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业斌摘要：陈忠实在《白鹿原》中以“不回避、撕开写、不做诱饵”为写作原则，以“性”为着笔点来实现“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宏大愿望。这不仅是一种新颖的构思，而且让难登大雅之堂的性打上了厚重的文化烙印，有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陈忠实在《白鹿原》的扉页上引用了巴尔扎克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一个“秘”字表露了作家的写作意图。何为秘史？陈忠实在创作《问答》时说：“我和当代所有的作家一样，也是想通过自己的笔，画出这个民族的灵魂。”[1]可见，作家所说的秘史是指隐藏在一个民族风起云涌的历史事件下的内在的文化的东西。中国家族制度观念根深蒂固，因此民族秘史首先可以说是家族秘史、家族文化史。写家族文化并非《白鹿原》首创，早在老舍、巴金等人的小说中就有体现，作家们把笔墨重点或放在冥顽不化的封建大家长身上或是叛逆反抗、冲破家族牢笼的新生代身上，家族本身的文化形态有些被忽略了。陈忠实则另辟蹊径，着重表现家族文化，把它放在整个社会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下给予系统综合的审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以性描写为突破口，这不仅是一种新颖的构思，而且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 《白鹿原》开篇一句“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2]夺人眼球，尔后露骨的性描写更是随处可见。作者“不回避，撕开写”[3]的写作态度让有些读者认为这是他在，是为了迎合商 业化的市场，这其实是一种误读。食，性也。这既是人的本能，也是人生存的
基本需求。个体的性生活虽属一种隐私，但它却是最能见其内心世界和其所处社会文明程度的特殊领域。私密的性总是同一定的社会、文化紧密相连，从性这个角度窥探生活有助于更深地触及一个民族隐蔽的心态。正如屈雅军在和畅广元、李凌泽讨论《白鹿原》时所说：“性描写不像是某种点缀，而是小说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为，不写出一个民族的性意识和性生活，那么任何关于这个民族的叙述和描写都显得肤浅、皮毛。”[4]可见，陈忠实选择性文化视角是有他的良苦用心的。既避免媚俗，又直击人的本性，还能与他的写作意图----揭开民族秘史遥相呼应。这里的性已不具有本体意义，而是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出现。
一.表现中国男权文化的强大
金融相关比率白鹿原所在的关中地区是多代封建王朝的基地，具有深厚的文化土壤。地域封闭，农业文明发达，农民很少受现代文明的冲击。那么，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势必会打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婚姻的本质就是维系族类血缘，性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传宗接代。我国著名学者闻一多说：“在原始人类观念里，婚姻是人生第一大事，而传种是唯一目的。”[5]因此，我们看到白嘉轩以付出高昂的财产为代价，一气娶了七个媳妇，改变“白家财旺人不旺”[6]的命运；白赵氏“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7] 是她的至理名言；即 使不能生育的白孝文也在祖母的安排下通过“借种”完成了一个中国男人应尽的义务。当传宗接代占据人们的主导思想后，两情相悦、卿卿我我的东西就变得可有可无，甚至被压制住了。这就是儒家所宣扬的禁欲主义，即“反快乐论”和“唯生殖论”，它认为通过性来追求快乐是罪恶的。所以在孝文刚刚突破性蒙昧和性羞涩与妻子欢度良宵时，窗外响起了婆婆僵硬的声音：“孝文，甭忘了你是个念书人噢！”[8]父亲白嘉轩也把孝文唤进屋训示到：“你得明白，
你在这个院子里是----长子！”[9]在他们看来，性生活无关感情无关快乐，婚姻就是生孩子过日子。正如黑格尔所说，女人做妻子和做母亲是基本的共性，并不是个性。女人的问题不是嫁给了“某一个丈夫”，而就是要嫁丈夫，要生孩子。妇女性生活并不基于她个人的感情，而是为了普遍的需要。[10]
全国初中数学联赛与这种孝文化相伴而生的则是性禁忌即贞洁观。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一女不侍二夫”、“三从四德”的伦理纲常长期压迫着妇女。田小娥年芳十七，相貌姣好，却因家贫嫁给了一个七十多岁可以做她爷爷的郭举人为妾，她毫无幸福可言，纯粹是郭举人养生的工具。小娥最初用美引诱黑娃仅仅是想在他身上追求性爱，后来两人逐渐产生感情，相互依恋，此时的爱情、性、婚姻是完全统一的。他们想过庄稼人的普通生活，但鹿三在得知她的身份后断然地对黑娃说：“你快快把这个撵走！你要是舍不得她，你就不是我的儿，你就立马滚出去！”[11]小娥在原上被大家称作“”、“淫妇”，受族人唾弃，进不得祠堂，最后被自己的公公在背后用剑刺死。男权文明将女人奉献给贞操，女人被限制于婚姻，没被制度和律条所允许的性行为，对她来说是一种堕落和失败。原本追求幸福的合法举动在封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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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治下是不被社会所认同的。
对男人而言，婚姻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对女人则恰恰相反。婚姻是女人的全部，在家从父、在外从夫是亘古不变的信条。鹿冷氏嫁给鹿兆鹏后，一直过着有名无实的夫妻生活，但又不能被休掉，她在理与欲之间痛苦地挣扎着。公公鹿子霖一次无意的挑逗让极度性压抑的她渐渐产生性幻想，最终患上淫疯病，在亲生父亲和公公的联手摧残下死去。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弊端：“正是奴隶制和一夫一妻制的并存，正是完全受男子支配的女奴隶的存在，使一夫一妻制从一开始就具有了特殊性质，使它成了只对妇女而不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12]虽说白嘉轩生活的时代早已
不是奴隶社会，鹿兆鹏也没有妻妾成，但独守空房的鹿冷氏俨然成了他的私有“财产”，他有权利决定是否支配她使用她。由此看来，女人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作用仍未有较大改变。
回来我的爱 阳一
田小娥和鹿冷氏代表着《白鹿原》中两种出离传统婚姻模式的悲剧女性。一个拼命抗争，一个顺从礼教却都惨死。田小娥被善良淳朴的公公刺死，鹿冷氏被德高望重的亲生父亲毒死。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女性，在强大的男权文化里，不论反抗与否，都逃不脱悲剧的命运。
在父权社会，女性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完全依附于男性。一旦所依附的男性发生意外，它给女性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经济来源中断，地位下降。当白鹿原上刮起一阵“风搅雪”，黑娃外逃后，小娥求堂叔鹿子霖给田贤福说情救回黑娃，鹿子霖顿生邪念，要求以性作交易。此时的女人是天真而伟大的，除了
自己的身体外，她简直一无所有，但为了丈夫又不得不答应，于是她妥协了。小娥与鹿子霖的与其说是她生性放荡，倒不如说是她迫于生计的无奈之举，她只能用自己唯一的东西--身体来换取可怜的生存权利。如果说以往社会的权力形态是建立在经济、政治上的赤裸裸的“硬权力”，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男权逐渐分散，隐含到日常生活中去了，身体就是其中一种权力符号。统治者按照一定的统治需求塑造着女性身体，从而实现某种欲望。正如福柯所说的那样：“什么是权力？它是如何运作的？在我看来，性是一个检验权力机制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的最佳领
域。”[13]男权文化的霸道在此一览无余。二.讽刺宗法文化的双重矛盾性
宗法文化由宗法制度及其思想与儒学思想结合而形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几千年来，中国宗法文化以其强大的威慑力干预国人的生活和思想，看似不可一世，其实它自身充满了矛盾。这主要体现在宗法文化的自我矛盾即儒
家文化对女性身体的自相矛盾和他我矛盾即儒家宗法与人性的矛盾上。
同志空间一直以来，中国女性身体是受宗法文化的双重规范的。一方面，女人是男人的“私有财产”，一旦结婚，她的整个身体就只属于丈夫一个人，但有时为了延续香火，又不得不在家人的安排下“借种”，将自己的身体暴露在另一个男人面前。这种自相矛盾的文化观念让女性无所适从，白赵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白孝义通过“借种”完成家族使命的过程中，婆婆白赵氏一面亲手安排孙儿媳“借种”，一面又本能的厌恶鄙视她。“当三媳妇的肚子一天天隆起时，白赵氏对她的厌恶也一天天增长，几乎不用正眼瞅那肚子，更不瞅她脸……到麦收后三伏酷暑的闷热气浪里，终于咽了气。”[14]白赵氏的死，归根于她内心的宗法观念。她是中国传统女性的代表，虔诚地信仰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伦理文化，她自己在这种文化里也生活得好好的。因此，她从未察觉到这种文化有何不妥？一旦支撑自己活了这么多年的信念与现实发生冲突时，她就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是好？她既没做好准备去坦然接受这种矛盾，也没有到解决这种矛盾的办法。于是，两种自相矛盾的观念在她心里打架，要了她的命。
白孝文是白嘉轩最为看重的族长接班人，从小接受着“耕读传家”的教义，他也一直恪守着父亲的教诲。新婚之夜的慌乱和羞耻显示了儒家文化所宣扬的禁欲主义、克制等思想在他头脑中的根深蒂固。孰不知，过分的禁欲背后潜伏着纵欲的危机。起初他也怒斥着这个下贱的女人，但真正面对田小娥的肉体诱惑时，他再也把持不住了，他的欲望如久困心牢的野兽，一旦放出便横冲直撞，一发不可收拾。他和小娥的性交往从开始的性无能、畏惧再到后来的贪恋、放纵，就是儒家人格面对性诱惑时难以自制的结果。“过去要脸就是那个怪样子，而今不要脸了就是这个样子，不要脸了就像个男人的样子。”[15]寄托着父亲无限希望的白孝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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