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围猎使用之武具兵器
清入关后，利用元明旧址，在北京永定门外南苑建立了围场。顺治皇帝每年都要率领大批王公大臣到南苑行围。他重视武备，对“国语骑射”的民族传统十分崇尚。顺治七年（1650年）三月，“谕礼部：我朝原以武功开国，历年征讨不臣，所至克捷，皆资骑射。今仰荷天休，得成大业。虽天下一统，勿以太平而忘武备。尚其益习弓马，务造精良，嗣后满洲官民不得沉湎嬉戏，耽误丝竹，违者即拿送法司治罪。”（《清世祖实录》卷四八）顺治八年起，皇帝将狩猎的范围扩大到塞外，“塞外行围”，“秋狝之礼”自此始（梁章钜《南省公余录》）。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的后代，康熙决不愿意放弃世代流传下来的骑射活动。康熙四年（1665年）、五年，年刚十二三岁的康熙即两度随父皇前往南苑行围。碳纳米管
面对贪图安逸、怠于骑射、以致对三藩之乱全无招架之力的八旗子弟，康熙皇帝深感忧虑。为了建设一支能征善战、勇于骑射的剽悍军旅，康熙一马当先，以行围习武加强训练八旗官兵，使其不断提高骑射技能，保持旺盛的战斗力，便“用都统赵景处，以安不忘危，每岁秋冬校猎于塞上。”康熙二十年（1681年），开辟木兰围场，校猎行围，频岁举行。《热河志》记载乾隆皇帝圣旨：“故自三藩底定之后，即不敢以逸豫为念，巡狩之典或一岁而二三举肌球蛋白
行，耗财劳众之论夫岂不虑？然而凛天威，鉴前车，查民瘼，各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习劳苦之役，惩宴安之怀，所全者大则其小者有不必恤矣。”（《热河志》卷二五《行宫》一）这是乾隆继承了康熙的事业，使木兰秋狝成为康乾时代乃至后朝必须遵循的典制。
木兰围场地点位于内蒙古昭乌达盟、卓索图盟、锡林格勒与察哈尔蒙古东四旗接壤处，相距东西三百里，南北二百余里，面积达1万余平方公里。木兰是满文的音译，汉文就是“哨鹿”之意，久而久之，约定俗成，称“木兰围场”。这里林木葱郁，水草丰盛，虎、豹、麋鹿、黄羊等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出没其间。每年秋天，康熙、乾隆两帝都要戎服盛装地来到这里，举行盛大的“秋狝大典”，并把它定为典制，让后世永远遵行。康熙、乾隆两帝几乎每年都要到木兰围场行围射猎，一方面训练八旗子弟骁勇善战的能力；另一方面，利用秋狝中蒙古各部贵族围猎之机，接见他们，密切与蒙古各部的联系，使之“畏威怀德”。
清代围猎主要有两种形式，即“合围”与“哨鹿”。全过程如行军、出哨、布围、合围、射猎、罢围、驻跸、安营等程序，康熙对此都作了严格的规定，有违犯者，绳之军法。对于队形不整齐，追杀不勇敢者也要严加惩处。目的是要保持满族骁勇善战的本，使八旗子弟消除骄奢颓废的恶习，增强其作战能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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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围”又分行围、合围两种。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始，皇帝旨令每年派出骑兵*****人分三班赴口外行围。届时，各部王公大臣和官员都必须参加，蒙古各部、旗的王公贵族也都随驾。另外，内蒙古各部旗还派出1200名骑兵和百名向导及随围手、打鹿手、长手约300人协同行围。行围时，随围官兵分成左右两翼，从三五十里以至七八十里以外将围场的山川团团围住，形成“围墙”，然后两翼同时出发，齐头并进，形成一个大的包围圈，再逐渐收缩向中心地点推进靠拢。围中的野兽狂奔乱叫，但无法冲出行围。此时，康熙在围场看城观看。当左右两翼于看城前合围时，康熙皇帝再身穿盔甲，手持弓箭兵器，带领左右扈从大臣以及虎手，跃马扬鞭，冲进围中，厮杀猎物。对凶猛的野兽，则在侍卫官兵的掩护下，由康熙皇帝亲自出马搭弓或举射击。若野兽冲出行围，随围官兵再策马追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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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哨鹿”，即是通过人为模仿鹿鸣之声招引鹿，诱鹿入围，然后合而杀之。每年秋季，正是牡鹿发情求偶之时，届时康熙、乾隆于五更前出御营，事先埋伏到哨鹿地点。黎明时分，命数十名随围官兵，身披鹿皮，手举假鹿头，藏于丛林，吹响鹿哨，发出鹿鸣声以逗引牡鹿靠近。鹿哨声与真鹿鸣声十分逼真，诱使真鹿进入合围伏击圈，然后举弓发箭，鹿随箭殪，随即取鹿血饮用。据说这样可以延年益寿。小品文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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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每次木兰秋狝，都披甲佩箭，跃马驰骋，有上万名官兵随围木兰。康熙朝这种大规模的合围狩猎，每次都要持续进行20天左右。法国传教士张诚在其《日记》中对此作了十分精彩的描述：“特别是皇帝，他对追猎毫不知疲倦，不断张弓射箭。每天他要骑乏八到十四匹马，每到一地都须有十五匹马备用。”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皇帝总结自己一生射猎战果，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不无夸耀地说：“朕自幼至今，凡用鸟弓执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猕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围场随便射获诸鹿，不胜纪矣。朕曾一日兔三百一十八，若庸常人毕世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可见康熙皇帝骑射武功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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