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风度摘抄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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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无所系，精神无所寄托，你就没着没落，既无法‘安身’，也无以‘立命’，也就不在意什么，一切都无所谓，也就自然谈不上守护什么。
历史学家应该在道德压力行动起来，去恢复一个民族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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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人生最辉煌的一页是在殷墟，此后，考古学家和他发掘的遗址天各一方，路途迢迢。身不能回大陆的李济，晚年心中是否牵挂殷墟？隔海相望殷墟，心中是怎样一番滋味？
国人纷纷开始“疯狂英语”了，英语水平俨然已成衡量一个人“素质”的关键标准之一，然而老先生们也纷纷离去，还有谁在怀念英语作为一种语言的美吗？
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为学者立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冯友兰的雄文，则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治”的光荣品质。
然而何炳棣在对碑文大加推崇后，随机颓然抱憾：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未数载即开始消逝了。
东京帝国饭店，盟军最高统帅部中国联络官为梅法官举办接风宴会。宴会上，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顾毓琇，将一柄装饰华贵的宝剑赠予梅汝璈。梅汝璈深深鞠躬，双手过顶接剑。他说：“‘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非壮士，受之有愧。”顾毓琇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 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 今天，图书馆里，灰蓝封皮的《顾维钧回忆录》摆放得整整齐齐，积了一层薄薄的灰，显然少有人问津。这个人，已经成为一段传奇。
蒋廷黻认定中国知识分子太爱惜羽毛，不肯牺牲自己的清誉，对此他甚至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我国几千年来最无贡献的阶级是士大夫。我心发火的时候，不免要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鼓掌。”
邓小南感叹：“他这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界风气，那时的学者坦诚相见，大家习以为常。但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 “直道挺儒林，矫俗惟凭孤剑勇。”
建筑史也许该记录这样一次有趣的饭局：上世纪 50 年代初，中国最负盛名的两位建筑师 农村妇女肥大>吴泽恒杨廷宝和梁思成，以及他们的学生辈，在北京东安市场一家饭馆就餐。谈话间，杨廷宝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又坐下，又站起来，打量着面前的桌椅，然后从怀中掏出卷尺，量好尺寸，一一记录在小本上。 他说，这套桌椅只占了极小的空间，而坐着甚为舒服，所以引起了他的注意。 清华大学图书馆被视为三代建筑师“契合”的经典作品，1919 年由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设计，12 年后由杨廷宝设计扩建，1982 年由清华名教授关肇邺第二次设计扩建。关肇邺曾经回忆自己初次见到清华图书馆时的情形。抗战刚胜利，以清华园为伤兵医院的日军撤走不久，到处荒草没膝，满目疮痍，图书馆内大理石地面上满是血污，杂物狼藉，然而“外表的凄凉”丝毫不能掩盖这座建筑一二期设计浑然一体的“内质的壮美”，使人“久久不忍离去”。 关肇邺在杨廷宝的扩建设计中读出了“一种整体思想，一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建筑师的设计理念” 。 这样一种理念，正是当下中国建筑和整个社会所稀缺的。关肇邺感叹： “经常可以听到人们对不少建筑只想夸张突出自己，标新立异，不顾整体关系的抱怨。这在商业街区上为广告宣传的目的使然，倒也罢了。但这种风气已蔓延到政治性、纪念性、文化教育性建筑中去，实在不能不说是建筑学的一大误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建筑的拥有者、投资商以此来显示炫耀自己；一些建筑师也自觉不自觉地以此突显、表现自己。受害
的则是我们的城市整体形象及其潜移默化对社会思想的侵蚀作用。”
这样的日子里，他的学生记得一个场景：70 多岁的老人，用钢笔在大约一尺见方的纸上画着，是一幅精心的设计方案鸟瞰图，线条仍然稳练，但手有点哆嗦。
1931年12月3日，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梅贻琦留下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有过更公允的评价：没有周诒春，就没有梅贻琦；没有梅贻琦，也就没有蒋南翔。......他还公然表示，把思想说成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是不科学的，应该是发展中的一个“高峰”。
研究过春晖中学校史的张清平评价：当教育传达出对学生的善意、信任和关爱时，唤醒的是学生的向学之心和向善之志。
历史学家应该在道德压力之下行动起来，去恢复一个民族的记忆。
晚年的梁思成常笑着对后辈说：“别看我现在又驼又瘸，当年可是马约翰先生的好学生，有
名的足球健将，在全校运动会上得过跳高第一名，单双杠和爬绳的技巧也是呱呱叫的······好了，好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不过说真的，我非常感谢马约翰。想当年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怎么搞野外调查？在学校中单双杠和爬绳的训练，使我后来在测绘古建筑时，爬梁上柱攀登自如。”
潘光旦曾写过一篇《国难与教育的忏悔》，认为近代以来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总括起来就是，教育没能使受教育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中国教育没能跳出三个范围。一是平等教育和义务教育，目的只在普及，而所普及的不过是识几个字，教大众会看简单的宣传文字。二是职业教育和技能教育，目的显而易见，只是教人学些吃饭本领三是所谓才人才教育，充其量只不过是培养一些专家或者文官。这三种教育和做人之道都离得很远。 潘光旦(1899～1967)，字仲昂，江苏宝山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赴美留学，后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务领导。研究社会学、优生学、性心理学、民族史等，卓有成就。
其实，给予《大公报》最高评价者，恰恰是解放前的。1945年，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举世瞩目的和平谈判。期间，他曾两次约见王芸生，单独交谈甚久。后来大公报馆回请，宴会后，当场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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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清廷筹办“万寿庆典”，为慈禧太后祝70寿辰，林白水愤而写下一副对联：“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湾，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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