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初，芭蕾这一带着仙风之气的外来艺术开始进入中国。50余载间，中国芭蕾在“三化”座谈会等重要契机的推动下，经历了学演到自主创作的过程，涌现出《红娘子军》《白毛女》《沂蒙颂》《草原儿女》等经典作品。这些作品内涵上以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为指向，呈现出与其他国家芭蕾作品截然不同的风格特。其中洋溢着“战士”般的形象风格，形成一种以“红”为主的中国现代美学特，代表着芭蕾在中国得到本土化的发展和认同。【关键词】 仙女；战士；新中国经典芭蕾舞剧 一 、仙女：20世纪前半叶的新客
芭蕾传入中国的时间，可追溯至20世纪初叶。彼时中国打开长期封闭的大门开始与外界接触，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芭蕾走进中国大地，这位自带欧洲皇室贵族审美的“美人儿”，以一种超然世外的仙风与当时国内所有的舞蹈风格区别开来，而这样一种自带仙气的风格在世界范围内演绎延续至今，仍然是许多人的审美理想和追求。
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芭蕾在20世纪之初的中国，以仙气十足的艺术形象，完成了从审美陌生到审美接受的历程。20世纪的前50年里，芭蕾主要通过外来芭蕾舞蹈家在上海、哈尔滨、天津等几大城市，以公演和兴办芭蕾舞学校的方式与中国民众相见。比如1922年世界级芭蕾舞演员安娜·巴普洛娃在上海租界公演经典芭蕾舞剧作品《天鹅之死》；1926年暮春，苏联莫斯科国家剧院歌舞团在上海卡尔登戏
院公演芭蕾舞剧《关不住的女儿》《吉赛尔》《葛蓓莉亚》《火鸟》《塞尔维亚的假日》；1935年3月上海俄侨组织的舞蹈团体在上海兰心剧院演出现代芭蕾之父福金的经典舞蹈作品《西尔维娅》《伊尔戈王子》《城市面具》等。然而，与中国这方土地结缘，此时的芭蕾的演绎却又似乎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民族苦难毫不相干。那些挥动着纱裙的舞者们，飘然而至，泛起的只是
[1] 又名为《关不住的女儿》，创作首演于1789年7月法国波尔多大剧院，
编导多贝瓦尔，是目前在剧院里上演的最古老的反映平民阶层生活的芭蕾剧目；1957年经查普林指导排练，首次由北京舞蹈学校芭蕾专业的师生在北京将该剧搬上中国的舞台。
[2] 该剧经古雪夫的教导，于1958年7月1日在中国由北京舞蹈学校在天桥剧
场成功进行演出，主演：白淑湘、刘庆棠。
[3] 又名为《海盗》，创作首演于1856年，首演团体法国巴黎歌剧院；编导马
季里耶，1959年4月18日经苏联舞蹈专家彼·古雪夫指导，由北京舞蹈学校首次在天桥剧场排演了此剧。
[4] 该作品1954年来华演出版本导演是巴拉托夫；编剧是季霍米罗夫；主演是
鲍夫特、列金娜、托里斯基等。该作品最早版本是由茱莉斯·佩罗编导；首演于1844年英国西区剧院。
[5] 该剧根据康·如科夫斯基的童话故事改编。首演时间：1947年；地点：新
西伯利亚音乐舞蹈剧院；编导：伊·莫罗左夫。[6] 该版本是1960年6月经古雪夫导演，由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剧团在北京天桥剧场演出。
[7] 1957年首演于莫斯科大剧院，编导尤里·格里戈罗维奇。
[8]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在新建成的人民大会堂由莫斯
科大剧院明星乌兰诺娃、谢尔盖耶夫等领衔的140多人进行演出，这期间受到许多人一致好评。
[9] 该剧1955年2月在日本东京比谷公会堂首演，它是根据我国歌剧《白毛
女》进行改编的芭蕾舞作品。
虚无缥缈的高冷，与当时的战争与苦难显得格格不入。但它却悄然打开了进入中国舞蹈的一扇门，让中国经典芭蕾的形成有了可以言说的可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吸收与融合外来优秀艺术的倡导下，中国芭蕾舞剧成就了一段东西方艺术形式融合的佳话。
二、 “仙女”到“战士”的转变过程
（一）学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芭蕾进入学演外来
经典作品的时期。从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的建立，至苏联芭蕾舞蹈专家查普林、古雪夫到舞校传授苏联芭蕾舞剧创作经验，中国的舞台上先后排练演出了《无益的谨慎》[1]《天鹅湖》[2]《海侠》[3]等世界著名的芭蕾舞剧作品。在学演外来芭蕾舞剧的过程中，依照外来编导家的经验和要求，以李承祥为代表的演员们，为了塑造好舞剧中的人物形象，翻阅大量相关文献体会角情感，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优化舞台调度和动作，舞蹈能力迅速提升。
同期，外来团体也在中国演出芭蕾舞作品。例如1954年10月26日至1955年1月5日期间，苏联莫斯科音乐剧院在北京天桥剧场演出了三场大型芭蕾舞剧《天鹅湖》《巴黎圣母院》[4]《阿依巴利特医生》[5]；1957年苏联新西伯利亚歌舞剧院芭蕾舞
团在上海文化广场等地演出了芭蕾舞剧《幸福之案》《天鹅湖》《堂吉诃德》《吉赛尔》[6]
《宝石花》
[7]
《雷电的道路》[8]；1958年3月日本松山树子芭蕾舞团在北京天桥剧场演出了芭蕾舞剧《白毛女》[9]
等。总结这一时期的芭蕾作品，以外来经典为主，大部分形象呈现了一股如“仙女”般轻盈的舞风。虽然其中有以非洲人民与殖民主义、民族压迫、种族歧视作斗争为题材的作品，但本质上，这些舞剧内在动作的“核”仍然带着古典芭蕾作品的身影和西方文化下“仙女”形态的基调。
在这一时期，苏联专家作为外来辅助的角，大力助力于芭蕾这位“新客”“引进来”的过程中。而学演则表明此时中国芭蕾舞人意将这一具有国际符号的艺术形式在中国扎根开花的决心。
芭蕾舞剧《天鹅湖》 中央芭蕾舞团演出（中国舞蹈家协会提供
）
[1] 李承祥：《李承祥舞蹈生涯五十年》，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版，第27页。[2] 在20世纪60年代《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数篇讨论音乐舞蹈“三化”问
题的文章。
[3] 首演时间：1964年9月，首演地点：人民大会堂小礼堂；首演团体：中央
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编导：李承祥、王希贤、蒋祖慧。
（二）契机
连轧1963年9月周恩来总理观看完由北京舞蹈学校
我感到了阳光
刘顺元实验芭蕾舞剧团演出的外来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后，对蒋祖慧等舞剧主创人员说：“你们可以一边学习排演外国的古典芭蕾舞剧，一边创作一些‘革命题材’的剧目。为了适应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可以先编一个外国题材的芭蕾舞剧，比如反映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的故事。”[1]此后，中国芭蕾舞剧团很快成立，
创作中国自己的芭蕾舞剧成为其当时的重要任务。
经过种种条件的酝酿，芭蕾的发展在中国开始迈向具有实质性的一步。1964年1月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舞蹈家协会为了贯彻“搞革命题材舞剧”这一提议，特意在北京联合召开首都音乐舞蹈工作座谈会，围绕音乐和舞蹈革命化、民族化、众化的问题展开讨论（故这一座谈会又简称“三化”[2]座谈会）。此后，整个文艺界的仁人志士纷纷“撸起袖子”，在文化与艺术这一隅之地上积极践行“三化”座谈会上所确立的创作方向。而这便是中国第一部民族芭蕾舞剧《红娘子军》创作的背景。
在当时环境下，芭蕾在中国的发展被推向快车道。特别是以“三化”为指南的创作要求的提出，预示着芭蕾可能打破舞台上既定的“仙女”风格模式，转向一个更为开阔的民族化方向。
（三）创演
伴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悦，1950年9月，
响应斯德哥尔摩保卫和平大会的号召，北京各大艺术家通力合作为世界和平日打造了舞剧《和平鸽》。其中具有西方芭蕾学习经历的舞蹈家戴爱莲，在舞剧中以芭蕾作为主要语言担任主演，芭蕾这一具有国际基因的符号语言艺术在创演层面获得了初步尝试。这一次的尝试作为芭蕾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历史之必然，所塑造的“鸽子”形象与外来学演的芭蕾经典作品《天鹅湖》中“天鹅”之形象，同属于动物属性上
张鸣岐
的形象仿造，气质上仍保留着西方芭蕾舞剧中身着白裙、动作轻盈优雅的既定印象。随着进一步的探索，舞剧《和平鸽》的创作演出对于此后芭蕾舞剧在审美的接受、语言与形象的配合上均具有经验层面的重要意义。
随后“三化”契机使芭蕾迎来发展的新势头。
1963至1964年舞剧《红娘子军》[3]受同名电影剧本启发，根据海南琼海地区有关“娘子军”的原型故事人物，历经采风、体验生活之事实，到进一步创作的动机和灵感。在整个创作的过程中，舞剧编导围绕题材、语言和芭蕾舞剧传统创作习惯等方面的问题做出一系列的思考。最终得以呈现出一为全人类解放奋斗的女战士，在芭蕾脚尖的立落之间，雄赳赳、气昂昂的形象姿态。可以说，舞剧《红娘子军》的出现，改变了当时中国芭蕾舞台上长期演绎的形象和风格，中国开始探索属于自己民族的芭蕾发展之路。尤其作品中洋溢的“战士”形象之味，表征着20世纪60年代的时代主题。
同时，
不满足于停留在搬演和介绍外国芭蕾舞剧
舞剧《沂蒙颂》剧照（中国舞蹈家协会提供）
[1] 首演于1965年5月所举办的第六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上；演出地点：上
海文化广场；编导：胡蓉蓉、傅艾棣、程玳辉、林泱泱。
[2] 首演时间：1974年5月；首演团体：中国舞剧团（原中央歌剧院舞剧
团）；首演地点：北京天桥剧场；编导：李承祥、郭冰玲、徐杰。
[3] 首演时间：1974年5月；首演团体：中国舞剧团（原中央歌剧院舞剧
团）；首演地点：北京天桥剧场；编导：王世琦、栗承廉、王希贤。[4] 根据同名京剧《杜鹃山》改编，首演时间：1974年；首演团体：中国舞
剧团；编导：李承祥、徐杰、王世琦、栗承廉。
的层次，1965年上海市舞蹈学校受“三化”座谈会的影响，在民间白毛女故事的基础上，借鉴歌剧《白毛女》的成功创作，结合此前两次不同规模的创作经验，编导演出了大型芭蕾舞剧《白毛女》[1]。在
梯子不用时请横放上海舞蹈学校创作演出舞剧《白毛女》之前，日本松山树子芭蕾舞团曾于1955年用中国革命斗争题材举起日本芭蕾舞革命的旗帜，创作了舞剧《白毛女》，并于
1958年来中国演出。中日两部芭蕾作品虽同名、同
题材、同舞种，但受创作主体文化和视角不同的影响，表达上仍具有明显的文化辨识度。日本松山树子芭蕾舞团演出的芭蕾舞剧《白毛女》是外者眼光视角下编导的中国题材作品，保留歌剧《白毛女》之精髓，足尖上“喜儿”的体人物形象，在《北风吹》这类熟悉的歌曲中传达了生命的主体愿望。上海舞蹈学校作为民族芭蕾舞剧《白毛女》创作的主体，不仅将民间题材中喜儿、杨白劳的形象，以一种强有力的手法，塑造成了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战士”般的舞蹈形象，而且塑造了大春这样的军人形象，这些形象的表
达经传播在国内家喻户晓。
舞剧《红娘子军》和《白毛女》的创作演出让中国芭蕾舞剧创作开启了从仙女到战士的转变，到了中国芭蕾舞剧创作的方向。在此后，相继创作演出了诸如《沂蒙颂》[2]《草原儿女》[3]《杜鹃山》[4]等芭蕾作品，这些作品以题材、形象、创作模式等具有一定的相似度，形成一个作品。它们塑造了一批敢于斗争的工农兵舞蹈形象，筑就了芭蕾里的“战士”风格形象
。
舞剧《白毛女》 上海芭蕾舞团演出（1967年）（中国舞蹈家协会提供）
江西省政府办公厅三、“战士”形象的风格成因(一)现实主义创作传统
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中国芭蕾舞剧作品中所展现的“战士”形象，离不开芭蕾这门艺术已在中国发展所打下的基础，这种风格的形成也与当时舞蹈创作崇尚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息息相关。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舞蹈家吴晓邦举起“新舞蹈艺术”的大旗，创作了一批属于现实主义手法的舞蹈作品，他曾在《新舞蹈艺术概论》一书中谈到“现实主义舞蹈”这一概念[1]，意即舞蹈的时代性、生活性和现实性。他的代表作有《义勇军进行曲》（1937）、《丑表功》（1938）、《春的消息》（1940）、《饥火》（1942）等。与此同时，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和梁伦也将舞蹈创作与国家前途命运联系起来，创作出一批反映现实的作品，如《东江》（1941）、《卖》（1941）、《空袭》（1941）、《饥饿的人们》（1945）、《希特勒尚在人间》（1945）等，这些作品陪伴着中国舞蹈奋战于民族解放和独立的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现实主义作为创作的原则，仍然受到了文艺创作者们的青睐和推崇，例如《乘风破浪解放海南岛》（1950）、《金仲铭之家》（1952）、《五朵红云》（1959）、《不朽的战士》（1959）等舞剧作品。这些作品围绕现实性和典型性来表现题材，塑造人物，讲述革命艰苦历程，歌颂为实现民族自由和解放而奋斗革命的战士英雄们。
当然，这种文艺中使用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和手法，古已有之。因此作为文艺创作的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在这一时期的芭蕾舞剧创作中得到了延续，并被赋予“革命”之彩，创作的芭蕾舞剧作品，经现实主义这一主绳的牵引，洋溢着激情风味
。芭蕾舞剧《草原儿女》中央芭蕾舞团演出（中国舞蹈家协会提供）
[1] 吴晓邦《新舞蹈艺术概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第64页。
豫公网安备41160202000603
站长QQ:729038198
关于我们
投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