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成 亮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江苏南京210093)
摘 要：国际学术界对大学模式的关注由来已久，菲利普·G ·阿特巴赫倾向于借用依附论的相关主张，解释“边缘国家”的大学对美、英、法、德等“中心国家”大学模式存在的心理依附。中国大学近代化的100年里，曾努力学习和借鉴日本、德国、美国大学模式，新中国成立后
也曾效仿苏联大学模式。21世纪的中国能否为世界提供一种新的大学模式?这需要从参与文明对话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展示中国大学的精神风貌；客观地看待传统文化，理性地寻传统文化与现实需要的结合点；改善政策环境，培育具有卡里斯玛特质的大学校长；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保障大学有序发展等方面寻突破口。 关键词：中国大学模式；心理依附；文明对话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0)12-0016-08
On the Mode of Chinese University
H UANG Cheng -liang
(I nstitute o f Education ,N anjing University ,N anjing 210093,China )
Abstract :It has been a lo ng time that the inte rnatio nal academic circle gives its attentio n to the m ode o f Chinese university .Philip G .Altbach tends to ex plain the “psycho logical at -tachment ”that universit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depend o n the m odes of universities in de -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United States ,Britain ,France and German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pendency theo ry .During the past 100years o f m odernizatio n ,Chinese universities have tried to learn fro m universities in Japan ,Ge rm 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n imitated the m ode o f univ ersities in Soviet Union in the early period o f PRC .In the 21st century ,can China provide the w orld w ith a new university m ode ?Then some breakthroug hs sho uld be made from the fo llow ing aspects :to take part in dialo gue s among civilizatio ns and interna -tional cooperation ,to find the connectio ns betw een the v alu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practi -cal needs ,to improve the po licy environment and cultivate some charismatic university presi -dents ,to establish the m odern university system and ensur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universi -ties .
Key words :the m ode of Chinese university ;psy cholog ical attachment ;dialog ue among civilizations
验光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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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10年12月第31卷 第12期 高等教育研究Jour nal of H ig he r Educatio n
Dec .,2010
V ol .31 N o .12
＊收稿日期:2010-10-31
作者简介：黄成亮(1979-)，男，辽宁铁岭人，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引 言
大学模式是一个抽象的综合概念，其目的是为了理解、总结及借鉴不同国家大学体或某个大学在办学理念、组织特、管理方式、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经验，并非与某一特定学校的办学实践一一对应。正如伯恩鲍姆指出的:“不存在任何时候都能阐明一切学校各个方面特征的模式，每一种模式都只能在一定的时候描述每一所学校某些方面的特征。”[1]在中国大学近代化的100年里，我们曾努力学习和借鉴日本、德国、美国的大学模式，建国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也曾效仿苏联的大学模式。21世
纪的中国能否为世界贡献一种新的大学模式?因为大学模式与文明对话密切相关，又标志着高等教育发展的程度和水平，因此探索中国大学模式既是致力于促进文明多样性的宏观考虑，也具有引领大学前进方向的实际意义。
一、国际学术界部分学者对
大学模式的关注
沃岭生著名比较教育学家、美国波士顿学院教授菲利普·G·阿特巴赫倾向于借用“依附论”的相关主张，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依附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拉丁美洲，旨在探讨外围资本主义不发达状态的成因及其对策。其主要观点是:(1)世界经济体系由核心国家与边陲国家构成，两者之间是一种不平等关系，前者是导致后者欠发达的根本原因;(2)发达与不发达是同一历史过程中的两个互为因果的方面;(3)殖民地依附、进口替代依附与跨国公司依附是三种主要的依附形式;(4)在发展模式上主张发展中国家克服依附关系，同西方发达国家脱钩等等。依附理论使用的主要概念有:“中心”与“边缘”,“宗主国”与“卫星国”,“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等等。[2]阿特巴赫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多处于国际学术圈外围或边缘，依靠工业化国家的大学，特别是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大学为自己提供发展模式，对发达国家的大学模式存在着“心理依附”。[3]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露丝·海霍教授(许美德)也对大学模式颇有研究。早在1984年，她在伦敦大学的博
士学位论文就以《德国、法国、苏联和美国的大学模式以及对1911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政策的评价》为题，对大学模式进行了专门研究。从2006年开始，露丝·海霍及其团队致力于“21世纪中国大学肖像”课题研究，力求在中西方文明对话中探索可能存在的中国大学模式。
拉丁美洲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智利安德雷斯·贝洛大学的安德烈斯·贝尔纳斯科尼教授对大学模式的界定为露丝·海霍所采用，在《存在拉美大学模式吗?》一文中，安德烈斯·贝尔纳斯科尼指出:“大学模式主要是在`大学的模式'或者是`为了大学而建立的模式'的补充意义上使用。大学模式是从现实中的大学抽象出的典型，它以抽象和概括的结构抽取了现实大学的具体形式的多样性，并包含了存在于学院、学生、管理者和顾客观念中的大学的概念，以及各种对大学的论述中实用的概念的抽象和综合。”“从文化意义上来看，它(大学模式)是一种关于大学的本质、大学的角和大学组织模式的理念，从更广泛意义上讲，是大学与国家、社会的关系的理念，而该理念会对那些占据某个具体位置、能够影响大学在社会中的角、大学的组织方式和与社会关系的人施加影响。”[4]
日本学者金子元久指出，近代大学模式是连接近代国家大学里的知识生产和传递活动的重要发明。[5]而这样的重要发明，一直广为各国相互交流和借鉴。
二、中国大学近代化过程中
的“东西采撷”
满城都是金字塔在中西方文明的冲突与碰撞中，大学成为重构中国社会秩序的前沿阵地。英国高等教育家阿什比认为,“大学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中国大学在近代化过程中面临着两难境地：一方面要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兼顾传统文化，维系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又要在内忧外患的动荡环境中担负起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因此不得不先后学习和借鉴日本、德国、美国的教学内容、方法和教学组织形式乃至大学模式，新中国成立后则效仿了苏联大学模式。
1.经由日本开始借鉴德国大学模式之路
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朝野上下为之震动，痛定思痛，认为中国之所以被日本打败，主要在于教育的落后，只有师法日本，发展近代教育才能振兴中国。“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是教育上学习日本模式的最初结果。”[6]1904年的《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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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在高等教育的学制、高等学堂的设立、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方面均是仿效日本而成。但从本质上讲，日本的大学模式源于德国。阿特巴赫指出:“日本的大学正是在德国大学很
有影响的时候移植了外国的模式，因此在某些方面就采用了德国的模式。”[7]如果说20世纪最初几年向日本学习是间接地借鉴德国的大学模式，那么从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之时起，则可以说是中国大学对德国大学模式的直接借鉴。受德国大学观的影响，蔡元培力主“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并且在他担任北大校长的就职演说中强调了对大学的基本认识:“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德国大学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大学由文学院、法学院、神学院、医学院四个地位平等的学院构成；教师分为正教授、副教授和助教三个等级；大学的各项事务均由全体正教授组成的教授会决定；按照学科和专业设置讲座，实行讲座制度。[8]
2.向美国学习
五四运动以后，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对中国的影响日增，其表现是1922年新学制(壬戍学制)的颁行。该学制规定的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地方伸缩余地七项标准，集中体现了实用主义对中国教育体系的影响。但实质上，美国大学模式依然具有比较浓厚的德国彩。亨利·菲利普·塔潘指出:“美国现代大学的理想模式，就应该像柏林大学那样，包括教学与科研，使之成为自由教育和独立研究的场所。”[9]阿特巴赫则指出:“美国大学结构在全球影响深远，表征着世界各地大学特征的基本结构，但其自身也是熔铸了各种国际影响的混合物。最初的来自英国的殖民地学院模式，与19世纪德国的研究型大学理念及美国式的服务社会观念相结合，形成了美国大学模式。”[10]美国大学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在大学与政
府的关系方面，公立大学受制于以州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私立大学则有相对较大的自主发展权；在大学的内部治理方面，公立和私立大学都通过由校外人士组成的董事会来管理大学，实现大学自治，确保学术自由；在大学角与社会职能方面，强调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协调发展。
工作票管理系统郭秉文领导的国立东南大学改革，是美国大学模式对中国大学产生重大影响的典型代表。在学校管理上，东南大学实行校长领导下的“三会制”，即评议会、教授会、行政委员会，共同管理学校事务，同时增设董事会辅助指导校务，负责筹资、预算、选择校长等学校重大决策。在学生管理方面，实施“学生自治会”制度，实行男女同校。在大学教学制度方面，实行以主辅修制为主要形式的选课制和学分制。在大学职能方面，受美国影响，东南大学首先提出和实践“寓师范于大学”,“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强调大学的综合性和服务社会的功能，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①
3.效仿苏联大学模式
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20世纪50年代全国范围内的院系调整，中国大学全面效仿了苏联大学模式。苏联大学模式的特点是：专业分类很细，课堂结构严整。[11]而苏联大学模式从根源上讲，深受法国的影响。法国大学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以专业学院为主体，培养国家需要的实用性人才；教育和科研功能分离；政府对学校进行严格的集权控制；教育为国家服务，反对教会控制教育。[12]大量专门学院的建立和高校中专业的设置，导致院校之间、知识领域之间彼此疏离，大学的职能被窄化为培养社会急需的专业人员，很多大学元气大伤。院系调整造成的消极影响，时至今日依然隐约可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校逐渐摆脱苏联大学模式的影响，重新思考发展道路上的模式选择问题。从目前中国大学的实际状况来看，无异于美国大学模式卷土重来。从国别视角来区分大学模式，有必要注意一个前提，即所谓某国大学模式，并非涵盖了该国全部大学的全部特征，而是该国中部分有代表性的大学所体现出来的部分特征。之所以尝试回顾中国大学借鉴各国大学模式的历史轨迹，分析各国大学模式的特征，着眼点不在于比较孰优孰劣，也无意苛责中国大学与西方大学在这方面的差距，而是希望能够在更加宏观的时空视野下，根据今天中国大学的发展阶段和实际需要，探索大学模式与历史文化、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之间的适切程度，以期为中国大学的发展开拓思路，探索道路，寻出路。
三、探索和总结中国大学模式
需要考虑的影响因素
大学模式可以看作是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的成功路径。因此，一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既可以选择已有的路径，也可以开辟新的路径。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这是探索中国大学模式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撑。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高，这是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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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国大学模式的经济保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促进文明多样性和引领中国大学更好发展为出发点，勾勒中国大学模式蓝图的时机日益成熟。对于中国大学而言，突破阿特巴赫所说的对发达国家“中心大学”模式的心理依附，探索和总结中国的大学模式，应考虑以下几个主要因素:
第一，如何处理外来模式与已有传统的关系。大学模式的确立与传播，由不得急功近利的心态。总结、认可、确立和发展某一特点的大学模式，反映着传统与现实的惯性和诉求，反映着应然与实然的差异与无奈。“如何处理外来模式(影响)与已有传统之间的关系，是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大学改革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13]要想回答好、解决好这个重要问题，就需要我们既具有了解传统、尊重传统的历史眼光，又能够洞悉当下发展的实际和需求，还要有展望未来发展趋势的雄心和远见，而不是照抄照搬，盲目移植。萨德勒反对文化移植的一个警告非常著名:“当我们漫步于世界教育制度之林时，不能像小孩逛花园一样，东摘一朵花，西摘几片叶，还希望把所搜集的东西拿回去栽到自家的土里，就能长出一颗活树来。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是一个活的东西，其中蕴藏着国民生活的秘密。”[14]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及其在当今大学发展中的时代价值。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今天的中国大学，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机会和挑战。教育国际化，全球化，使得中国大学有机会通过知识流动、教师流动、学生流动、合作办学等方式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借鉴先进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从而提高自身的实力，这是机会；如何在前进的道路上既能符合时代节拍，又不迷失方向，
这是挑战。在机遇和挑战面前，我们既不能盲目自大，更不能数典忘祖。简单移植或照抄照搬他国的大学模式，可能存在着迷失方向甚至南辕北辙的风险。积极总结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合理应用在今日中国大学改革与发展的实际之中，使之体现独一无二的时代价值，是中国学者需要完成的一个重大课题。著名社会学家希尔斯说:“历史上成就的精神范型必须引发人们的信仰，才能得以传衍。”儒家思想的“同心圆”结构，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延伸过程中，因其包含着自我实现和社会责任的双重含义而被奉为经典。虽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确切内涵和真正载体存在着见仁见智的理解，但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广为接受的精神传统在中国大学中应该得以体现则是毋庸置疑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审视并大力支持具有中国文化特的相关学科的发展，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文明。“为了形成一种中国大学精神并使其为世界学术界带来一股活力，中国大学领导人必须加强对中国历史、哲学、医学及其它相关领域的研究，从而把自己无与伦比的学术遗产与在西方模式下进行的自然和社会科学前沿研究联系起来。”[15]
第三，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以及参与文明对话的迫切需要。“全球化并不必然是一个同质化的力量，也可能为不同的文化传统提供和平共存的机会。”[16]我们应该抓住这样的机会，积极准备，认真参与，在文明对话的过程中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高等教育。联合国倡导将2001年定为“世界文明对话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文明对话是人类可持续发展和平等发展的必然步骤。它使全球化更具人性，它是持久和平的基础，孕育着不同历史传承和传统的人类共存的良知意识。”[17]
在“文明对话”的历史时空中，大学还承载着“文化外交”的职能。中国大学可以而且也应该成为传播中国文明的前沿阵地。起源于欧洲的大学扮演着基督文明和文化的传承者、阐释者的角。更进一步说，大学可以成为文明的“扬声器”。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文明对话中来自中国的声音。美国哲学家罗伯特·古铭斯·尼韦勒(Ro bert Cumming s Neville)在1998年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指出:“今天，世界各地的哲学界，能够把儒家思想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相提并论，让东西思想互相学习，互相补足，这是史无前例的。”[18]
第四，中国大学处于“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外围圈”的实际处境。“大学的历史传统是西方的传统，并且几乎与第三世界的知识或教育传统没有关系”，第三世界的大学“从学校模式到课程、教学技术和有关高等教育在社会中的基本观念都是西方的”。[19]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承认目前处在“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外围圈”的实际处境，并且积极、审慎地参与国际合作，争取互利双赢。
第五，中国大学如何处理好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克拉克·克尔曾经指出:“大学在维护、传播和研究永恒真理方面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在探索新知识方面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在服务于文明社会众多领域方面所作的贡献也是无与伦比的。”[20]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十分重视大学的发展，这就意味着大学作为社会的子系统，必须处理好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如果把成长中的中国大学看成孕育中的胎儿，那么政府的行政权力有时候就像缠绕在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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脖子上的脐带一样，既因其给胎儿的成长输送养分而在一定阶段上显得必不可少；又因其可能让胎儿窒息而不得不在合适的时候将其剪断。当然，我们并非脱离实际地追求政府对大学“不闻不问”，而是呼唤大学能够拥有足够的自主空间。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合理厘定大学与社会的边界。威廉·冯·洪堡指出:“当科学似乎多少忘记生活时，它常常才会为生活带来至善的福祉。”[21]大学并非无所不能，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要坚持“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提供“巴斯德范式的社会服务”。[22]
四、探索中国大学模式的突破口
阿特巴赫指出:“国际性的大学模式在全世界的高等教育发展中，已经发挥了并且还在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也是最显而易见的。”[23]从德国大学模式独步天下到美国大学模式执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之牛耳的变迁，引起了世界科研中心从德国到美国的转移。同时，大学模式的选择与变迁，是大国崛起与博弈的结果。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和高等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我们必须认识到，大学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时代诉求的结果。然而，如同任何事物一样，大学也处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之中。在发展中，我们发现某种大学模式的可取之处；同样，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某种大学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无论怎样，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大学模式也处于动态而非静态过程之中，
是开放而非封闭的系统。这就说明，大学模式并非一成不变，更非独一无二。现在是否已经存在一个清晰而独特的中国大学模式或许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是，中国大学模式的形成至少是一种趋势，一个方向。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说过:“直接决定人们行为的是(物质和观念的)利益，而非观念。但是，观念所创造的`世界观'往往像扳道工规定着利益驱动行为前进的轨道。”[24]这句话告诉我们，观念在引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求解钱学森之问、实现大国崛起，都需要我们在观念的指引下，探索和总结可能存在的中国大学模式，寻适合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中国大学的发展轨迹。
棱光实业探索中国大学模式，可以尝试以如下几方面作为突破口:
1.参与文明对话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自信地展现中国大学的精神风貌
在文明对话的过程中，我们作为参与者，不仅要“洗耳恭听”，还要“畅所欲言”。长期以来，我们的大学习惯于“虚怀若谷”地向西方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大学借鉴经验，取长补短，这无可厚非。但是，还应该看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中国在探求大学发展道路方面过分寄希望于“博采众长”和寻“他山之石”，甚至忽视自身的文化遗产，难免有些不切实际和得不偿失。中国大学需要走向更加广阔的国际舞台，通过中西方跨文化交流和广泛的国际合作，增进同国外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彼此了解，展现中国大学的精神面貌，寻求理解和认同。露丝·海霍在肯定中国大学向西方学习先进经验做法
的同时，也提醒中国大学应该认识到，西方大学是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它有自己的局限，未必适合中国，所以中国大学应该对之加以分析和借鉴，应该奠基于具有独特神韵的中国文化。在她看来，中国大学模式的兴起并非是对西方大学模式的替代，而是一个吸收西方大学模式优点、提升中国文化内涵的超越过程。[25]中国大学模式的形成与发展，需要通过参与文明对话与国际合作，使得更多的中国大学为世界所知，并且以参与文明对话和国际合作的大学作为窗口和桥梁，让全世界更加了解中国大学的精神风貌以及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底蕴，使得国际学术界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更加理解和重视中国大学的特与价值。
2.客观地看待传统文化，理性地寻传统文化与现实需要的结合点
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并使之服务于当代社会，体现时代价值，是大学传承和弘扬文化的着力点，也是我们探索中国大学模式的突破口。“纵观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凡是有所建树、有所创新并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所效仿与学习的，无论是倡导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以现代方式重建大学'的德国柏林大学，还是提出`威斯康星思想'并创造了`斯坦福-硅谷模式'的美国高等教育，都是立足于德意志民族的振兴或本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标新立异'。”[26]可见，尊重国情，服务社会，是大学安身立命之本。要想真正使得传统文化在大学模式的探索中有所作为，重要的前提是，我们如何看待传统文化，怎样才能到传统与现实的结合点，进而在大学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体现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由于我们可能对传统文化并未深入了解，加上过分的工具性索取和功利性诉求，所以很有可能在对传统文化“扬
弃”的过程中，放大其缺点，低估其价值。客观地看待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理性地回应社会发展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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