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水年华怀故土 高山昂首问层霄 ——赵俪生先生逝世四周年祭 赵俪生（1917——2007），出生于山东安丘的一个书香门第 。17岁考入清华外文系读书，1935年与蒋南翔、王瑶等策划并领导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卢沟桥事变后，毅然投笔从戎，赶赴抗战前线。 负伤后在陕西、河南等地中学任教，一边从事地下工作。期间对明末遗民活动及顾炎武晚年在北方的活动做了考察和研究。解放初在华北大学、东北大学任教，后入中科院中央编译局。因不满院长郭沫若的工作作风，辞职外调到山东大学 ，成为《文史哲》创刊时期著名的七大编委和山大八骏之一。这段时期，他在国内率先进行中国农民战争史的教学和研究，成为这一学科的开山鼻祖。含片
57年来到陇上，任兰大历史系主任，负责筹建甘肃史学会、敦煌学、西北民族、边疆史地等团体与学科。这个时期完成了他平生治学的第二个重点——中国土地制度史，但很快被打成右派，发表文章的权利基本被剥夺。期间下放夹边沟进行劳动改造。晚年从事明末遗民 活动及顾炎武、文化史的研究。2002年，6典当行管理办法卷本《赵俪生文集》出版，是先生长达70年的学术结晶。其史学研究早在五十年代，就被顾颉刚称作“史学界的杨小楼”，可见评价之高。
赵先生生长于齐鲁大地，是位典型的山东汉子。它不但学问好，脾气也大。每读先生的文章，总能感到一种真情和血性。先生讲课的风采，同时代人有许多生动的回忆，我称之为消费税暂行条例‘学人风采’。看过先生的照片，不管早中晚年，总有说不出来的一番味道。我想大概就是先生有着军人特有的那种英姿飒爽，加上那副十足的中国式绅士气度，透着学者的儒雅和洒脱。
赵先生的文集计六卷，去世前由兰州大学推出。想着买上一套，可惜知道的晚了。一次看到人家从书店的收银台上拿着整套的文集结账时，赶紧询问，结果这是库房仅存的一套，还是预定的。
说起先生的学问，得从我私淑魏明安教授的那个时候说起。上中专的第三年，一次偶然的相遇，我有幸成为魏明安教授的私淑弟子，跟他学了将近三年的秦汉史，课余时间让我自攻《资治通鉴》，先生特意为我划了时间段，唐末到五代的那几十年。双目失明多年
的恩师，有时从博导那里，推荐过来一些读博的青年，我也常常旁听，记得有李商隐的诗、六朝志怪、唐人传奇，还有魏晋玄学思潮等。先生对李商隐《锦瑟》诗的赏析，得到国内众多唐诗学者的推崇和认可。闲了聊上几句，他会问我喜欢谁的文章，我一口说出赵先生的大名。他翘起大拇指，连称赵先生是名副其实的大学问家，自己远没有赵先生那样的学术成就。后来，先生问我若想拜访的话，他打电话过去，并说赵先生住在离他很近的二十二号楼上209室。我以赵先生年事已高，身患重病而婉然相拒。不料毕业后，飘泊奔波，居无定所。有时打个电话过去，师母任菊君接上，问我怎么不来看看老师，他常常念叨你呢！我说有空一定过来。老师的身体一年一年的衰老下去，病魔的长期折磨耗尽了先生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后来连正常的走动都有困难，大前年，听师母说，已经口齿不清、耳朵分辨不出我的声音。
零五年春夏之交，我去武昌，畏友向珂问及赵先生的近况，我将所知一一相告。零七年初冬，赵先生离开了他的亲人和朋友，大概恩师并不知晓。想起春天的校园里丁香袭人，赵先生夫妇俩相互搀扶行走的身影，不免想起那句古老而又时髦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旧城改造”。时至今日，先生逝世已有四个年头。作为后学，我对赵先生有过发自内心的崇敬和仰慕。继而读其著述、译文，每与诸友共赏。赵先生素喜书画，平生无它嗜好，偶酌绍兴黄酒一
盅兴味自得。但知先生在甘逾半个世纪，以历史教学和研究服务于被他称作第二故乡的这片土地上，其迹可寻、其事可记、其学可传、其人可亲！
先生本是清华外文系的高材生，在清华读书期间，从事《清华校报》的编辑和外国文学的翻译与小说创作。留在手边的一本《中条山的梦》即是先生四十年代初的小说，我看过两遍，文笔极好。抗战前夕，先生以一介书生，与蒋南翔、王瑶等人领导并策划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先生率领学生抬棺游行，遭到国民政府的残酷镇压和通缉，但这次运动最终取得胜利，国民政府被迫向日宣战。在经历这次运动后，先生在革命思想上迅速走向成熟，为着民族的存亡和祖国的统一不惜放弃‘大好前途’ ，奔赴抗日前线。
负伤后，先在陕西乾州等地的中学教书，后来去了河南大学任教，一边从事地下工作，一边开始历史研究。这段时间，有幸与著名学者、思想史家嵇文甫先生共事，他们来往密切，对嵇先生所涉及的明末遗民运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对顾炎武晚年在山陕一带的活动做了一番考察，足迹到达关中和三晋。这为他从事顾炎武及明末遗民活动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解放初，先生在中科院、中央编译局工作。任教山东大学历史系，为《文史哲》创刊时期著名的七大主编，受到的高度称赞。并在国内率先开始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土地制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两部著作的出版，成为先生这一时期学术研究
夏新功放的一个高潮，顾颉刚先生称他为“史学界的杨小楼北京个别患者出现非典型症状”。
五七年先生离开山东大学，来到陇上。任教兰大历史系兼系主任，负责甘肃史学会、敦煌学、西北民族、边疆史地等团体与学科的筹建工作。五七年后，先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期间下放夹边沟劳动改造。结束，先生重返讲坛，其时先生年逾花甲。晚年，勤于教学和研究，桃李遍天下。许多学术著作得以问世，可惜先生感到力不从心了！宏大的学术抱负只能成为先生永远无法挽回的遗憾！我曾想过，以先生的家学和师承身受及其自身所具备的条件来说，倘若有个好的著述环境，先生之学成就一代大师可矣！可叹先生生不逢时，未能尽展平生所学，让人不免唏嘘一番！作为晚辈，我自然只会发出几声没有任何意义的感慨和愤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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