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证二字，古人往往混用，所以，孙氏所言，当是原始的方证相对说。后来被研究 《伤寒论》的学者们继承下来，并概括为“有是证用是方”的主张。
大家认为这是揭示仲景临证制方奥秘的唯一法宝。然而，究其实质，不过是如今学者通常所说的“对证”而已。
从中医理论的发展史来看，这种“有是证用是方”的方证相对说，对于《伤寒论》的阐释和方剂组成的理论剖析及其临床应用，的确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作出过一定的贡献，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历史事实。 但是，它绝不是《伤寒论》的真正精髓，况且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来，任何一门科学的任何一种理论，都是相对的真理，从来不曾有过什么永恒不变的终极真理。
我们在前面己经说过，在古代方书里的记载和现代研究都证明除了“方证相对”或“有是证用
是方”之外，还存在着“同证异方、同方异证”的现象。
因此，方证相对的理论，在中医学里也决不是什么终极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千百年临床实践证明，方证相对之说，只占辨证论治学说体系的一半，把它夸大为普遍适用的真理，把它看作辨证论治的唯一规律，那是历史的误会。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说过：“凡是可以纳入规律，因而是我们知道的东西，都是值得注意的；凡是不能纳入规律，因而是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都是无足轻重的，都是可以不加理睬的，这样一来，一切科学都完结了。因为科学正是要研究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
不过中国医药学里的情况，似乎比恩格斯所说的还要复杂些，那就是，凡是不能纳入规律的不知道的东西，不是不加理睬，而是人为地把它改造成“已知”的东西，强迫它纳入规律中去，至于是否符合客观实际，那反正是不可证伪的，因而可以不必考虑，只要能自圆其说，就算万事大吉。
小梅杂交全文方证相对说在辨证论治学说体系里一统天下的局面，就是这样形成的。然而，这种一统天下的局面是不完全真实的，因而必须打破。
不然的话，中国医药学包括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工作，就只能在主观上认为“已知”的范围内打转转，除了反复印证那种“已知”的东西之外，已经无事可做。
发展也好，提高也罢，充其量无非只是古今中西语言表述上的差别，而其实并无本质上的突破。
2 方证相对理应让位于方证相关
如前所说，按照有是证用是方的方证相对的观念，一种病证只能用一个方剂来，而一个方剂只能用于一种病证。
可见，方证相对之说，是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产物。
“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极为可取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然而，常识在它自己的日常活动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遇到最惊人的变故。”
换句话说:“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
中是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所以，形而上学的方证相对说，是不可彻底否定的。
但是，如果我们偏执方证相对的思维方式，无条件地夸大这种思维方式的作用，那么就会背离辩证法的原则，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中。
近年来，有的学者似乎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把原先的“方证相对改称为“方证相关”。
我们对此表示赞同。但必须指出，“方证相关”并不等同于有是证用是方的“方证相对”。
因为，方证相关的内涵虽然包含了“有是证用是方”，但同时也包含着“同证异方、同方异证”在内。两种提法，虽只有一字之差，而涵义迥别。
再说“方证相关”要求探索的目标，不是方剂单方面的作用，而是方证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方证双方在中的相互作用。
诚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追溯到比这个相互作用的认识更远的地方，因为正是在它背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了。”
现代方剂学的研究也证明：方剂的功能的多样性，只有在对人体的动态变化的作用中才能观察到。方剂的配伍规律，也只有在同机体作用时才能表现出来。
新语文学习>三噻吩因此，方证相关这个命题本身，较之方证相对要正确得多，科学得多。我们相信，随着方证相关研究的深入，必然会给中国医药学开创出更加美好的前景。
3 关于同证异方、同方异证
那么，什么是“同证异方、同方异证”呢？所谓“同证异方”，就是同一种病证，可以用不同的方剂；所谓“同方异证”，就是同一个方剂可以不同的病证。
因此，“同证异方、同方异证”与“有是证用是方”的方证相对说的涵义是截然不同的，两者相反相成，成为辨证论治学说里的不可分割的一对重要范畴。
东汉时期的张仲景，是辨证论治学说体系的创始人，这是大家公认的。我们从仲景书里就不难发现后世学者提出的“有是证用是方”的“方证相对”无法解释的一些条文。例如：
昆虫病毒1）五苓散。由茯苓、猪苓、白术、桂枝、泽泻，五味药物组成。其主治证依吴谦《医宗金鉴》之说，主要有二，“一治水逆，水入则吐；一治消渴，水入则消”。
很显然，这是以仲景《伤寒论》之说为依据的。至于汪昂《医方集解》则说:五苓散“通治诸湿腹满，水饮水肿，呕吐泄泻，水寒射肺， 或喘或咳，中暑烦渴，身热头痛，膀胱积热，便秘而渴，吐泻，痰饮湿疟，身痛身重”。这是从历代医家临床经验中总结出来的。
吴汪二氏所说的主治证尽管详略不同，但论其方取效之机学大多把五苓散列入“利水渗湿剂”中。
然而，仲景书在五苓散方后说：“多饮暖水，汗出愈”，而从来没有“小便利则愈”的说法。
可见把五苓散列为“利水渗湿剂”，是议方药而不议机体反应状态即病证机理的片面观点。亨利四世2012
此外，我们从《千金要方》还可看到如下的记载：“五苓散，主时行热病，但狂言烦躁不安，精采（目光）言不与人主相当者……水服方寸匕日三，多饮水，汗出即愈。（卷九·伤寒上·发汗散第四）。
其所叙证候，近似“如狂”，与水逆、消渴、水饮水肿、水寒射肺等迥然有别；其取效之由，亦非利水渗湿而是“发汗”。
再看仲景书，北宋开宝年间高继冲进献的 《伤寒论》在“伤寒叙论”一章里说：若得伤寒病无热，但狂言烦躁不安，精气言语与人不相主当，勿以火迫，但以五苓散三二钱服之，可与新汲水一升或一升半可至二升，强饮之，指刺喉中吐之，随手便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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