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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
自从上个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免去周济教育部部长的职务，调任中国工程院党组副书记后，作为他很久以前的“身边工作人员”，我一直在关注着媒体，特别是网络上对他的种种议论，也有一些网民希望我写点东西。说实话，这个时候写此类话题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说他的好话，那叫“伸着脑袋接石头”；说他的坏话，那叫“良心被狗叼走了”。以我“天下事从来不急”的套路，近一个月过去了，多少风平浪静了，该写点什么。正好我在学习十七届四中全会文件,对中央委员和省部级领导干部需要具备的“三大思维”做研究，周济恰好也属于这个范围的人。不过，我不写2005年2月以后的事情，因为从那时起，我重新被领导动议回学校政策研究部门工作，按照“逐级是汇报，越级是告状”的行规，我再没有去北京见当时的“周部长”，只是在武汉，在周老师父亲母亲去世的葬礼上，见过他两次。本文写写我与周济老师的交往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对我的启示。不主掌教育部，他已不再是我们的部长；我一个四级教授当不了院士，他也不是我的院长。因此，此文绝无阿谀奉承之意，也无与“捣周派”争论之意，特此赘言。
一、顶天立地，科学创新
dormicum2003年3月，周济成为教育部部长之后，北京的各大媒体照例采访了这位新部长。周济讲了许多观点，其中有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今天的一代学生，是最幸运的一代新人，也是充满希望的一代新人。他们在学习期间恰逢我国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几年、十几年后，他们将投身于实现祖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将在他们的奋斗中实现。他寄希望于青少年一代，要成为“顶天立地有本事”的人。“顶天”，就是要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昂扬的激情，有坚定正确的方向；“立地”，就是能够求真务实、踏实苦干、团结合作，有艰苦朴素的作风；“有本事”，就是要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科学创新的方法。
我是最早听到他这个高论的人。1993年4月的一天，当时我在学校教育管理科工作，根据领导的指示，我主编一期“毕业生专刊”，写完“校长寄语”后，还想来个“教授寄语”。当时我
采访的对象是另外一个老师，没想到走出行政楼，正好遇见了周济老师。我与周老师同属机械学院机械设计教研室，只是我很早就离开技术领域从事管理工作。不过，在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表彰优秀归国留学生时，受教研室老领导所托，我采访过周老师，并写了一篇关于他的典型材料，这篇文章还被《研究生与学位教育》杂志用过。见到周老师，我连忙说，您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周济说我能帮你什么忙。我说，能否写一个几百字的“教授寄语”。周济笑着说：“我太忙了，而且也说不出什么。”我说，就把您如何成为教授的人生真谛、箴言、警句之类的东西说几个，我帮您写可否？周济想了想，说了一句我绝对想不出的话。他说，如果说我还有所成就的话，那得益于我在大学毕业后到军垦农场，在农场大门口看到的一段语录，那是主席当年给抗大学员的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还简要地说了他对这三段话的理解。不久，我就根据他的意思，写了不足千字的短文《方向?作风?方法——周济教授寄语毕业生》，并将这篇文章与当时的“校长寄语”同时放到了报纸的头版。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分析
后来，这篇文章成为我与周济打交道十多年“敲门砖”，也是我受教益最多的十多年。可见,人刻意所为之事未必有结果，不经意的事情对人影响很大。随着我对他的了解，我对“做一个顶天立地有本事的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周济告诉我：“方向最重要”，一个没有方向感
的人做什么都做不好，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管理；“吃苦是基础”，一个吃不起苦，吃不起亏的人就得不得别人的认可；“方法不可少”，人们一般瞧不起没有本事的人，要想过桥总得船，总得造桥。的确，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三足鼎立”:早年考入清华大学；后来新疆8年历练；再后来后第一届研究生，第一届留美生，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回国从一个讲师做到院士，也不过二十年的时间。在他从教育部部长位置上“下台”之后，一位自称了解内幕的人，把周济贬得一钱不值，什么“”中的清华生，二流美国学校的博士生，没水平的院士，洋洋洒洒几千字，我看后只有苦笑。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人们完全有理由批评他的种种不是，只要做到“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即可，但把他说成一无是处就不客观了。这使得我对什么是“小人”，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在知识分子圈子里，这种“小人”非常多，其共同的特点是：“损人不利己”。我写过校史，1966—1976年那段是我起草的，当时我就得出了一个结论：“文化大革命从来不是工人农民整知识分子，而是一些知识分子整另一些知识分子。” 不过，落井下石的小人是要遭报应的。
在周济老师做副校长兼学校科技开发总公司总经理时，我是总公司办公室主任。一日，我
陪他出差，在路上闲聊。他问我，你知不知道我们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不少人都发展得很好。周济是清华大学的本科，所以他对清华大学情有独钟，虽然他入学的第二年就搞文化大革命，也的确没有学到什么。但是一位大家曾经说过，什么是教育，教育就是那些若干年后，人们将当时的东西遗忘后还能够留下的东西。我说我知道，这不是我恭维他，我做过十年的大学生发展指导中心的主任，况且这也是常识。周济接着说，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知道一点但不全。他说，发展好的，基本上都是当年的学生干部，我们这些学生干部有一个标准口号：“听话，出活”，这是对“又红又专”指示的诠释。听话，就是要把领导交办的事情听进去；出活，就是要把领导交办的事情做好。周济接着说，一般而言，听话的，往往出不了活；出活的，却往往不听话。我对你的要求也是“听话、出活”，否则你就不要在我身边工作，你要做不到也可以提出来不在我身边工作。it时代周刊
我当时，还不是特别理解周济的这番话，直到他当上了教育部部长，在一次司局长会议上把“听话、出活”作为对下属的要求；直到他那些“听话、出活”的学长走到了更远。我逐渐领会了这句非常简单话语的深奥之处。历史不能假设，领导不能选择。喜欢听话的领导，不在乎你是否出活，你只要会拍马屁就可以了。喜欢出活的领导，不在乎你是否听话，你对他的态度无所谓。可只有“既能听话，又能出活”之辈，才有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在这点上，
清华大学的学生有着一种类似“蝙蝠”的特质。蝙蝠——哺乳纲，翼手目动物的通称，是具有飞翔能力的哺乳动物。它们会飞，但不是禽；它们哺乳，但还会飞。清华人还有一个本事，既能够在强于自己的领导者手下“听话、出活”，也能够在暂时不如自己的领导者手下“听话、出活”；既能够在顺境是如此，也能在逆境时如此。他们良好的心态和状态，得益于他们母校的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也得益于他们早年做学生干部的训练，所以当时的校长蒋南翔说过：“年轻时候做一点政治工作，终身受用无穷。”许多人对周济这次到中国工程院任职说三道四，其实你看一看曾经担任过清华大学政治辅导员，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同志在11月4日到中国工程院视察时，知晓顶层政治格局的新华社记者的一张照片里，出现了周济的身影，还是那么乐呵呵的，就可以看出点门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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