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能源革命”政策逐步落地，我国能源供给侧结构已发生显著变化，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耗比重由2012年的9.7%提高到2019年的15.3%。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预测，2020年至2025年，“光伏+风电”发电量平均增速还将达到16.9%；2019年至2050年，清洁能源发电占比将从35.2%上升到68.4%，成为电力供应主体。然而，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前后时间仅间隔30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经济和能源结构需要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低碳化无碳化深度调整。 据光大证券研究所预测，未来三十年，我国实现碳中和所需绿低碳投资的规模可能在百万亿元以上，中金公司参考2020年价格水平估算的碳中和撬动投资规模约140万亿元，德意志银行预测中国绿金融市场规模或将在2060年增至100万亿元。无疑，绿金融将在绿 供给能力形成和不合理需求抑制
方面发挥重要的撬动作用。
一、绿金融是能源优化的
重要推动力
绿金融目前主要指针对环
保、节能、清洁能源、绿交通、绿
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
运营、风险管理等提供的金融服
务。理论上，金融发展既可以通过扩
大经济规模、引致需求和能源消耗
来增加碳排放，也可通过调整产业
结构、促进清洁生产带来碳排放减
缩效应。由于我国各地差异较大，受
到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等结构性影
响，金融与碳排放之间实际上也的
确呈现非线性关系。而作为连接环
保和金融两大产业的桥梁，绿金
融已被证实在能源结构调整中的作
用是积极的。
（一）金融发展支持能源效率
提高。多位学者研究发现，金融发展
对能源效率具有显著影响。沈冰和
李鑫将产业结构高级化作为中介变
量，验证了金融发展水平、产业结构
调整和能源效率三者关系，认为金
融发展能够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将
其影响传导至能源效率的提升，并
建议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时充分发
挥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来推动能源
效率提升。
许旭红等基于29个省市区
1997—2015年的面板数据，从全国
和地区角度分析发现金融规模扩大
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高有促进作
用，金融发展通过其中介作用可以
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实现企业生产
蒋春暄绿化、高效化和能源效率提升；金
融发展效率指标的提高则对全要素
能源效率的提升存在阻碍作用，提
示金融机构在扩大企业信贷时需要
完善绿金融体系
推动能源优化和碳减排
文 | 党生翠
作者供职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
王富刚
作者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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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问题
约束资金用途，推动企业转变发展方式。
（二）碳交易推动企业绿转型。减碳主要有市场和行政两种途径，而依赖市场的碳交易相较于依赖行政指令的碳税等，经济效率更高、成本更低。从经济学角度来讲，碳交易市场的核心是通过给二氧化碳定价，将企业技术改造、绿创新等隐形减排成本显性化，实现“外部性内部化”，激励企业改进技术，降低排放成本。由于目前绿能源成本仍然高于化石能源，企业通常不愿意减排，而碳交易市场则用碳价作为“指挥棒”，约束企业去市场上购买碳排放配额，如果费用超过技术改造成本，也就是超出“绿溢价”额度，企业就会倾向于进行绿转型，通过改进技术来降低碳排放量。
邵汉华与刘耀彬利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实证检验发现，碳交易总体上有利于降低碳排放，但这种金融减排效应也会因发展水平、经济结构、能源结构和贸易开放等产生复杂的异质性特征，在人均GDP、重工业占比、煤炭在能源结构中份额和贸易开放程度较高的省份，金融减排效应就是下降的。
二、绿金融推动能源优化仍面临多重困难和风险
青岛理工大学学报（一）绿转型期的投资陷阱与通胀风险。“双碳”目标下，金融机构将环保信息和社会责任纳入信
贷评估，截断“两高”企业资金流，迫使污染产业结构发生松动、淘汰，通过资本导向和信用催化机制作用于产业结构优化。低效高耗能行业面临越来越多的限制和风险，在高碳行业密集的省份，市场主
体将越来越难以获得政策和金融支持，区域经济会出现新的不平衡，信贷方向的选择必然给商业银行带来很大管理压力。更值得警惕的是，绿转型可能导致银行资产价值变化，而多数商业银行还尚未充分理解气候变化的风险，仍然普遍缺乏风险预判意识和防范机制。
此外，全球减碳热潮还可能产生“绿通胀”，难以达成气候目标的企业面临高昂的碳权成本，转型环保运营模式则需付出更高的劳动力代价和其他费用，很多公司将会以涨价维持利润，将碳排放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有预测认为，在原油、天然气供应持续紧张的条件下，ESG成本将使未来十年全球通胀前景维持在高位。
（二）融资结构和环境信息披露问题。融资结构对绿创新的影响还存在不确定性。王旭等研究指出，债权融资对电力企业绿创新具有积极影响，属于电力企业的绿金融形式，但具有较高收益预期的股权融资反而对绿创新具有显著抑制作用。金融的信息处理功能有助于降低创新成本，基于金融系统的信息公开，新能源企业可利用资本市场和金融中介了解各类情况，方便投资人以较低成本获得投
资评估信息。而且，信息公开还能提高市场透明度，减少暗箱操作，提高新能源企业融资效率。
但是，目前银行在进行企业环境绩效评估时还缺乏可操作性，绿金融的风险管理功能还未充分发挥。有必要研究实施严格的环境信息披露与共享机制，要求上市公司在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或企业
环境报告中披露能源排放、污染物排放等实质信息。
（三）碳市场统一局面还未形成。现阶段，碳交易市场是1个全国统一市场与7个地域性市场并存的“1+7”模式，可能出现过大的地区定价差异，为企业低价减排留下漏洞，未来势必将逐步过渡融合为一个全国性市场。
目前，欧洲碳价已突破每吨50欧元并继续走高，而中国试点地区的碳价相对偏低，市场成交规模较小，流动性不足。自今年6月试点启动以来，七个碳试点的交易平均价格为每吨23.8元，对节能减排和绿投资的激励效果十分有限。完善碳排放交易试点的运行机制，健全试点向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推进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
（四）碳市场监管形势不容乐观。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后，一些监管隐患正在陆续显现。按照目前碳价计算，高排放企业若能通过操纵数据将排放量降低超10%，则当年就能够压减可观的支出规模，而这成为企业碳排放数据
的巨大诱惑。首批纳入全国碳市场的控排企业有2225家发电企业，全国碳市场扩容后控排企业数量甚至会超过A股（沪深两市共4455家），而生态环境部监管碳市场的只有应对气候变化司一个部门，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能力也参差不齐，碳市场监管形势不容乐观。
碳市场的属性决定了它不仅涉及环境问题，更大的监管挑战是要尽快改变环保监管单兵突进的局面，充实证监、税务等监管力量。以欧盟为例，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协同监管碳市场，并允许金融中介机构参与交易，催生出碳配额衍生品，较高的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了碳排放数据的难度。
三、完善绿金融体系，充分发挥碳价信号的引导作用“碳中和”方法主要有三类：提高二氧化碳排放价格，技术创新改变生产方式，完善社会治理改变全民生活方式，后两者均需大量资金投入，巨大的资金缺口意味着绿金融必须进一步发挥作用。除现货市场，未来碳交易的衍生品市场或将逐步完善，衍生品市场的交易效率会更高，价格信号通过衍生品市场、现货市场、市场主体被逐级传导，杠杆效应被放大，会更有效地刺激企业改进技术、节能减排。
（一）服务传统能源效率提升，为新供给的形成提供缓冲期。实现“碳达峰”的早期阶段，无论是对新能源产业大规模投资，还是强行关
闭高耗能产业都是不可取的，往往
会制造大量失业，带来较高社会与
经济成本。能源消费结构转换是个
复杂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现阶
段更应通过创新技术和改进管理来
提升能源利率效率。绿金融创新
的重点是针对新能源产业的特点，
从制度、产品和模式等方面设计出
灵活多样的服务方案，研究绿金
融与新能源产业的结合点，把绿
金融的产品和服务嵌入新能源产业
发展的全过程。
针对“碳达峰”早期阶段的特
点，应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开
发绿保险、绿基金、绿证券、
长白落叶松
社会责任投资、环境证券化、碳金融
等多种形式的绿金融产品，为服
务传统能源提质增效的技术创新和
产业项目提供融资渠道并进行有效
不怕鬼的故事的风险管理，为新能源供给的形成
提供必要的缓冲时间。
（二）创新融资服务与产品，推
动形成清洁能源供给新格局。金融
追求短期盈利，与绿能源投资技
术复杂、周期长、政策风险高、信息
不对称等问题形成潜在矛盾，商业
银行绿金融业务激励不足，以绿
信贷为主的产品结构和服务模式
较为单一，使融资环境面临更高的
风险，也与“3060”目标要求存在
不小差距。
从新能源供给角度看，建设资
金需求巨大，但很多新能源项目缺
乏传统抵押品，融资渠道受限。银
行、保险、信托、基金等不同金融机
构应密切关注，发挥各自专长，从全
产业链的视角主动创新服务，探索
订单质押融资、环境权益抵质押融
资等多样化融资服务；积极参与到
REITs、ABS、股权投资等新融资
模式中，发行政府绿专项债、气候
债券、蓝债券等创新绿债；简化绿
企业上市审核或备案程序；开发
推广气候保险、绿建筑保险；设立
绿基金和转型基金，支持绿低
碳产业的股权投资等，不断完善新
能源产业链金融产品覆盖。
（三）加快建设碳排放市场，在
全社会范围内形成碳价信号。“双碳
目标”大背景下，“碳市场”是连接
实体经济和金融资本的桥梁，碳排
放交易通过市场交易机制实现了碳
资产的优化配置，继股票、债券、大
宗商品之后，以碳排放权为标的的
绿金融资产已成为国际市场主要
交易资产之一。
研究表明，以中国自愿碳减排
交易（CCERE）为代表的碳金融
体系能够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短时傅里叶变换
下降，对中国风电和光伏发电平价
上网的推动效果显著。全国碳交易
体系将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碳价信
号，有力促进实现全社会节能减排
目标和绿低碳转型，应加快推进
全国碳市场建设，发挥碳市场的定
价作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今
年7月开市以来累计成交总额近10
亿元，市场发育初期，吸引各行业资
金进入减碳市场，需要恰当的金融
激励。
一方面，应逐步增加交易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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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交易主体。依靠碳交易市场创设碳配额抵押贷款、碳资产证券化、气候债券、碳基金、碳信托、国际碳保理融资等创新型产品和服务，以及碳期货、碳期权等金融衍生品，丰富金融产品供给，解决企业融通资金和避险需求。金融机构参与做市有助于发挥金融的定价功能，提高市场的流动性，让市场运行更加平稳，可以积极争取尽快把符合要求的投资机构纳入全国碳市场，待时机成熟后纳入符合条件的个人参与碳交易。
另一方面，应有序扩大碳市场行业覆盖面，以发电行业为突破口，扩大碳市场参与行业和主体，尽快覆盖发电、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金属、造纸和民用航空等八大高能耗行业，充分发挥碳价格的激励约束作用，降低总的履约成本。此外，经合组织（OECD ）国家的实践表明，有力的惩罚机制是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序运行的重要保障，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制度中的违规清缴处罚力度仍然
偏弱，应进一步强化。
（四）强化信息披露，规避产业金融风险。环境信息披露是引导资金投向绿产业的重要基础，是缓解绿投融资信息不对称、降低运营风险和承担环境与社会责任的重要手段。目前，国内并未强制要求企业披露环境和气候信息，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意愿低；同时，金融机构缺乏采集和评估企业和项目碳排放、碳足迹信息的平台和能力，较难作出科学客观的绿投融资决策。
“双碳”背景下，环境和气候风险已成为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而现阶段大多数银行的绿信贷只停留在明确信贷准入政策，还没有将环境信贷风险评估纳入利率设定和贷后管理，这将增加贷款违约风险，影响产业结构优化效果。为支持金融机构开展资产风险评估，需加快完善环境气候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推动金融机构建立包含识别、分析、分类、定价、监测、报告的一整套环境信贷风险管理系统，积极应对气候挑战。此外，低碳转型过程中，高碳资产将加速折旧，由此形成区域性、行业性风险，金融机构应调整过去对资本密集型高碳企业的行业偏好，将气候因素纳入投资风险管理，以降低资产搁置的风险。从监管的角度，应适时调整绿金融资产风险权重，降低绿不良资产容忍度，推动绿资产证券化业务，鼓励金融机构开发ESG产品，充分调动金融机构绿投资的积极性。
（五）完善分类标准，强化政
策协调。分类标准是绿金融发展的基础，包括绿信贷统计标准、绿债券标准、绿产业指导目
录等，都是界定哪些金融产品和服务应纳入绿金融范畴的重要工具。目前，中国和欧盟正在推动中欧绿分类标准走向统一，这将有利于形成绿金融的全球共识和国际通行标准。对于绿债券，监管部门应尽快健全和统一认证标准，加大对“洗绿”“漂绿”等行为的处罚力度。
产业升级、外贸转型、环境保护等结构性改革能够降低污染项目的投资回报率、提高绿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增强绿金融发展的内生动力。为强化部门间政策协调，应建立和完善绿环保领域信息沟通协作制度，定期向金融机构通报产业结构调整、环保政策法规、企业执行环保政策等情况，做好绿金融统计工作，引导金融机构调整信贷结构，增加对节能环保领域的金融支持，为实施差异化信贷政策提供基础。
经合组织（OECD ）国家的实践表明，有力的惩罚机制
是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序运行的重要保障，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制度中的违规清缴处罚力度仍然偏弱，应进一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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