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国际气候应对还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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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慈善家》2020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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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国际气候应对进程的关键年，各国在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同意在此之前重新审视各自的气候承诺，并在2020年提交新的承诺 一次漫长而无果的大会。东芝G900
单身贵族俱乐部 由于各方在重大且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2019年12月在马德里举行的第25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被拉长了40小时。最终，与会各国达成折中协议，同意在2020年下届大会前，提出对抗气候变化的新承诺，而碳交易市场等其他有分歧的问题，则留待下次大会处理。 2019年，全球爆发了大量大规模的气候抗议活动，“气候罢工”被柯林斯词典评为年度词汇。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从平均温度看，2015～2019年及2010～2019年 “分别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5年和10年”。 2020年，各缔约国将开启全面实施《巴黎协定》并递交新的气候承诺，碳交易市场问题以及各国自主贡献提升问题将在这一年被全球重点关注。
没有协议比
到家网 通过糟糕的协议更好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正式名称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COP），《框架公约》缔约于1992年，大会于2015年通过《巴黎气候协定》。在《巴黎协定》中，各缔约国确立目标，将全球变暖温度限制在比工业时期前只增高2摄氏度，更理想的目标是只增高1.5摄氏度。
马德里气候变化大会将来自全球200多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企业家、科学家以及环保活动人士聚集在一起。大会的关键任务之一，是完成对《巴黎协定》第六条，也就是对碳交易市场机制的谈判。 碳交易市场机制是《巴黎协定》的遗留问题，该机制允许超额减排的主体向超额排放的主体出售其“节省”下来的碳排放指标，以释放市场减排能动性。即便会议延期40小时，关于该议题的谈判仍未达成一致。 “碳排放市场问题是气候谈判里比较复杂的环节。”国际非政府环保组织“绿和平”政策顾問李硕告诉《中国慈善家》。李硕自2011年代表“绿和平”参与每届联合国气候大会谈
判，他认为碳市场谈判主要聚焦两方面：一是如何监管《巴黎协定》框架之外的自发性碳排放交易，二是如何在《巴黎协定》框架下建立新的全球碳交易市场机制。
欧盟在2005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碳交易市场机制，它覆盖了欧盟境内排污最为严重的发电站、工厂和航空公司，被其覆盖的企业碳排放量逐年下降。美国虽然至今未建立全国性的碳交易市场，但其区域性自愿减排组织“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RGGI）建立了与加拿大魁北克省之间的碳交易链接。2016年10月，国际民航组织（ICAO）通过了国际航空碳抵消和减排计划（CORSIA），形成了第一个全球性行业减排市场机制。
中国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于2017年12月启动，根据《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电力行业）》中的工作计划，覆盖电力行业的碳交易即将开始。马德里气候变化大会期间，中方也在不同场合表达了使用市场手段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决心。
李硕表示，对于上述自发性碳排放交易市场，如果《巴黎协定》的相关条文没有写清楚，则会导致包括重复计算在内的诸多问题。重复计算的含义是，减排量被碳交易双方同时计算入国家自主贡献（NDC）。虽然大多数国家认为无视重复计算的碳市场是有漏洞的，但在马德里气候大会上，以巴西为代表的国家拒绝规避这样的漏洞。“他们想去钻一些
氢键受体
空子，然后谋取经济利益。”李硕说。
各国正谈判建立的新的全球碳市场机制，将取代目前根据1997年《京都议定书》建立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在这一问题上，各方主要基于三点产生争议。第一是如何保障新的全球碳市场能在总体上减少碳排放。一些国家提出，要保障这一点，需要自动取缔部分在市场上流动的碳配额。第二是关于如何对碳市场交易征税——税收主要用于行政和补充气候变化适应基金，后者为弱势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支持。第三则是关于清洁发展机制，也就是旧的碳市场机制的碳配额单位转结问题。
欧盟和较多弱势国家坚决反对将在旧机制下已经发生的减排配额转结到新的全球碳市场机制中。理由是，如果这样，部分碳排放大国在2020年后的国家自主贡献将被这些已经发生的减排填充，这无益于新的减排行动。
清洁发展机制的核心内容是允许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从而实现减排量的转让与获得。目前，对于清洁发展机制注册项目是否真正促进了减排，国际舆论存在较大争议。李硕表示，由于清洁发展机制注册项目是通过“纸面推算”来进行的，所以在实际的减排核算上会存在一些问题，“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在内蒙古建林场，你
很难精确测量这10亩林场具体减了多少吨碳。”
亚米德·达格雷特是国际环保智库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的高级研究员，负责跟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发展。她告诉《中国慈善家》：“对于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从《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中受益最多的国家来说，减排配额的转结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在马德里气候变化大会上，包括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在内的国家希望，清洁发展机制下的减排配额可以转结到新的全球碳市场中。
国际非政府组织Care International全球气候应对政策顾问斯温·哈梅林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表示，期望转结清洁发展机制下减排配额的行为是把国家短期经济利益置于《巴黎协定》的完整性之上，“鉴于目前各国的减排计划完全不足以达到《巴黎协定》规定的1.5摄氏度控温上限，这样的行为是国际社会无法承受的。”
李硕表示，对于上述问题，中国总体上是不支持碳排放重复计算的，“但是中国又是‘基础四国’之一，所以中国的立场介于欧盟的完全不要重复计算和巴西的诉求之间，这涉及‘基础四国’的团结问题。在旧机制减排配额的转结问题上面，印度和巴西在马德里会议上是有很强的诉求的，中国采取了介于欧盟和巴西、印度之间的态度”。
美国环保协会公布的研究结果显示，全球范围内的碳排放交易可以将全球总减排成本降低59%～79%。以现有估值方法计算，这意味着在2020～2035年间将节约3000亿～4000亿美元。虽然对于《巴黎协定》第六条的实施细则谈判再次无果而终，但在马德里气候变化大会上，更多国家开始表达建立碳市场的意愿。国际排放贸易协会（IETA）主席德克·福利斯特在参加中国角的边会时透露，印尼和泰国计划明年开始筹备建立碳市场，塞内加尔和南非则考虑在电力行业中开展碳交易。
目前，关于碳市场的谈判被推迟到2020年英国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届时将主持谈判的英国前清洁能源大臣克莱尔·佩里在马德里大会结束后很快做出保证：“明年，我们将不遗余力地让碳市场变得清晰和确定，我们将与包括私营部门在内的所有人合作，制定明确的规则，展开透明的衡量。”对于马德里大会碳市场谈判的无果，克莱尔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没有协议比通过糟糕的协议更好。”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有人信守承诺有人退出聊
2020年是国际气候应对进程的关键年，各国在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同意在此之前重新审视各自的气候承诺，并在2020年提交新的承诺。
李硕告诉《中国慈善家》：“各国第一轮国内减排目标远远达不到科学要求的集体行动力度，所以2020年是一个时间节点，大家将在气候行动上加码。现在的问题在于，哪些国家能够进一步增强气候行动目标？”
2019年11月26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布了最新的《2019年排放差距报告》，报告指出，如果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2020年至2030年之间不能以每年7.6%的水平下降，世界将失去实现1.5摄氏度温控目标的机会。报告指出，全球的整体减排力度须在现有水平上至少提升5倍，才能在未来10年中达成1.5摄氏度温控目标所要求的碳减排量。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警告说，一旦升温突破1.5摄氏度的临界点，气候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将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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