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译者文化身份的角度分析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中的中国英语现象，探讨译者文化身份对翻译的影响，及译者文化身份与中国英语之间的关系。译文在实现跨文化交际功能的过程中，译者文化身份影响中国英语的使用，同时后者又促进前者的确认，两者之间呈现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辨证关系。 关键词：译者文化身份；文化目的；中国英语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6-0000-01
引言
随着英语在全球的广泛使用，在不同国家形成了各类英语变体，在中国出现了中国英语。中国现代著名翻译家张培基先生的两辑《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为中华文化的对外输出做出了贡献，为翻译研究提供了珍贵范本。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中国英语的译例，本文旨在从选集译文的评析中探讨译者的文化身份与译文的语言选择之间的关系。
一、中国英语和译者文化身份
小朵朵和大魔法师
1. 中国英语和中式英语
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不同于中式英语（chinglish）：“中国英语的存在是一种现实，而不是一种假设，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研究价值;中国式英语是一种畸形语言现象，将随着英语的普及和中国英语使用者的‘自我审视’而逐步减少或消亡。”（李文中，1993：24）
2. 译文集的语言特点—地道英文与中国英语并存
译文集中使用的中国英语，通过各种形式表现中国特。首先有音译手段，如朱德《母亲的回忆》一文中“衙门差役”（张培基，禁娱令1999：330）译为“yamen bailiffs”，(ibid.:337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柯灵的《巷》中“乌衣巷”(ibid.:346)译为“wu yi xiang” （ibid.：350）， “胡同”（ibid.：345）“hutong” （ibid.：349），郁达夫《故都的秋》中“白干”（ibid.：207）译为“kaoliang wine造船技术” （ibid.：212）。其次使用严格直译保留原文结构和中国特,如廖沫沙“《师说》解”中“孔子曰:三人行,sheldon lee glashow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张培基，2003：中国青年志愿者标志295 )译文: “confucius says:‘out of three men, there must be one who can teach me.’ so pupils are not necessarily inferior to their teachers, nor teachers better than their pupils. some learn the truth earlier than others, an
d some have special skill———that is all.” (ibid.：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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