往有着更大的破坏力和影响力。于是，接下来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整个战争期间老天爷究竟有没有像当时河南的乡下人所期望的那样“保佑给个好天气”?究竟有没有发生被陈达和王宏峻等潜意识地否决了的，可以导致农民大逃亡的“灾荒、疾疫”的发生?
二 人祸天灾——抗战时期中国灾荒状况
如果纯粹从自然变迁的角度来立论，那么，八年抗战期间总的来说的确算得上一个风调雨顺的时期。在近代中国自然灾害的周期性波动过程中，这段时间恰恰是继1920至1930年代中叶灾害发幕之后出现的一个相对平静期。
马艳丽照片
先以地震为例说明之。自本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凡7级以上的地震活动显示出几十年的活跃和平静交替出现的规律，其中1913—1937年、1944—1955年和1966—1976年为地震活跃幕; 1899—1912年、1938—1943年为地震平静幕。①其间造成万人以上死亡的7次强震均集中在1920—1933年不到14年的时间内；死亡千人以上的地震17次，即有15次发生在1913—1937年，而
①王劲峰等著:《中国自然灾害区划》，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页。水产品包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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