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首轮多边贸易谈判，从启动前的历经磨难到启动后的一波三折，其背后无疑隐藏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根源。这表明，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激荡变化，世界经济格局、世界政治版图和国家权益结构的交替转换，业已对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运行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认为，多哈回合跌宕起伏且终点难卜的政治经济博弈，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原因。 1.浅层原因:谈判议题的广泛性与含混性 这可从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史中得到印证。GATT时代的8个回合，谈判时间无不随着议题的增加而延迟，达15项议题之多的乌拉圭回合最终持续8年之久。多哈回合就谈判议题而言，虽未超越乌拉圭回合，但其谈判时间恐怕是要后来者居上。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多哈回合谈判议题的广泛性和谈判授权的含混性有关。与以往回合具有清晰的谈判议题不同，多哈回合的谈判议题从一开始就比较模糊。多哈会议与其说是为启动新一轮谈判而召开，勿宁说是新世纪伊始为多边贸易体制的未来发展制定一项雄心勃勃的工作计划。因此DDA既庞大又复杂，实际上是一个既包括新一轮谈判的授权又含有WTO各附属机构工作任务的混合物。如前所述的贸易与发展议题，就是典型事例。这一问题不仅涉及极为宽泛的谈判领域，而且成员的类型也不易界定。例如协议的实施问题，这究竟是谈 判授权还是工作任务，就不十分明确。再如特殊与差别待遇问题，既可以解释为谈判议题，同时又能理解为谈判所必须遵循的原则。此外，若干谈判议题从一开始就倍受争议。譬如新加坡议题，直到30个月后才确定将其基本排除。这种议题的含混性，在谈判过程中还常被某些成员当作筹码来利用。譬如扩大地理标识保护问题，尽管多哈回合已持续近七年，但反对者仍在争论这一谈判是否得到授权。
2.客观原因:发展的差异性和利益的多元化 各国经济发展的明显差距，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所谓“南北鸿沟”，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客观现实。由贸易自由化所推动的国际经济竞争，在带来全球经济普遍繁荣的同时，更促使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具有截然不同的经济实力和利益诉求。各种迹象表明，乌拉圭回合也并未明显缩小各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差距。正是在这种深刻的背景下，当各国面对多哈回合的众多议题时，其福利需求和利益取向必然呈现出五花八门的多元化态势。在普遍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这一核心理念的驱使下，各国迅即组合形成利益角逐和互动博弈的错综复杂关系。这种利益多元化格局，非但体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同时也体现在发达国家之间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每个WTO成员来说，不仅要面对所有其他成员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和在此基础上构成的各种国家利益集团，而且还要面对成员国内众多的利益集团的压力与 挑战。事实上，这种内外“双重”博弈过程如今已变得更为复杂和艰难，特别是在利益集团化与政治民主化得到比较充分发展的国家，这种情形尤甚。而这又与其所面对的成员(包括各种成员利益集团)数量、谈判议题数量以及这些议题谈判的影响成正比。
3.深层原因:WTO成员内部结构的权力变化 与GATY相比，WTO无论是在成员的数量上还是在内部结构的力量对比上，均已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WTO现在拥有153个正式成员，但这仅仅是数量的变化。而WTO多边贸易体制在性质上，则同样呈现某种深刻变化。近年来加入的新成员，绝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作为重要新成员的加入，使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贸易体制内的整体实力大为增强。然而重要的是，经过历次多边贸易谈判特别是乌拉圭回合的磨练，从实践中所汲取的经验教训，对乌拉圭回合谈判及其一揽子协议的反思，发展中国家日益成熟，它更为清楚地了解自身的利益诉求，也更为熟练地运用WTO规则来维护自身的利益或改善自身的处境。
这种成员内在结构的权力变化，对多哈回合所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使发展成为多边贸易谈判的主线。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通过贸易促进发展的呼声从未如此高涨，并且付诸行动，这是最终形成《多哈发展议程》并且多哈回合又被称为“发展回合”的基本原
上海大学bbs因。也就是说，多哈回合是历史上首次被打上发展中国家鲜明烙印的多边贸易谈判。但这种纸面上的东西要转化为贸易促进发展的真实成果，无疑还有漫漫征程，不过这一变化还是积极的。其次，终于突破由欧美发达国家垄断多边贸易体制话语权与决策权的传统。正如香港会议期间由110个发展中成员组成的六大集团发表联合声明所言，“部长级会议第一次由发展中国家集团所掌握”。如此众多的发展中成员呼吁要加强团结与合作，并就彼此关切的利益问题寻求共同的解决方案，这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正是这种坚持不懈的努力，促使香港上网电价
会议在限期取消各种形式的农产品出口补贴及向最不发达国家所有产品提供“双免”待遇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再次，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及其参与能力的提高，虽一改过去屡遭忽视的尴尬局面，但客观上也使多边贸易体制的决策与谈判从此变得不易达成共识和妥协。2008年7月的小型部长会议由于在农产品特别保障机制方面未能满足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导致多哈回合关键的农业谈判功败垂成，就是最新的典型例证。这无疑是迈向更为平衡与健全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因素，也是新世纪重塑国际经济秩序的动力源泉。而这种内在结构力量的调整与转变，业已呈现出“联盟化”倾向与“集团式”博弈的态势，进而对多边贸易谈判的议题、进程乃至最终结果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4.关键原因:“联盟化”倾向与“集团式”博弈 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的崛起和多边贸易体制内部结构的权力变化，使多哈回合谈判具有显著的“联盟化”博弈的特征。虽然以往的多边贸易谈判特别是乌拉圭回合，已有博弈联盟的雏形(如农业谈判的凯恩斯集团)，但在多哈回合中这种博弈联盟的数量却急剧增加，特别是在农业、NAMA与服务贸易等关键谈判领域，参与“集团式”博弈的新老联盟可谓五花八门。譬如服务业，谈判各方同意由利益和立场相近的集团分别提交完成服务贸易谈判协议文本所需要的建议草案，它们是集团A(“Group A”)、集团B(“Group B”)、集团C(“Group C”)、非加太国家集团(ACP)、东盟(ASEAN)、弱小经济体(SVEs)和新加入成员(RAMs)。而在最为艰难的农业谈判中，各种博弈联盟更是多得惊人。除去美国与欧盟以外，其余成员几乎均以集团的方式参与利益角逐，包括G10、G20、G33、G90、凯恩斯集团、非洲集团、ACP、LDCs、SVEs、小岛发展中国家、RAMs以及棉花四国和热带产品集团等。
稍作梳理就不难发现，这种博弈联盟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联盟的形成，并非以发达国家为一边而以发展中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为另一边，而是以利益取向为联系纽带，例如G10或凯恩斯集团所体现的那样;二是围绕多哈回合所增加的众多集团，由发展中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组成的联盟仍占绝对多数，例如前述的G20、G33、G90、非洲集团、ACP
、LDCs、SVEs、RAMs、棉花4国和热带产品集团等。这虽说是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上升的标志，但同时更是其利益差异化和内部复杂性的表征，而正是后者使得发展中国家面对具体谈判议题时可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利益诉求。此外，如此众多的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联盟，势必增加其内部协调的交易成本，进而影响它们参与利益博弈的整体能力与水平。因此断言发展中国家业已主导多边贸易体制决策和谈判进程还为时过早，尽管上述进展确实已经对多哈回合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太空中理家玩命关头3
综上所述，农业与NAMA谈判议题之所以成为多哈回合乃至国际舆论的焦点，是因为其广泛涉及谈判各方的核心利益，而发展的差异性和利益的多元化更要求将两者挂钩，并且由此形成纷繁杂乱的博弈格局。因此，多哈回合要想轻易达成某种妥协乃至一揽子协议真是谈何容易。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如果谈判不能率先在发展中国家深为关切的议题上达成既满意又平衡的妥协，那么多哈回合的命运依然难卜。
多哈回合谈判是WTO成立以来发起的第一轮多边贸易谈判。这次谈判从2001年WTO第四次部长会议启动以来，历经跌宕起伏的磋商和僵局、艰苦的讨价还价，期间因参与谈判的关键成员意见分歧过大，被WTO宣布无限期中止，后又在多种不确定因素下重新恢复，20
潘广田08年7月29日，在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巴西和中国等7个成员就发展中国家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的谈判中，由于美国拒绝作出让步，谈判以失败告终。这次谈判的失败，虽然只是多哈回合谈判中的一个挫折，但它造成多哈回合在2008年底前无法达成全面协议，本文拟通过回顾多哈回合谈判的历程，分析其屡陷困境的原因，进而对多哈回合谈判的前景提出展望，以求抛砖引玉。
多哈回合谈判屡陷困境的原因 裳凤蝶
多哈回合谈判启动以来，一波三折、屡陷困境。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多边管辖范围过分拓宽，谈判议题广泛而且含混 WTO成立以来，多边贸易体制管辖的范围不断拓宽，多边贸易谈判的范围扩大到了成员国的国内规则、文化偏好、政治经济制度甚至伦理问题等国内规则领域，这些问题非常敏感，而且要比削减关税复杂得多。据统计，WTO所管辖的范围已达30多个，其中新议题有贸易便利化、竞争政策、技术援助、能力建设、电子商务、贸易与投资、贸易与环境、劳工标准等。多边贸易体制管辖范围的不断扩大使得它的负担越来越重，对各成员国国内政策的涉及也使得市民社
会和各种利益相关者越来越关注多边贸易体制，这是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一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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