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生态运动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当代发展运动
西方生态运动从六十年代中期兴起以来，至今已经历了三十年的发展。作为西方“新社会运动”的主流，生态运动及其发展对西方的政治格局和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人类社会即将跨入２１世纪之际，研究西方生态运动的政治分野，了解其中生态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思潮、流派的发展现状，对于我们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走势、认识冷战后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前景，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爱过分
一、生态运动的几个阶段 生态运动是西方能源危机、生态失控直接引发的众运动。生态运动包括当代西方环境保护运动、反战和平运动、反核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等，是一种广义的“绿”思想和运动。生态运动在政治上标榜中立。在生态运动的“绿”旗帜下聚集了各种政治倾向的党派和个人，有形形的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种族主义者、性别主义者、环境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以及各类对当代资本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人。生态运 遗传漂变
动的“绿”特点，也使它在妇女、儿童和大学生中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因此，生态运动在三十年间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总体看来在政治上呈上升趋势，有力地影响了当代西方的政治格局。
西方生态运动的三十年，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六、七十年代，西方生态运动最初崛起的年代，以“罗马俱乐部”的诞生为标志。当时生态运动主要是围绕环境和资源问题，对“工业主义”及其后果从事现象层面的批判。“罗马俱乐部”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全球生态危机”的威胁问题。以对待“全球危机”的态度为界限，生态运动内部产生了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之争。悲观派持“增长的极限”论，认为全球危机不可战胜，地球资源即将耗尽，人类即将走向增长的极限和自身的毁灭；乐观派持“没有极限的增长”论，认为高新技术将为人类战胜环境危机，生产的增长和人类的进步没有极限。
第二个阶段是八十年代，生态运动兴旺发展的年代。当时生态运动主要是从事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以如何对待技术进步为中心，展开了“深绿派”和“浅绿派”之争。“深绿派”是绿运动中要求彻底改变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人生观及生活方式的一派；“浅绿派”是绿运动中的缓进改革派、现实主义者。二者的批判矛头都指向“人类中心主义”。“浅绿派”主要是
批判破坏生态环境的技术；“深绿派”则否定一切技术，主张“生态原教旨主义”，或称“生态基要主义”。
第三个阶段是九十年代，生态运动的制度批判进入更深入的政治和文化层面。绿生态运动分化为“红绿党”和“绿绿党”两大阵营，产生了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主义在政治上、理论上的分化，在政治上表现为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对立，在理论上表现为“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生态社会主义开始重返“人类中心主义”，使生态运动内部发生了价值取向上的分歧和转折。
从悲观派与乐观派之争到深绿派与浅绿派之争，再到绿绿党和红绿党之争，这一过程反映了西方生态运动的发展在政治实质和文化价值上的深化。
生态运动的社会性质是复杂的。一方面，它代表了西方国家各阶层众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对资本主义现状的不满和反抗。它既谴责资本主义对自然界的破坏，也批评当年苏联“现实社会主义”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但是其批判矛头主要是指向资本主义的；另一方面，它的社会理想具有消极的、倒退的性质。它主张回到原始状态，转向一种“更朴素的生活”。生态运动的主流在激进的社会批判之下掩盖着保守的实质。德国社会民主党副主席拉封丹正确地指出了生态运动的这种双重性质，他认为：以生态运动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
具有根本上反制度的成分，是来自对抗性文化的抗议运动；但是，它同时又是一种消极的人道主义，属于“一个饱和社会中的典型现象”，具有“向后看”的浪漫主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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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态社会主义的派别
八十年代是生态运动的鼎盛时期。在最盛极一时的阶段，绿党曾在议会中获得两位数的议席，成为英、德、法等国政治生活中的崭新景观。许多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左翼人士纷纷转入绿党阵营，一时形成了“红绿交融”的局面。八十年代的生态运动顺应当时政治上世界范围内以“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为代表的政治保守主义回潮，以不同于六、七十年代的一种“后现代”姿态继续进行社会批判，从而使生态主义的政治形象和理论内容有一个内在的转折。
八数码问题 进入九十年代，西方生态运动形成了新的政治分野。这是因为：一方面，冷战的结束为绿生态运动提供了更大的政治空间，形成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展示了新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苏东剧变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左翼人士面临重新探讨社会主义的命运与未来的艰巨任务，他们也纷纷把目光投向“新社会运动”的主流──绿生态运动。
由此，生态运动内部发生进一步的分化和组合，呈现出复杂的格局。
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者以对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态度为标志，将生态运动中的政治派别划分为“改良的”和“激进的”两大类型。“改良”是指接受目前的资本主义制度，主张在制度内进行“修正”；通过议会民主制循序渐进地对经济管理进行或多或少的干预。“激进”是指要求回归社会的起源，以某种方式迅速地从根本上改造资本主义社会。
以“改良”和“激进”为尺度，西方生态运动被区分为七大政治流派：传统的保守主义；市场自由主义；福利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主流绿党；绿无政府主义和生态女权主义。市场自由主义和传统的保守主义处于“改良”和“激进”的两极。
市场自由主义是改良的生态观的代表。它主张自由市场经济，认为：有益的科学和技术将解决资源短缺和污染问题；不存在“人口过剩”问题，人是一种资源；如果资源耗尽，消费者对环境的压力将产生一个代用品市场，“适宜的产品”将扮演主角，资本将对这一市场作出反应。总之，资本主义能够保护环境、适应形势并获得发展。
传统的保守主义是激进的生态观的代表。它主张限制增长，认为：开明的私有制是保护自然和过度开发的私有制的最好方式；应当保护作为我们遗产一部分的传统的风景和建筑物。传统的保守主义是反工业化主义的，认为人类社会应当把自己规范在自然生态系统之
上，比如应当稳定地、缓慢地、有机地变化；人类社会应当是多样化的、由共同坚持的信仰约束在一起的，而不是等级结构的；每个人都满足于自己在社会中的恰当地位；家庭是最重要的社会单位；等等。传统的保守主义有生态浪漫主义的倾向，它缅怀过去，歆羡原始部落的生活。
福利自由主义属于改良派。它主张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但却是有控制的资本主义，需要形成保护环境的法律、计划和税制。它以积极的个人利益、有计划的公共财物来解决生态问题。“适宜的产品”将解决对环境的消费压力。压力集团、多元议会民主将产生适当的立法程序。
民主社会主义也被归于改良派的阵营。它主张分散化的社会主义、地方民主和城镇公会社会主义。它提倡对资本主义进行严格控制的混合经济和议会民主，即国家在地方的巨大作用；赞成对资源的私人所有和共同所有的混合。它强调改善城市环境，力主为社会需要而生产，重视劳动的作用，主张国家资助环境保护，等等。
革命的社会主义是生态运动中的激进派。它认为环境危机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因此必须废除资本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否定国家，但认为在向公有社会（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中也许还需要国家。它把贫困、社会不公、肮脏的城市环境都看作环境危机的组成部分。
它的未来观与无政府主义相类似，但是更强调集体的政治行动和初期的国家。
主流绿党（如英国绿党、“地球之友”和其他压力集团）主张福利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传统的混合，强调个人需要改变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重要性。提倡生物伦理学、增长的极限和乌托邦主义。要求消灭工业社会；鼓励小型资本主义（排除利润动机）；倡导朴素的生活方式；组织合作社和公社；支持国家在地方的作用；崇尚深生态学（深绿派）的浪漫自然观。
绿无政府主义和生态女权主义反对国家、阶级政治、议会民主和资本主义。它们主张人们自己组织起来，使自己具有责任感和掌握他们自己的生活。绿无政府主义认为，“个人”非常重要，但是个人的实现与他的共同体相关。它要求分散化的经济和政治，即生产方式的共同所有和按需分配。它倡导自发和有机地演进的社会；非等级制的直接民主；郊区的、城市的公社和合作社；生物区域主义。
主流绿党和绿无政府主义的目的是激进的，方法是改良的。二者共同代表生态主义（生态中心主义）成为绿生态运动的主导思想。这两种政治流派与其他流派不同，它们起源于生态规则和生物伦理，认为自然和人类社会同等重要。这两种政治传统兼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成分，并加入了保守主义的因素。
当代西方生态运动的七大政治流派斗争的主线，是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主义（主流绿党）的矛盾、“红绿党”和“绿绿党”的矛盾、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矛盾。革命的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主张生态社会主义，属于“红绿党”阵营；传统的保守主义、市场自由主义、福利自由主义、主流绿党以及绿无政府主义和生态女权主义均持生态主义的主张，属于“绿绿党”阵营。“绿绿党”的极端派是“深绿派”，即主流绿党和绿无政府主义。“深绿派”是生态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集中代表和体现。
三、生态社会主义及主张
生态社会主义是生态运动的一个主要思潮和派别，它在绿生态运动中逐步成长起来，具备了自身区别于一般生态主义的特征。尤其是经历苏东剧变之后，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轮廓和理论特征日益清晰化。与生态运动总体在政治上、理论上的混沌状况相比，九十年代生态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理论上有其更明确、更清醒的追求。
生态社会主义流派大致经历了三代的历史发展：
第一代是以七十年代的前东德共产党人鲁道夫.巴罗、&127;前波兰共产党意识形态负责人
亚当.沙夫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127;巴罗后叛逃西方，被称为西方“社会主义生态运动的代言人”。沙夫是“罗马俱乐部”的成员，是共产党人中最早介入生态运动的人。巴罗谋求“绿”（生态运动）和“红”（共产主义运动）政治力量的汇合，要求建立一个由绿党、妇女运动、生态运动和一切进步的非暴力社会组织组成的广泛的众联盟。巴罗、沙夫等人是转入或介入绿党的共产党人，被看作是“红”（共产主义运动）的“绿化”。
第二代是在八十年代发生较大影响的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易斯和本.阿格尔。莱易斯从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异化”的分析出发，批判异化消费，提出建立“稳态经济”。他认为，在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并不会明显地取消消费；但是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阿格尔从考察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当代发展出发，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论。他指出，资本主义的扩张动力是挥霍性工业生产的根源，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他以生态危机理论和资本主义国家作用形成的危机理论相互补充，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莱易斯和阿格尔的理论可以视作“红绿交融”的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与绿思想的结合。
第三代是八十年代末以来的乔治.拉比卡、瑞尼尔.格仑德曼、安德列.高兹、大卫.佩珀等欧洲学者和左翼社会活动家。格仑德曼、佩珀提出了“红绿党”的概念，试图以马克思主
义改造生态运动，解救全球生态危机，把生态运动引向社会主义的方向。具体而言，“红绿党”是指主张生态社会主义的绿运动派别和思潮，主要包括上述生态运动中的民主社会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两大派别。生态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虽然千差万别，但是在总体上体现了使绿运动“红化”（共产主义化）的倾向。总之，九十年代西方生态运动的特点，是从八十年代的“红绿交融”、尤其是所谓“红”政党（前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左翼）的“绿化”，发展到今天红绿两派的重新分化，即“红绿党”和“绿绿党”、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主义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分流。
岳村政治 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主义、“红绿党”与“绿绿党”存在着重大的理论和政治差别。
首先是理论基础不同。以“绿”为标记的生态主义（所谓“绿绿党”）的理论基础是无政府主义。“红”“绿”结合的生态社会主义（所谓“红绿党”）却自称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二者的根本对立表现在如何看待社会不公、环境退化的根源问题上。生态主义反对阶级分析，用非历史的等级概念取代阶级剥削的概念，认为适用于一切生产方式的“等级制度的权力关系”是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社会主义认为，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剥削的根源，而经济、社会和政治剥削导致生态剥削和破坏。
其次是哲学文化取向不同。７０、８０年代的生态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工业化对自然界的掠
夺，进而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一般采取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进入九十年代，生态社会主义则重返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认为人类在反对生态危机、重新检讨自身对自然界的态度的同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建立在“人类尺度”的新价值观之上，主张生产的目的首先应当满足社会需要，即“把人放在物之上”，而不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反对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要求使劳动成为“人自身发展的手段”，拒绝把劳动仅仅作为生存手段。生态社会主义不是一般地否定人类中心主义，而是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即技术中心主义，它以人的合理需要和利益为出发点。
第三是政治诉求不同。生态主义在政治上植根于无政府主义；在总体上反对国家；在生态运动中强调个人即政治准则和改造个体的生活方式；认为新社会运动和公社团体将成为社会变化的主角；崇尚“回到丛林去”的浪漫主义自然观，以建立“生态乌托邦”为社会政治理想。生态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立足于社会主义；否定作为资本主义代表和捍卫者的资产阶级国家，认为在向公有社会的过渡阶段还需要国家；在生态运动中强调集体政治行动的力量和从整体上改造社会；主张与新社会运动结盟，但强调工人阶级是社会变化的主角；以建立“世界政府”、实现生态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为理想目标。
最后是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和未来发展的认识不同。生态主义对资本主义采取改良主义的立
场，主张在制度内以自由市场、分散化的经济、基层民主来对资本主义进行局部改造，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触及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认为资本主义有消化全球生态危机的能力。生态社会主义、特别是其中革命的社会主义则要求废除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贫困、社会不公和环境危机，消灭私有制，建立一个绿的、社会公平的社会。它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全球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资本主义不可能为解除生态危机到根本出路。
尽管生态社会主义比生态主义有更清晰的政治轮廓，但是生态社会主义仍然不能等同于科学社会主义。虽然部分生态社会主义者仍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但从总体上说，生态社会主义试图以无政府主义的部分内容来改造科学社会主义，更接近于欧洲历史上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现代的“民主社会主义”。大部分生态社会主义者赞同以分散的小生产与现代化大生产抗衡，有某种程度的“开倒车”倾向。因此，生态社会主义还没有为解救全球生态危机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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