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
俄国十九世纪最后一个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短篇小说家，戏剧家。他在小说与戏剧创作方面的贡献是划时代的。他在世时，早已确立了作为短篇小说大师的地位。而成为一位大戏剧家，则是他身后的事，直到六十年代才得到广泛的认可。 契诃夫生于塔干罗格城的一个杂货商家庭，祖父是赎身农奴。为生活所迫，契诃夫不得不听从严厉的父亲的命令，站在柜台后面，为家里的生计尽一份力，但这种生活对童年的契诃夫没有一点乐趣，相反使他十分痛苦。对童年时期的生活，他的结论是：“我小时候没有童年。” １８７６年，父亲的生意破产，只好到莫斯科去当伙计，不久家人也随之迁往莫斯科，只留下契诃夫一人在故乡继续求学。为了维持生活，他不得不利用课余时间当家庭教师。１８７９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学习，同时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１８８４年，他大学毕业后，在伏斯克列辛斯克和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了农民、地主、官吏、教员等各式人物，这对他日后的文学创作不无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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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莱钢钢结构有限公司>查韦斯主义契诃夫的早期作品主要发表在《晴蜓》和《花絮》两本幽默刊物上。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是他的处女作，其中嘲笑了一个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地主。这一时期契诃夫虽然也为生活所需写过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幽默作品，但他很快就使自己脱离了低级的趣味，注重作品的思想性和社会意义。这样，他就写出了一批以契洪特为笔名的小说，如《一个文官之死》、《胖子和瘦子》、《变龙》、《凶犯》、《普利希别耶夫中士》、《苦恼》、《万卡》等。
在契诃夫的成长过程中，他曾经是一个不关心政治的艺术家，只想有“最最绝对的自由”和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但现实本身却使他不得不常常思考自己的政治倾向问题，他逐渐认识到，“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给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身负责任的人”。他为自己缺乏一个“明确的世界观”而苦恼，这种心情反映在了他的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中。小说中那位行将就木的老教授尼古拉斯捷潘内奇虽然一生献身科学事业，但在垂暮之年却无法回答养女卡嘉提出的“我该怎么办？”这一严肃的问题，他只能感叹：“不管我怎样费力地想，也不管我把思路引到什么地方，我清楚地觉得我的欲望是缺乏一种主要的、一种非常重大的东西。”虽然契诃夫曾声明不要把“教授的思想”与“契诃夫的思想”相提并论，但这篇小说在本质上反映了契诃夫对“明确的世界观”的渴望。
正是在渴望有一个“明确的世界观”这种想法的支配下，契诃夫于１８９０年４月，拖着羸弱之驱赴远东的萨哈林岛（即库页岛）考察。在三个月中，他访问了近万名犯人和移民，亲眼目睹了俄国政治犯的悲惨生活及发生在这里的野蛮与灾难，使他对俄国的现实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这次考察对他的思想和创作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从此，他克服了不问政治的倾向，清算了托尔斯泰主义对他的影响，认识到“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而这次考察的直接成果就是震撼人心的中篇小说《第六病室》的发表。
１８９２年，契诃夫在梅里霍沃购置了庄园并在那里定居，同普通人有了更多的接触。１８９８年起，他因病情加重，遵医嘱迁居黑海南岸的雅尔塔。１８９０－１９００年间，他先后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巴黎等地治病、疗养和游览。１９０１年同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员奥尔迦克尼碧尔结婚。
１９世纪的最后十年，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创作进入了全盛时期。他的中短篇小说既有反映农村愚昧、野蛮、落后的《农民》、《新别墅》、《在峡谷里》，也有以揭露资本主义为内容的《女人的王国》、《三年》、《出诊》，更有揭露庸俗和堕落生活的《醋栗》
、《姚尼奇》。这一时期，戏剧也成为他的一个重要创作领域，《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相继问世。
１９０４年６月，契诃夫的病情恶化，在妻子的陪伴下，他前往德国与瑞士交界的巴登维勒疗养。７月２日在该地逝世，年仅４４岁。
契诃夫既是伟大的文学家，也是坚定的民主战士，１８９７年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震动全欧时，契诃夫正在欧洲疗养，他和左拉等欧洲进步作家一样，坚决站在受诬陷的犹太血统军官一边，给他以巨大的声援。１９０２年，他抗议科学院屈服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粗暴干预而撤销高尔基的名誉院士资格，并与柯罗连科一起，毅然放弃两年前获得的名誉院士称号。
契诃夫小说的主要内容：
1.对奴性心理的揭露和批判。
契诃夫真正有意义的作品是从写小人物开始的，在普希金所开创的写小人物的传统中，经过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发展与深化，小人物形象自成一个系列，并具有了自己独
有的特征。俄国文学中的小人物并不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劳动人民，而是居于官僚等级制度最底层的小官吏，由于长期处于等级制度的压制之下，他们的人性被严重扭曲了，奴性心理成为主宰他们人格的核心。具有奴性心理的人不仅自己做奴隶，也要那些比他地位低的人做他的奴隶，因此他们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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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不如跳舞契诃夫之前的小人物形象多是受害者，从维林至巴施马奇金，到杰符什金，他们的悲惨遭遇往往能唤起读者对他们的同情和哀怜。而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则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不仅有《小公务员之死》里的可怜虫，《胖子和瘦子》里见到比自己官职高的同学就一副奴颜卑膝相的瘦子，更有为虎作怅的奥楚蔑洛夫和普里希别叶夫中士。在后一类人物身上，奴性演化为对比他们地位更低的百姓的迫害，他们就是封建专制统治的一部分。契诃夫让我们看到，专制制度不仅会产生小公务员那样奴性十足的可怜虫，而且还会产生同样是奴性十足的封建专制的卫道者，他们的自觉和尽职，更让我们洞察了封建专制对人类精神的毒害，唤起读者对封建专制更深刻的仇恨。《套中人》是契诃夫对奴性心理的更进一步揭露。在此前的小说中，契诃夫就已经揭示出，奴性心理不但害己（《小公务员之死》），而且害人（《变龙》等），这些人不但
害怕专制制度，同时也在维护专制制度，《套中人》里的别里科夫身上就同时具有这两类人的精神特质。他战战兢兢地生活在这个社会里，时刻担心“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结果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可笑之极：“他所以出名，是因为他即使在顶晴朗的天气也穿上雨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的雨伞总是用套子包好，表也总是用一个灰的鹿皮套子包好；连削铅笔的小折刀也是装在一个套子里的。他的脸也好像蒙着一个套子，因为他老是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上耳朵；他一坐上马车，就要叫马车夫支起车篷来。”他之所以这样，是和他的僵化思想紧密相关的，他一切都循规蹈矩，“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其中写着禁止什么事情，他才觉得一清二楚。”像别里科夫这样的人，如果有哪一位大人突然把他训斥一顿，那他一定会一命呜呼的。但他连偶然冒犯大人物都不可能，因为他生活得太规矩，未必有胆量与大人物坐在一起看戏。生活如此僵化的人已经把专制社会视为天经地义，因此他又自觉地用套住他的套子去套别人，有时竟然干出盯梢、告密的勾当，搞得全城人都怕他，人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赈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作者似乎有些过于夸张了，但作者不仅意在让读者充分认识别里科夫这类人，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的生存状态，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大大小小的套子里，所以，作者借书中人物之口大声疾呼：“不成，不能再照这样生活下去啦！”
别里科夫的形象既概括了当时一部分胆小怕事、畏首畏尾的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也概括了一部分因循守旧、顽固保守的反动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既批判了沙皇专制制度的暴虐统治，也讽刺了知识分子的软弱自私。通过别里科夫这一喜剧人物的悲剧结局，提出了要彻底消灭套中人，就必须使人们从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套子里解放出来。
对劳动者精神世界的准确描摹
契诃夫本人就是来自社会底层的，他的目光自然而然地也落在了靠出卖自己的劳动为生的劳动者身上，他写的《苦恼》、《哀伤》、《万卡》虽然与屠格涅夫的《木木》一脉相承，但契诃夫的这类小说是深入到劳动者心灵深处的，他把他们深藏的苦痛和哀伤用看似不经意的笔触展示在读者的面前，在表面上平静的描写中给读者以巨大的震撼，让读者不由得联想到自己的生活，问一问自己的生活。《哀伤》里那个从来没有那样哀伤的铁匠，和自己的老婆希里糊涂过了一辈子，直到老婆要死了，才意识到“他还没有来得及跟他的老太婆生活，也没有来得及向她表明心迹，怜惜她，她就死了。”这是多么深切的悲哀啊，因为他再也没有机会重新来过，很快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苦恼”是人人都会有的，但马车夫姚纳的苦恼却是特别的，因为他的苦恼是经历了丧子
西航港一中之痛却不到诉说苦恼的对象，最后只好把一腔苦恼讲给自己的小马听。姚纳的孤独和无助，反映出了那个社会的冷漠，人们精神的麻木。作品带给读者的思考是深刻的，怎样才能消除姚纳的苦恼，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
《万卡》虽然写了鞋店徒工万卡的痛苦遭遇，让读者对可恶的鞋店老板生出无限的愤恨，并对可怜的万卡无法改变的命运发出由衷的悲叹，但作者着墨更多的是万卡眼中的祖父的生活，快乐的乡村生活，祖父与其他仆人之间的嬉闹，尤其是圣诞节时的忙碌，都成为万卡心中美好的记忆。在描写痛苦生活的同时又散发出浓郁的抒情意味，这是契诃夫的小说独有的，因此，有人将契诃夫的这类小说称为“抒情心理短篇小说”。
对托尔斯泰主义的批判
《第六病室》
“第六病室”是一所医院里的精神病人病室。病室里住着五个病人，其中格罗莫夫虽被诊断为疯子，但他不俗的谈吐和深刻的见解却深深地吸引了拉京医生，引得拉京常来病室与格罗莫夫交谈、辩论，人们因此断定拉京的精神也出了毛病，竟把他也当作疯子关进了第
六病室，拉京不甘心受如此处置，反而遭到看门人尼基塔的一顿拳打脚踢之后，中风而死。
第六病室是十九世纪末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专制社会的缩影。从小说中的环境描写来看，这是一个偏僻、落后、毫无生气的小城，交通极为不便，需坐好几天马车才能到铁路线；城里的人们生活无聊，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更感到压抑和苦闷；第六病室与监狱为邻，病室四周杂草丛生，台阶破损；室内则恶臭难闻，光线阴暗；铁窗寒月，门口蜷缩着凶恶的看门人。
第六病室的前堂里堆着各种破烂，如褥垫，破旧的长袍，裤子，衬衫，破鞋等，而看门人尼基塔就躺在这堆破烂上面。尼基塔是专制势力的象征，而这堆破烂就是专制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
医院里到处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全院只有两把手术刀，没有温度计；医生职工和家属与病人一起住在病房里，而病房里充满了蟑螂、臭虫和耗子。有点权力的人都一齐向病人。拉京的前任医师不但倒卖医院里的酒精，还罗致护士和女病人组成了一个后宫，过着皇帝一样的生活。
在专制统治下，人民不但没有行动的自由，而且没有思想的自由。先后被关进第六病室的格罗莫夫和拉京医生，都是精神正常的人。格罗莫夫的经历坎坷，思想正直，和城里人不甚相合，讨厌城里人动物性的恶劣生活，“他永远是真诚的”。这样的人却时常提心吊胆地生活，疑心自己随时可能被捕。在忧虑和恐惧中他神经衰弱了，得了被虐狂。他的反映看似病态，但这是专制统治造成的，是他对社会现实有清醒认识的结果。
《第六病室》是契诃夫对支配他达六、七年之久的托尔斯泰主义的一次总清算。这集中反映在对拉京医生这个人物的塑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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