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中国史专家李约瑟对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文化活动有过如下的评价:“在文化交流史上，看来没有一件事足以和十七世纪时耶稣会传教士那样一批欧洲人的入华相比，因为他们充满了宗教热情，同时又精通那些随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科学，即使说他们把欧洲的科学和数学带到中国只是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但由于当时东西两大文明仍互相隔绝，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 明清之际进入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人数众多，据法国学者费赖之所作列传统计，至1773年，仅在华的耶稣会士就有481位，其中来自欧洲的耶稣会士约为400人左右。另一位法国学者荣振华统计的在华耶稣会士人数至1800年达975位，其中来自欧洲的有700多位。如果加上没有统计在内的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修会及罗马教廷传信部的传教士，明末清初在华传教士的人数将更多。这些传教士来自葡萄牙、法国、意人利、德意志、比利时、荷兰、奥地利、西班牙、瑞士、波兰等国，带来了完全不同于中国固有文化的西方文化与科学。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与科学呈现出面向广、规模大的特点，其传播的渠道除口头传授与辩论、携入或自制及操演示范西洋仪器外，主要是译撰著作。1620年由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从西欧募集的各类西文著作就有7000多部，其中有不少被传教士们译成中文。在耶稣会解散约10年后，清朝官方编成的《四库全书》中，书目里收入了西书23部，存目中收录了西书37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附表所列耶稣会士在华译著西书共321部。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统计
西教士的汉文著作约有360多种。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统计西教士的中文著作约370种，其中科技类占120种左右。美籍学者钱存训统计耶稣会士的中译西书凡437部，其中宗教书籍251种，人文科学55种，包括哲学、伦理、教育、语言文字、地理等；自然科学131种，包括数学、天文、物理、地质、生物、医学、军事等。
下面分类叙述:
1。天文与历法
西方天文学是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的最重要的一个科学分支。许多来华传教士在这个方面有所建树。利玛窦便写有多本天文学著作，其中所写《乾坤体义》一书1606年在北京刊行，被认为是当时欧洲著名数天科学家克拉维斯的著作《萨克罗博斯科天球论注释》(1561)的译编本。阳玛诺1615年在北京刊行的中文著作《大问略》还择要介绍了伽利略1610年借助望远镜作出的天文学新成果。在西方天文学的指导与传教士的宣传下，明清两朝都注意到中国传统历法的不精确，从而组织传教士进行了天象实测和历书的修订工作。从《崇祯历书》到《康熙永年历》，都引进了当时欧洲先进的天文学知识。参加修历的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南怀仁等，把第谷、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等人的学说介绍到了中国。汤若望在所作《历法西传》中，还从天文学发展的角度肯定了伽利略在大文观测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他说:“第谷没后，望远镜出，天象微妙，尽著于是。有加利勒阿于三十
年前创有新图，发千古星学之所未发，著书一部。”这里的“书一部”指的是1632年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
一个世纪以后，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正式对日心说作了明确的介绍。1767年，他在《刊舆全图》所附的图说中说，哥白尼论诸耀，以太阳静地球动为主。接着列举三条理由，阐明诸耀、太阳与地球的关系。自此之后，哥白尼、伽利略的行星体系在中国正式得到传播。近年有国内研究者在原“北堂藏书”中到了耶稣会士们当年亲手用过的西方科学家第谷、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格林伯格等人的著作底本，也充分说明西方天文学对中国的巨大影响。
蒋友仁列传：
蒋友仁（P．Benoist Michel），字德翊，原名伯努瓦·米歇尔，1715年10月8日生于法国欧坦（Autun），1737年加入耶稣会，精通天文、地理和历法。1743年，蒋友仁乘船抵达澳门。1745 年，他奉乾隆帝之召，以数学家身份入京。此后蒋友仁勤奋地学习中文，仅一年便能阅读一般书籍，进行传教工作，后来还将《书经》译成了拉丁文。1747 年，经西洋人郎世宁（J.Castiglione）的推荐，蒋友仁被乾隆帝委派参加修造圆明园之长春园，主要负责人工喷泉的设计及施工。当年，“谐奇趣”完成。此后，他又指导续建了蓄水楼、养雀笼、黄花阵、海晏堂、远瀛观等多处水法工程。全部工程于1759 年结束，前后长达12 年。这些人工喷泉中，比较有名的有海晏堂前的“十二牲像喷水池”，
池正中有喷水台一座，两边各六尊代表中国十二属相的兽面人身铜雕，每兽轮流喷水两小时，象征十二时辰，至正午则同时喷水注池中。园内各处的喷水池用水均以地下铜管输送，水源以龙尾车操纵，每放各水法时，巨响如山洪暴发，声闻数里，展现出中国宫廷里从古未有的奇景。蒋友仁受到乾隆帝的宠信，经常为之解答各种问题。1760 年，为回答乾隆皇帝关于地理方面的询问，蒋友仁进献了一幅精美的世界地图，名为“坤舆全图”，周围布置了说明文字和附有解说文字的插图，其中文字的内容绝大部分属于天文学，插图则完全是天文图。蒋友仁在“坤舆全图”中，首次正确地介绍了哥白尼日心说的宇宙模式和开普勒的行星运动第一、第二定律，除此之外，还介绍了太阳黑子、太阳自转、月面结构、金星位相、四颗木星卫星和五颗土星卫星的绕行周期、土星环、太阳系天体的自转和有关数据、彗星以椭圆轨道绕日运行、恒星是同太阳一样的发光体以及地球为椭圆形球体等内容。这些均为17 世纪天文学家伽利略、惠更斯和乔凡尼·多美尼科·卡西尼等人及欧洲天文界的重大发现。“坤舆全图”献给乾隆皇帝以后，一直被锁在深宫密室之中，三四十年以后才由当时参加过文字润工作的钱大昕以《地球图说》为名加以出版。可是，钱大昕本人对哥白尼学说持的是实用主义态度，由他请来为《地球图说》作序的阮元在序文中对日心地动说横加批评，因此，《地球图说》虽然付印了，但哥白尼的学说却仍然没有传播开来。这种情形直至19 世纪中叶李善兰等翻译的《谈天》一书出版之后才得以改变。据魏源的《海国图志》记载，1756 年，蒋友仁随何国宗参加了新疆地理经纬度、昼夜长短及节气的测量。约1761 年前后，他奉命在康熙时期编制的《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增加乾隆时期新测绘的新疆、西藏材料编成《乾隆内府舆图》。此图北至北冰洋，南抵印度洋，西至波罗的海、地中海和红
海，采用了特殊的梯形投影法，比例尺为1：140 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亚洲大陆全图，地图编成后，由蒋友仁负责印刷了100 套。约在18 世纪60 至70 年代前后，蒋友仁受命管理法国教堂，负责法国传教会北京教区的教务，后因病卸任。他为宫廷所做的最后一件工作是，在1773—1774 年将描绘清军平定准噶尔和回部战果的16 幅“乾隆西征图”出版了200 套，这套画是西方传教士所绘制并在巴黎制成铜版的。蒋友仁对他自己在中国的活动有许多记录，并曾向法国政府提供过各种关于中国情况的介绍，这些材料寄回法国，以《中华回忆录》之名刊行于世。1774 年10 月23 日卒于中国北京。乾隆皇帝十分惋惜蒋友仁，并为蒋友仁建造了一座墓，赏银一百两，至今蒋友仁的尸骨也没有运回法国，而是在他生前所爱的传教国家——中国，永远安息了。
2。数学
中国传统数学偏重于实用数学与商业计算，注意力集中在计算工具的改革与珠算的普及方面，而对纯数学和数学理论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利玛窦等传教士发现了这一缺陷，竭力把西方数学介绍给中国。利玛窦数学译著有《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其中《几何原本》虽为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的著作，但它所代表的严密的逻辑推埋方法是西方近代科学产生的重要前提之一。因此，它对明末清初中国学者的影响已不仅仅局限于数学领域。它带来了新的科学思想方法。徐光启曾说“能精此书者无一书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推祟的正是该书的科学思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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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以外，其他传教士也撰写了不少数学著作。邓玉函有《大测》2卷、《割圆八线表》6卷。《大测》依据托勒密的《数学大全》编成，《割圆八线表》是对英国数学家纳普尔在1614年完成的对数的最早介绍。罗雅谷有《测量全义》，书中有对阿基米德《数论》的介绍，而它所依据的底本包括意大利数学家玛金尼的《平面三角测量》(1604年著)和《球面三角学》（1609年著）、德国数学大师克拉维斯的《实用几何学》(1611年著)、第谷的《天文学》(1602年著)等。一些与传教士关系密切的中国人士也编撰了不少数学著作。徐光启有《测量异同》和《勾股义》，与波兰籍传教士穆尼阁关系很好的薛风祚，根据穆尼阁所传授的知识，编成《历学会通》，分正集、考验、致用部，其中数学部分有《比例对数表》、《三角算法》等。康熙帝与不少传教士有过接触，也喜欢数学，他在1689，年召见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请他们赶快学满语，以便讲授数学。张诚曾把法人巴蒂的《应用几何》译成满语作教材。康熙帝又命在畅春园设算学馆，培养八旗子弟30多人学习算法，并命中国数学家编成《数理精蕴》一书。他个人也留下了数学著作，已知的有《三角形论》、《钦授积求勾股法》等。综括而言,16-17世纪传入中国的数学主要有笔算、代数学、对数术、几何学、割圆术、平面、球面三角术、三角函数表以及一部分圆锥曲线说。作为现代高等数学基础的微积分，当时在欧洲已经建立，但当时到中国的传教士只以数学作为传教手段之一，传教士中无人能真正传授微积分，因此未能把这一门学问传到中国来。
罗雅谷列传：
中国井矿盐罗雅谷（Giacomo Rho，有一说为Jacques Rho，1593——1638.04.27），字味韶，意大利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罗雅谷出生于米兰，1614年加入耶稣会，对数学特别有天份。1617年，在罗马被贝拉明枢机主教授任神父职之后，与44个伙伴一起前往远东地区传教。他待在果阿邦学习神学，后来澳门。1622年，当澳门被荷兰军队围攻时，他教导居民使用大炮，使该市解围。1624年随高一志进入中国，住在山西，学习语言与相关的在地知识。1631年，被传唤至北京历局与徐光启、汤若望、龙华民和邓玉函共事，协助改革中国历法，编修《崇祯历书》。1638年逝世于北京，仅38岁，许多中国官员都有参加他的葬礼。
3．物理学
在这方面成就较大的传教士有熊三拔、邓玉函等。熊三拔为意大利人，1606年来华，在北京跟利玛窦学习中文，完成了历法、水利书籍的翻译。所著《泰西水法》6卷，集中了欧洲水利工程学的精华，其中龙尾车、玉衡车、恒升车、水库及药炉等器物和工程，均附图说明。这部书是第一部介绍西欧农田水利工程技术的专著，受到中国各界的重视。徐光启著《农政全书》，水利部分大多采自《泰西水法》。邓玉函《远西奇器图说》是明代流入中国的西书7000部中最早被译成汉文的。所录奇器，按切、便、精三原则：即切于民生日用、工费非巨便于成器、精于同类器物的才收录成书。据专家考证，它所依据的西方原本有四：一是奥古斯都时期的建筑家维特鲁维的《建筑论》；二是荷兰数学家兼军事工程学家斯蒂芬的《数学通论》；三是德意志矿冶学家乔治·鲍尔《矿冶全书》；四可能是意大
利工程技术专家拉梅里的某些著作。
此外，传教士们还向中国引进了西方的钟表。利玛窦向北京进贡的礼品中就有自鸣钟。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宫廷内收有大量西洋机械钟，并聘有西洋工匠和传教士在宫内特设“钟房”，负责修理和仿造。现在北京故宫所收藏的清宫钟表大多是这一时期西方传入中国或中国仿造的。
中国人方面最早研究西方机械原理并设计出各种新式机械的是陕西泾阳人王微。王微是1622年进士，曾在登莱协助孙元化与金尼阁、邓玉函一起编译西方科学著作。他写的《新制诸器图说》，收录了他发明的虹吸、鹤饮、轮激、自行磨、自行车、轮壶、连弩等器物。所谓自行车、轮壶是仿照钟表原理而作成的。王微以后，方以智、黄履庄继续研究西方物理学。方以智是桐城人，曾跟从毕方济学历算和制造，他著有《物理小识》12卷。黄履庄在28岁时也发明和仿造新式机械27种，其中有传自西欧的显微镜、千里镜、取火镜、瑞光镜(灯塔)、自动戏(八音钟一类)、自行驱暑扇、山鸟鸣、报时水等。他还发明了长三尺可坐一人的双轮手推车，以手挽曲轴而行。
邓玉函列传：
蛋白酶抑制剂邓玉函（Johann Schreck，1576年—1630年5月11日），字涵璞，生于德国康斯坦茨，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他先入纽伦堡附近的阿尔特道夫大学学医，后就读于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此时就与伽里略相识。1611 年，由于邓玉函在医学、天文学、植物学等领域学识卓著，被由贵族费特里考·欠席创建
的猞猁科学院吸收为第七位院士。为了向教廷和耶稣会报告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情况，并请求准许用中文举行弥撒和翻译《圣经》等书，以得到教会更有力的支援，金尼阁奉命于1613年初由华返欧，1614年底抵达罗马。金尼阁在罗马期间完成了他著名的拉丁文著作，此外还游历了意、法、德、比等国，募集捐款和赠给来华传教士和中国朝廷的大批精美礼品和图书。当时，邓玉函以医学家和数学家的身份随行，协助金尼阁募书。1618年4月16日邓玉函随金尼阁在里斯本登舟，启程东渡。同行赴中国传教的共有22位传教士，但仅有8人先后到达中国，其中有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等。来华途中，传教士们每日下午有例行的学术活动，每周二、五下午邓玉函作数学讲演。邓玉函还与汤若望等一起观察天象、风向、海流及磁针指向，确定航船的位置及由船上所见的海岸和岛屿的位置，并将研究结果报告欧洲学术界。1619年7月22日，金尼阁携7000余部欧洲图书等物与邓玉函等人抵达澳门。邓玉函因病在澳门住了一年多。在此期间他曾行医，并曾解剖日本某神父的尸体，这是西方医学家在中国所作的最早的病理解剖。1621年，邓玉函先到嘉定学习汉语，后来到杭州传教。在杭州期间，曾住李之藻家，撰译成《泰西人身说概》2卷。1626年冬由邓玉函口授、王徵笔述，译成《远西奇器图说录最》3卷，该书次年在北京刊行。邓玉函之博学，不久即名声遐迩。当时，徐光启正奉诏修治历法，在北京宣武门天主堂东首善书院，设历局治历，参加者还有李之藻、李天经等。经徐光启奏请，1629年9月朝廷诏邓玉函及龙华民协助修历。邓玉函即参加《崇祯历书》的编纂工作，潜心治历。可惜未及编成，第二年他就因病逝世了。
4。地理学
利玛窦初入肇庆即展出了他带来的世界地图，接着又用西式投影法及经纬度测量法自制中文世界地图，第一次使中国人知道了大地球形说、经纬度说与五大洲说。他所翻译的地理名词“亚细亚”、“欧罗巴”、“亚墨利加”、“地中海”、“大西洋”等也第一次出现在汉语的词
汇之中，并一直沿用至今。自他之后，艾儒略、毕方济、南怀仁、蒋友仁等都绘有世界或中国地图。在他们的影响下，康熙皇帝也组织众多传教士自1707年到1718年花了11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测量，最后绘制了《皇舆全览图》28帧。这是当时世界上工程最大的制图事业，也是最精确的地图，奠定了中国地图三角侧量的基础。
在地理知识方面，意大利人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值得特别提及。它是外国人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介绍世界地理的中文专书，五大洲各国的风土、民俗、气候、名胜、物产等等都在它的叙述范围之内。它的第1卷为亚细亚，第2卷为欧罗巴，第3卷利未亚，第4卷亚墨利加，第5卷四海总说，其中尤以第2卷所占篇幅最多，所述也最为详细。其第一节为《欧罗巴总说》，介绍了欧洲的方域、列国、风俗、饮食、衣服、宫室、制度、学校、宗教、政刑、武备等各方面的情况。如述及欧洲各国广设学校时写道:“欧罗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其小学曰文科，有四种：一古贤名训，一各国史书，一各种诗文，一文章议论。学者自七八岁至十七八岁学成，而本学之师儒试之。优者进于中学，曰理科，有三家：初年学落日加，译言辨是非之法；二年学费西加，译言察性理之道；三年学默达费西加，译言察性理以上之学；以上之学总名斐录所费亚。学成而
本学师儒又试之，优者进于大学，乃分为四科，而听人自择：一曰医科，主疗病疾；一曰治科，主习政事；一日教科，主守教法；一日道科，主兴教化。”以下各节记“以西把尼亚”(西班牙)、“波尔杜瓦尔”(葡萄牙)、“拂郎察”(法兰西)、“意大理亚”(意大利)、“亚勒玛尼亚”（日尔曼)、“佛兰得斯”(荷兰)、“波罗尼亚”(波兰)、“翁加里”(匈牙利)、“大泥亚”(丹麦)、“诺而勿惹亚”(挪威)、“雪阿亚”(瑞雪)、“厄勒际亚”(希腊)、“莫斯哥未亚”(莫斯科公国)、“意而兰大”(爱尔兰)等欧洲各国事，叙述了每一国家地理与人文社会的主要特征或发生的著名历史事件。
《职方外纪》是明末清初时期非常了不起的一部著作。它不仅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了哥伦布（“阁龙”)发现亚美利加(“亚墨利加”)和麦哲伦的航海事迹，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以外世界各国的真实情形以及那一时代西方国家所具有的海洋与航海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冲击了中国人古已有之的天下观。《职方外纪》卷首说:“地既圆形，则无处非中；所谓东西南北之分，不过就人所居立名，初无定准。”“中国独居天下之中，东西南北皆夷狄”的旧观念在这里被无情打破了。
艾儒略列传：
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年—1649年），字思及，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1582年，出生于意大利北部布雷西亚城的一个贵族家庭。他在威尼斯长大，于1597年进入安东尼神学院学习，1600年入耶稣会见习。1602年发愿被送到帕尔马学院学习哲学，直至1605年，1603年他要求前往秘鲁传教，未获许渊冲
准。1605年他进入罗马的宗座额我略大学学习。1606年—1608年，他被派往博洛尼亚教授人文科学，同时被委任为神父。1607年他再次要求去东方传教，获得耶稣会会长阿夸维瓦同意。1609年，艾儒略离开罗马去里斯本，在那里前往亚洲。1610年，艾儒略经印度果阿抵达澳门。在澳门的耶稣会学院，他一面教授数学，一面学习汉语。由于明朝政府对他入境的限制，他不得不寻潜入中国的机会。1611年，他与史惟贞尝试秘密进入中国，却被船家告发并被捕，在耶稣会交付了大笔赎金之后才被遣返回澳门。此后，他被耶稣会委任为见习导师。艾儒略重新绘制的《万国全图》，艾儒略的名字题于左上角。艾儒略进入中国的确切时间无法确知，可以确定的是，1613年时他已经在中国内地活动了。他沿肇庆、韶州、南京一线北上到达北京。因其通晓希伯来语，1613年他被派往河南开封与当地的犹太人后裔接触，以求研究他们保存的经书，然而遭到拒绝。在北京，艾儒略结交了徐光启，在不久后随辞职返乡的徐光启前往江南。在扬州他为马呈秀讲西学并施洗。1616年，爆发了南京教案，20位在华耶稣会士遭到严厉处罚，艾儒略至杭州的杨廷筠家避难，直到1618年形势渐渐好转，他就开始在杭州传教，接纳了杨廷筠、李之藻两位重要人物入教。此后，以杭州为传教中心，他的足迹踏遍了北京、陕西、山西、江苏、浙江各地。在杭州时期，艾儒略开始用汉文出版著作。1623年，《万国全图》、《职方外纪》、《西学凡》及《张弥额尔遗迹》出版，前三部作品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地理、耶稣会的教育制度。《职方外纪》一书的写作目的在于使人“溯流穷源、寻末求本”。此后一直到19世纪，该书在中国都被用作学习欧洲地理的教材。1624年，明朝内阁首辅福建人叶向高退职归里，途经杭州，在杨廷筠寓所与艾儒略结识，邀请艾儒略入闽传教。1624年12月29日，艾儒略与叶向高坐船到
达福州，开始了在闽25年的传教生涯。在福州，艾儒略以“天命之谓性”为主题，同时提出天主教的概念，与许多福建士大夫讨论天学，借此在士大夫阶层中传播天主教。参加讨论的当地名士有很多，费赖之称“儒略既至，彼(叶向高)乃介绍之于福州高官学者，誉其学识教理皆优，加之阁老叶向高为之吹拂，儒略不久遂传教城中，第一次与士大夫辩论后，受洗者25人，中有秀才数人。”在福州，艾儒略与叶向高论道析疑，写出了《三山论学纪》（“三山”为福州的别称）。叶向高的两个孙子、一个曾孙和一个孙媳受洗入教。艾儒略非常重视和士绅的关系，他和福建巡抚张肯堂、督学周之训都有交情，还认识曹学佺、曾异撰、孙昌裔、翁正春等要人。同时也注重在平民阶层中传播教义。1625年，叶向高长孙叶益蕃在福州为艾儒略建造了“三山堂”，即“福堂”。这是福州已知的第一座天主教堂。不过艾儒略的传教也引发当地反对天主教的上层文人和佛教徒的强烈不满与抵制，这些反对的声音在福建教案爆发后达到高潮。福建的头十二年是艾儒略在闽传教的黄金时期。在这期间，艾儒略走遍福建各地进行传教活动。到了1635年，福州教徒已达数百人，福州成为耶稣会在中国刻印出版汉文著作的中心之一。这一时期也是艾儒略出书最多的时期，总共出版了《性学觕述》、《三山论学纪》、《涤罪正规》、《悔罪要旨》、《耶稣圣体祷文》、《万物真原》、《扬淇园园先生事迹》、《弥撒祭义》、《利西泰先生行迹》、《几何要法》、《出像经解》、《天主降生言行纪略》、《天主降生引义》、《西方答问》、《圣梦歌》等十五种书，涉及神学、哲学、数学、医学、地理等诸方面知识，因而该时期也成为了西学东渐的一个重要时期。1637年爆发了福建教案，成为艾儒略在华传教事业的转折点。在提刑按察司徐世荫与福州知府吴起龙张榜禁教并驱逐阳玛诺、艾儒略之后，艾儒略被迫四处藏
匿，出版书籍的工作暂时中止，而三山堂也被官方查封。反天主教人士猛烈攻击耶稣会传教士“合儒诋佛”的思想，认为天主教于国家有害。艾儒略开始写信及拜访政府官员求助，阁老张瑞图即受艾儒略邀请，向福州知府关说。同时艾儒略又拜访好友曾樱，曾樱时任观察使，为福州知府的上司，他与艾儒略会面之后就立即去信福州知府要他妥善处理对耶稣会士的判决，并回访耶稣会士，以向社会暗示耶稣会与高层官员的联系。他在曾樱和蒋德璟的保护下，被迫躲藏于泉州府和兴化府，也曾前往漳州府。在泉州期间，他先后发现了四块古十字架以及景教碑，成为研究泉州历史和基督教传教史的重要材料。1639年起，福建反天主教的气氛开始缓解，教会和教堂得到恢复，农历七月十四日，在教案之后艾儒略首次在福州教堂做公开的弥撒。1641-1648年间，艾儒略任耶稣会中国南部教区副主教，管理南京、江西、湖南、四川、浙江、福建教务，共有教士15人。1643年北京情况危急，艾儒略在史可法邀请下经邵武、绥安北上，准备讨论在澳门筹备抗清之事，但史可法的军队才到浦口，清兵便已经进入北京，艾儒略只得折返福州。1645年，隆武帝于福州登基，赐匾予福堂。1646年10月，清军攻入福州，艾儒略逃至莆阳，后又避难于延平。艾儒略晚年严重营养不良，疾病缠身，依然坚持传教，直至1649年6月10日在延平去世。其灵柩被移往福州，葬于城外十字山。
5.医药学
初期医学理论大都只是传教士宣教时附带论及，如龙华民《灵魂道体说》、艾儒略《性学粗述》、高一志《修身西学》、卫匡国《真主灵性理证》等都或多或少论及人体骨骼、神经和生理功能。利玛窦
所著《西国记法》在讲述西方记忆之术时也涉及人脑解剖构造及功用。专门著作以邓玉函《泰西人身说概》为最早，邓玉函懂医，曾在中国解剖一个日本神父尸体，他还打算研究中国药物，并进行提取，但未能实现。他还和罗雅谷、龙华民等合撰了《人身图说》，对中国医学解剖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熊三拔《药露说》是最早讲解西药制造技术的专书。随后有墨西哥方济各会士石铎碌翻译的西方药物学书籍《本草补》的出现。
康熙时西医在内地已经十分活跃，他的宫中就曾用西方传教士充当御医，并用西药。1693年，康熙帝患疟疾，洪若翰、白晋等以1638年在秘鲁发现的治疟特效药金鸡纳将他的病治好。此后康熙帝更加重视西医西药。他的身边一直都带有传教士西医。鲍仲义、樊继训、罗怀忠、何多敬、安泰等都是康熙朝来华并服务于宫廷的医生，他们在康熙皇帝出巡的时候常常要随驾扈从。
在西医西药不断显出功效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研究西方医学并以之治病的中国医生，最有名的是康熙时的王宏翰、乾隆时的王清任。前者著有《医学原始》4卷，后者著有《医林改错》2卷。另外，王焘翻译的《眼科解剖》可能是中国第一部关于眼科医术的译著。
熊三拔列传：
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1575-1620），其于1597年入耶稣会，之后进罗马学院学习，不久即肄业离开了罗马。熊三拔在中国传教约15年，共留下《泰西水法》、《简平仪说》、《表度说》、《中国
激情5月天俗礼简评》和《陆若汉神父著述注解》五本书，以及一些关于教义和传教经历的信札等。利玛窦去世前，把最重要的文件资料都移交给了熊三拔，并告诉熊三拔他最大的遗憾是虽然身在北京，却没有见到被他称为“东方康士坦丁大帝”的万历皇帝，没有使万历皈依基督教。熊三拔是一个文学造诣很高的传教士，擅绘画，通建筑和宗教的密传学说。熊三拔的成长故事和利玛窦非常相似。在熊三拔启程前往中国的时候，爷爷写了一封信：无论去哪里，都要小心，要带着责任去中国。1603年，在读完神学之前，就获准去传教区。利玛窦认为熊三拔本人温和谦恭，做事认真负责，所以在病危时将院长的重任托付给熊三拔。1611年，这一年，朝廷第一次提出修改历法之议，但钦天监及礼部官员自知不能胜任此事，要求皇上另派外国学者，如利玛窦的同伴或者继任者等参与修订工作。于是皇上命令庞迪我与熊三拔从事修历，因熊三拔曾撰有这方面的专著。他们即采取步骤，由熊三拔与徐光启、李之藻将拉丁文的行星说译成中文，并根据历次月食观测记录，包括前在欧洲、印度及中国的观测记录，作为比较研究，以确定北京的经度位置。另一方面，由庞迪我确定中国从广州至北京各重要城市的纬度位置。由于中国官员们的嫉妒和傲慢，使这次修历工作被迫中止。于是熊三拔神父转向另一方面，开始制造各种水力机械；因其新奇和灵巧，吸引了皇帝的兴趣和赞赏。往观者络绎不绝，路过教堂时，往往入内参观各种绘画；其中某礼部尚书曾称呼教堂为“天主堂”，于是“天主堂”之名遂成为所有罗马公教教堂之通称。1612年，徐光启又请熊三拔作《泰西水法》，之后在序言中也说：“迄余服阕趋朝，而先生已长逝矣。间以请于熊先生，唯唯者久之，察其心神，殆无吝也，而顾有怍。余因私揣焉：无吝啬者，诸君子讲学论道所求者，亡非福国庇民，矧兹土苴以为人，岂不视犹敝蓰哉！有怍者，
深恐此法盛传，天下后世见视以公输墨翟，即非其数万里东来，捐顶踵，冒危难，牖世兼善之意耳？”殆无吝，意思是几乎没有舍不得的神；顾有怍，是徐光启讲自己常常打扰人家，而感觉到惭愧。1616年，因熊三拔博得万历帝的好感，获得传教自由。但好景不长，旋因南京教难，熊三拔及其同伴们被逐澳门。在他们离去后，徐光启命一忠实可靠的教友看守教堂与利玛窦坟墓，因其为钦赐之物，他人不得强夺，而得以保存；一直到1622年教难平息，神父们才允许重返故地。熊三拔体弱多病，常发高烧，还为年轻教友讲授哲学，为儿童辅导华语基础，并为未来教士们传授语言和中国古书中的精辟内涵。这些纷繁的事务使他积劳成疾，于1620年5月3日卒于澳门。
6。火器
明末清初，战争频仍，与之相关的火器学及火器制造尤为明清宫廷所需要，这刺激了传教士及其他在华人士对火器的研究。在理论上，汤若望著有《火攻挈要》，南怀仁著有《神威图说》，专门探讨炮战战术与火炮制造。一些与传教士有关或受其影响的中国人士也纷纷著书立说，投朝廷所好，如赵士祯编译欧洲书籍而成《神器谱》和《海外火攻神器图说》两书。徐光启的学生孙元化编著《西洋神机》一书，这些书的原本都是“得自西人”。
传教士们还投身造炮实践，汤若望曾帮助明军制造大炮以抵抗清军进攻，南怀仁在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中帮助清军铸造大炮440门。从康熙十四年至六十年，清政府中央所造的大小铜铁炮一共是9
05门，南怀仁所造几占半数。还有其他许多传教士和葡萄牙士兵参加了造炮工作。如1629年，葡萄牙人公沙的西劳应明思宗之邀，率领炮手、炮匠进京，参加明军抵抗李自成的战斗，后又与徐光启合作，仿造西洋大炮。
7.哲学
来华传教士在传播西方哲学思想方面的成绩也是巨大的。利玛窦的《天主实义》虽是谈宗教的，但也涉及很多西方哲学问题，可以称之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第一部比较哲学的著作。利玛窦之后，被称为“西来孔子”的艾儒略认为西方哲学中的“落日加”即逻辑学处于诸学首位，是“诸学之根基”。
在传教士们的介绍下，诸如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西塞罗、斯多葛学派等古希腊罗马哲学家及流派的名字及思想于明末清初第一次传入中国。以亚里士多德为例，1627年葡萄牙传教士傅巩际翻译注解了亚里士多德《名理探》，它的原本是科因布尔大学耶稣会士哲学讲义的拉丁文本前半部。傅氏续译，拟出版全书，但未及发表而去世。后经南怀仁对未刊印部分校对增补，成《穷理学》60卷。傅氏与李之藻两人合译的还有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论天》，起名为《寰有诠》, 1628年在杭州刊印。
傅巩际列传：
8。建筑
16-17世纪出现的西式建筑，大都由基督教会出资兴建。北京、上海、杭州、扬州、广州等地都有规模浩大的西式教堂，其中杭州的天主堂是全国最大最华丽的教堂。在民间，也出现了西式建筑。澳门、广州一些商人洋行和宅邸采用西方式样。
清代西式建筑中最宏大的工程，是圆明园附园长春园中的欧式宫殿。圆明园始建于1709年,1747年开始在其中的长春园兴筑欧式宫殿，由意大利人郎世宁设计，法国人王致诚(又名巴德尼)、蒋友仁协助建造。主要建筑有谐奇趣、蓄水楼、花园门、方外观、海宴堂、远壕观、大水法、观水法(喷水池和人工瀑布)，整个建筑重廊回绕，楼台庄严，结构宏伟，雕工精细，是意大利风格和法国风格的完美结合，它的
建筑结构、门窗回廊都具有强烈的意大利风格，雕饰纹样和壁炉、壁柱的设计则接近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风格。王致诚在1743年致欧洲的一封信中，曾把圆明园称之为“万园之园”，可见它的雄伟壮丽。可惜1860年英法联军在北京的抢劫焚掠使它变为废墟，现在我们只能从它的断坦残壁中想象它当年的宏伟气势。
王致诚列传：
9.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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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绘画最初以宗教作品影响中国画界，后来又有许多耶稣会籍西洋画家服务于清初宫廷，使西方透视画法在中国逐渐被认可，形成了明清画派中的一个流派“海西派”。
在明清时期来华的传教士中，郎士宁、王致诚、艾启蒙、卫嘉禄、南怀仁、利类思、马国贤、倪天爵、利博明、纪文、汤执中、蒋友仁、安得义、潘廷璋、贺清泰等都能以西洋明暗透视法作画，其中以郎世宁、王致诚最为有名。郎世宁生于意大利，1715年到达北京，供职于内廷如意馆画院。他的画多用绢本与中国画具，取中国题材，而用西洋画法。作品以翎毛花卉为多，也有部分人物画，而以画马著名。王致诚为法国人，于1737年来京，居于北堂。王致诚精于油画，喜作肖像画与历史画。后因弘历喜欢水彩画，他也遵旨作一些山水中国画。
受耶稣会画家影响，一些与之有接触的中国画家开始改用或参用西洋画法作画。最出名的一个是康熙时的钦天监官员焦秉贞。焦秉贞精于人物画与风光画，所画自远而近，由大及小，明暗互用，完全采用西洋画法。焦秉贞在内廷所作图画颇多意大利风光，这也是钦天监耶稣会士对其影响的一个方面。焦秉贞最成功并有影响的作品是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完成的《耕织图》。比较宋明同一题材的绘画作品，焦氏所绘组画采用西洋透视画法是十分明显的，即使清中后期重绘的《耕织图》也没有焦氏组画中那样显著的西洋特。焦秉贞《耕织图》共64幅，画中人物按远近比例画出前后关系，生动逼真，房屋、树木等景物也均按透视关系描绘，使画面极具深度感，此外彩艳丽，还根据所需涂上部分阴影。
焦秉贞之后，以西洋画法著称的有冷枚、唐岱、陈枚、罗福星等。乾隆时由冷枚、陈枚各绘耕织图一册，但未雕版。乾隆画院中门应兆也注意采用西洋法。1778年编《西清砚谱》，便由门应兆绘图，而有高低凸凹和阴阳明暗。
郎世宁列传：
1688年郎世宁生于意大利米兰市，19岁入热那亚耶稣会。不久即运用他的艺术才华为该市修道院内小教堂绘了两幅宗教画。那时欧洲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极为向往，郎世宁请求派他前往中国，1715年作为天主教耶稣会的修道士来中国传教，11月获康熙皇帝召见。康熙不赞成郎世宁所信仰的宗教，却把他当做一位艺术家看待，甚为礼遇。派郎世宁为宫廷画师，不给他传教的机会。
1722年康熙驾崩，皇四子胤禛即位，即雍正继位，传教士皆逢厄运，唯有在宫廷服务的教士受到特殊礼遇，向中国的皇帝和宫廷画家展示了欧洲明暗画法的魅力。作于雍正元年(1723年)的《聚瑞图》轴、雍正二年(1724年)的《松献英芝图》轴和雍正六年(1728年)的《百骏图》卷等画幅，都显示了郎世宁坚实的写实功底，体现了他早期绘画的特和面貌，具有浓厚鲜明的欧洲绘画风格和情调。在雍正年间，郎世宁根据皇帝的旨意，向中国的宫廷画家斑达里沙、孙威凤、王珓、葛曙和永泰等人传授欧洲的油画技艺，从此，纯属欧洲绘画品种的油画，在清朝的宫廷内也开始流行。从清代内务府造办处的档案中得知，在这段时间里，郎世宁创作了不少作品，但是保存至今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大多
已经失传了。雍正二年(1724年)，皇帝开始大规模地扩建圆明园，这为郎世宁提供了发挥其创作才能的极好机会。他有较长一段时间居住在这座东方名园内，画了许多装饰殿堂的绘画作品。其中既有欧洲风格的油画，还有在平面上表现纵深立体效果的欧洲焦点透视画。雍正皇帝对于这位洋画师的作品十分赞赏，曾经对一幅人物画的图稿做了如下评语:“此样画得好！”在宫廷之外，郎世宁还与雍正皇帝的几个同父异母弟弟关系颇为密切，如怡亲王允祥、果亲王允礼、慎郡王允禧等，为他们作画，并有多件作品流传至今。如《果亲王允礼像》页(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八骏图》横幅(江西省博物馆收藏)、《马图》册(上海博物馆收藏)等。这些作品和这一现象，一方面说明了郎世宁在宫廷之外频繁的艺术活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当时的满洲贵族圈子里，玩赏欧洲风味的艺术品是一种流行的时尚。
雍正在位13年，由乾隆继承大统。乾隆皇帝雅好书画诗文，在位期间重视宫廷绘画的发展，所以从康熙时就入宫的画家郎世宁仍然得到重用，成为宫廷画家中的佼佼者。乾隆登基时年24岁，每日必去画室看郎世宁作画。而且从现存的郎世宁作品上看，弘历在即位前任宝亲王期间，就与郎世宁相识，并有颇多接触，关系甚为密切。即位后的乾隆皇帝多次颁赐钱和实物奖赏宫廷画家，几乎每次都有郎世宁的份儿，与宫廷画家中的元老冷枚、唐岱等人待遇相同。后来乾隆皇帝还为郎世宁举行了非常隆重的七十岁寿辰祝寿仪式，赏赐寿礼甚丰，并亲笔书写了祝词。这时郎世宁已77岁，谙习内廷事务，他奉命描绘一幅帝后及11名妃嫔在一起的图像，画题是：“心写治平”，这是郎世宁所绘二百幅人物中最著名的一幅。乾隆在该画完竣、七十大寿及让位时看过此画三次，随即将画密封于盒内，旨谕有谁窃视此画，必凌迟处死。
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初十日(公元1766年7月16日)，郎世宁在他七十八周岁生日的前三天，病逝于北京，安葬在北京城西阜成门外的欧洲传教士墓地内。
《清史稿》列传291《郎世宁传》：郎世宁，西洋人。康熙中入直，高宗尤赏异。凡名马、珍禽、琪花、异草，辄命图之，无不奕奕如生。设奇丽，非秉贞等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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