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援助的各种炮弹和新式武器，在奠边府战役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它对压制法军火力，打击法军飞机的空中活动、摧毁法军据点直至取得战役的最后胜利，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境内装备训练的越军75式无后坐力炮营和火箭炮营，也成为夺取这次战役胜利的主力军。所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复兴，使越南革命得到了共产主义阵营的支持，并使其有了强固的后方，是奠边府战役胜利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当时的越共中央对此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参 考 文 献
[1]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M].上海：上海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细川护熙
奠边府战役——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何不出兵干预?王 琛
(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河南郑州450001)
奠边府战役的发生正值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以及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不久。朝鲜战争对美国的民众和国会议员的影响，共和党的治国理念与艾森豪威尔本人的经济思想，艾森豪威尔的欧洲第一思想，他不 同于前任的冷战战略，其从外加压制造中苏分裂的企图，盟国，特别是英国反对干预以及予和平一个机会的立场等等，均影响到了美国政府对印度支那问题尤其是对奠边府战役的态度，使得美国军队此时大规模介入越南没有成为现实。 随着冷战向东方的扩展，美苏全球对抗与越南事态日益紧密地联结起来。尽管胡志明在战后初期希望得到美国的援助，并希图借以阻止法国殖民势力重返越南。但是，美国决策者已视之为国际共产主义在越南的代理人和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者，美国的反帝国主义诉求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让位于反共产主义情绪，越南被视为新的冷战战场，越南独立运动也不再是反对欧洲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斗争。为了反对苏联集团，美国渴望法国支持德国的重新武装，希望欧洲在此基础上团结起来，而在越南的反殖民主义诉求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冷战需要，积极支持法国反对越南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成了美国印度支那政策的重要内容。那些赞成美国帮助法国恢复在印度支那影响的人还认为，绝不能由共产党人掌控印度支那的战略资源。所以，在1950年2月，美国承认了法国的保大傀儡政府。从1950年5月开始，美国扩大外援来帮助法国人，仅在这一年就给了1.5亿美元,1945-1954年法国在越南所花费的50亿美元之中，有20亿美元来自美国,1954年，美援占了战争支出的78%。但是这并不能扭转战场日益恶化的形势。 尽管艾森豪威尔政府不愿对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的“扩张”无动于衷，夸口要采取较其前任更具进攻性的政策。然而，这却是以不大规模军事干涉为条件的，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向来都是“欧洲第一”主义
黄羊泉者，在他们的战略棋盘上，东亚的重要性不仅远逊于欧洲，而且还不如中东地区。他们急于把美国军队撤出朝鲜，打算从近海以威胁性的姿态遏制该地区的共产主义。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民主党政府就因而下台，艾森豪威尔也是在很大程度上靠着结束战争的许诺才得以上台执政，美国人民和国会不会允许他去再打一场战争，对此他是一清二楚的。上述政策从其反对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计划中可见一斑，因为那将会把美国拖入一场与中国的战争中。
另外，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在等待着中苏之间发生摩擦与对抗而不愿与中国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这当然是美国对苏联冷战战略使然，也在于朝鲜战争给予美国的教训。虽然美国认为东亚地区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北京。但是，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知道中国不是苏联的傀儡，而且对在它们之间制造摩擦极感兴趣。
共和党的治国理念与艾森豪威尔的经济思想催生了新的冷战战略。美国在1951至1953年实施了大规模军备扩充，这使艾森豪威尔对军费支出的增长忧心忡忡。他认为现有的军事预算过多，远远超出了武装部门履行其使命的需要。他决心要平衡预算，他担心军备竞赛产生的赤字会极大地削弱美国，以至于可能引发美国的经济崩溃，使对手不战而胜。
为了削减军费支出，艾森豪威尔修正了美国的冷战战略。鉴于在贯彻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的时候，为对付苏联的同类型优势武力的任何行动，杜鲁门政府一直努力地扩充常规力量与核力量，艾森
豪威尔的“新面貌”战略则强调空中力量与核力量。以前的杜鲁门打算作出一种“对称”的反应，以堪与一比的力量来迎击苏联的试探。而艾森豪威尔的战略则是，即使苏联的侵犯行动由常规手段来推行，美国也可能以核力量在不是苏联人选择的地点作出反应，这是一种“非对称”的反应，目的是使美国掌握着主动权。为了解释艾森豪威尔的战略，杜勒斯提出了“大规模报复”原则，美国可能以压倒性力量回击最轻微的挑衅。
cos系统下载印度支那危机可以说是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新冷战战略的第一次重大考验，因为就在该战略定型之时，印度支那危机达到了顶峰，如果美国不派军队前来援救的话，法国将面临确凿无疑的失败，而且最终将被赶出印度支那，这促使美国开始重新审视其既往的印度支那政策。
就在法国准备在奠边府作最后抵抗的1954年3月下旬，法国总参谋长达利将军访美求援，引发了美国方面的讨论。空军参谋长内森・特文宁将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建议使用战术核武器来对付越盟，但是被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其他成员否决。陆军参谋长马修・李奇微将军认为仅有空中力量是不够的，可能还需要50万美国地面部队，而且他认为把他们投送到亚洲大陆将是一个错误。雷德福接着提议调派一个航空母舰特混舰队到南中国海，再从菲律宾克拉克基地派60架B-29中型轰炸机，袭击奠边府周围阵地上的敌军。如果仍不能如愿，就动用美国空降部队，并封锁海防港。
3月2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勉强同意这项计划。然而，艾森豪威尔认为印度支那本身只是美国的边缘
利益，并不急于派出地面部队。他虽然没有(当然在当时的冷战气氛之下也不太可能)否定干预的可能性，但是，他为大规模地面干预提出了先决条件。实际上，在此前的1954年2月，艾森豪威尔就已经告诉记者说:“我比任何人都更加坚决反对让美国卷入那个地区的热战。因此，我所批准的每一个行动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的，确切保证此类事件一定不会发生。”艾森豪威尔认为，只有在符合以下三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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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件下美国才能进行军事干预:“第一个条件是根据国际法拥有这种合法的权利，也就是法国给予越南独立的承诺；第二是自由世界的舆论均表赞成，就是英法等盟国与美国同舟共济；第三是国会的批准。”[1](P66)在朝鲜战争刚刚结束时，要满足这些条件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实际上使军事干涉难以成行。
杜勒斯国务卿的看法不那么明确，他显然不同意军方的建议，认为空袭实乃下策，不会使奠边府的军事形势起什么重大的变化，但似乎又比艾森豪威尔积极一些。此后他积极地奔走，希望能够满足总统
所提出的干预的条件，其一是使美国公众接受干预的决定，其二争取美国的盟国，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的支持。然而，这两种目标均未能达到。
4月3日，杜勒斯在总统支持下开始了与国会主要领袖的磋商，当得知空袭意味着美国参战，而且空袭效果如果不佳还要进一步卷入时，国会领袖拒绝支持这场冒险，他们实际上与艾森豪威尔如出一辙，也为国会是否支持干预行动设立三个条件：美国的干涉行动必须得到盟国的支持；法国必须加速实现印度支那诸国的独立；如果投入了美军，法国必须同意不撤走其军队。
艾森豪威尔第二天就表示完全同意这些条件。杜勒斯立即前往欧洲，寻求盟国对联合行动的支持。但是法英两国特别是英国并不积极。法国人渴望在即将举行的日内瓦会议上达成协议，结束战争，认为杜勒斯的建议束缚了他们谈判解决印度支那冲突的能力。英国人则对有可能扩大冲突范围表示担心，认为这将导致它们与英联邦伙伴的关系破裂，而且会招来中国人的强烈反应。另外，英国人早已决定诉诸于外交力量来终结这场冲突，因而避免采取任何可能把英国军队卷入其中的行动。而且，英国人深信印度支那的军事局势是不能靠军事手段来解决的，他们坚持应该耐心探索一切成功的可能，给和平一个机会。即使要采取行动，也要等到会议失败之后。虽然在4月23日，法国鉴于奠边府的严重局势，已经不再像月初那样反对战争国际化了。但英国外相艾登坚信:“除非进行像朝鲜战争那种规模的干涉，否则对印度支那的局势将不会有什么效果。”丘吉尔则认为，杜勒斯的方案企图以很不正当的手法利用英国去欺骗国会批准一项军事行动，而这项行动肯定不起作用，而且还很可能把全世界推向战
争的边缘[1](P80-82)。两人一致认为英国不应该对在印度支那的法国人进行任何军事援助，倒是应该加强法国在日内瓦的谈判地位。其结果正如艾森豪威尔所指出的，除非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已经宣布失败，否则英国人显然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杜勒斯的努力宣告失败。艾森豪威尔在29日指出，美国打算在印度支那问题上采取任何新步骤支持法国之前，要先看一看外交活动在日内瓦能起什么作用，看来目前还没有站得住的理由支持美国的干预行动，特别是因为这种行动可能会妨碍在会议上达成一项可以接受的临时协议。积极考虑美国干涉印度支那的问题就此暂告结束。
有历史学家评论说，上述结果至少反映出三点结论，一是艾森豪威尔认为在现阶段通过干涉无法挽救奠边府；第二，国会坚决反对美国单独卷入印度支那；第三，人们认为美国公众反对在东南亚采取任何行动，看来艾森豪威尔也持此种观点[1](P83)。
基辛格就此事对艾森豪威尔为干预设限的背后动机作出了如下阐述:“艾森豪威尔以亲切的外表遮掩住非凡的纵横捭阖的技法。……在奠边府之役问题上，雷德福的空袭计划或若干代替方案就是强硬路线。艾森豪威尔的倾向几乎确定就是全力避免军事行动，他太谙熟军事事务，不相信一次空袭就有决断性的影响，也不愿对中共采取大规模报复行动。他也不想在东南亚进行旷日持久的地面作战。甚至，艾森豪威尔对同盟外交也有丰富经验，明白联合行动非常不可能及时组成而足可以挽救奠边府的命运。就艾森豪威尔而言，这是一条逃脱之路，因为他宁可丢掉中南半岛，也不愿美国沾上亲殖民主义的骂名。他曾经写了下面一段话:‘美国居于反殖民主义大国中最强大的一国之地位，是它在自由世界raf
无可计量的资产，因此，美国这个道德地位，远比东京三角洲，甚至整个中南半岛，更值得保护。’”艾森豪威尔的白宫幕僚长亚当斯当时也说:“一年前，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已在韩国避免与红中国爆发总体战，他(艾森豪威尔)不想再没有英国和其他西方盟国的支持下，于中南半岛激起另一场战争。”
[2](P582-583)
中国西部资料所以，当时美国政府内部有两种选择，其一是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为代表的空中轰炸，包括使用核武器。其二是以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为代表的多边主义派的选择——为干预设立限制。空中轰炸的选择为国会以及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所否定。但是，我们可以断定，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之间仍有差别，杜勒斯是真正地致力于获得盟国对其联合行动的支持，借此再获得国会的同意，以最终达到大规模介入印度支那的目的。但对艾森豪威尔来说，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他对同盟外交有着丰富的经验，明白联合行动不可能挽救奠边府的命运。就艾森豪威尔而言，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本能仇视抑或是美国国内政治的需求，使他必须作出干预的姿态，但是，他又通过为干预设限达到不干预的目的，所以，这是他的一条极为高明的逃避之途。当然，这更是在朝鲜战争、共和党的治国理念、艾森豪威尔等人的欧洲第一思想特别是新冷战战略影响下美国政府的必然选择。
参 考 文 献
[1]M·贝科威茨.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M].北京：商
务印书馆,1979.
[2]亨利·基辛格.大外交[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日内瓦会议与战后国际关系——以中国、越南和法国为例
杨保筠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100871)
50年前越南人民取得的抗法战争大决战——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促成了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协议的签署。因此，这次战役的意义是极为重要的。同样，日内瓦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外交史上的重要一页，对缓和远东以至国际紧张局势做出了突出贡献，日内瓦会议的意义也同样不可低估。日内瓦协议也导致一些相关国家的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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