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列夫·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是19世纪俄国最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也是公认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托尔斯泰的创作生涯长达约60年，为后人留下了为数众多的优秀作品，他和巴尔扎克一起被人们称为现实主义文学中两座最高、最辉煌的峰峦。 一、生平和创作
1828年9月9日，托尔斯泰出生于莫斯科以南约160公里的图拉省克拉皮县亚斯纳雅·波良纳的一个贵族伯爵家庭。两岁时母亲去世，9岁时父亲去世，以后在姑母的监护下长大。童年家庭生活的不幸，使托尔斯泰养成了沉思默想的个性，在幼年时他就开始了对人与上帝之类问题的追问。早年，他在家庭中接受的是贵族式的启蒙教育，1844年进喀山大学东方语文系，次年转到法律系。在大学期间，他感兴趣的是文学与道德哲学，广泛阅读了这方面的著作，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接受了卢梭思想的深刻影响。1847年，由于对学校教育的不满，他自动退学回到自己的世袭庄园。他一面有计划地自学各种学科的知识，一面亲理农事，并企图通过改革以缓解农民与地主的关系，但这种改革却因得不到农民的理解而告失败。在灰心失望的情况下，他在莫斯科上流社会过了一段懒散、荒唐的生活，同时也在心烦意乱、焦虑不安中思索着道德上纯洁完善的问题。1851年随兄到高加索服军役，在高加索的6年生活中，他曾在克里米亚参加保卫塞瓦斯托波尔的战争，并担任炮兵连长。在军务之余，他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和历史著作，并开 始了文学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了《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6年退伍回到庄园从事农事改革，但又以失败告终。
《童年》（1852）、《少年》（1854）和《青年》（1857）是自传体小说，这组三部曲通过对贵族出身的尼古林卡的思想与感情变化的描写，揭示了一个青年人的成长及其同周围环境的关系，反映出他努力寻自己生活使命的过程。托尔斯泰把主人公逐步发现世界和认识自身的历史作为三部曲内在的结构线索，深刻而细致地展现了主人公感情和心理世界的千变万化，表现出道德探索和心理分析的创作倾向。《塞瓦斯托波尔故事》（1855—1856）是反映克里米亚战争的短篇小说集，不仅表现出作者对战争生活的深刻理解，而且还在发扬了三部曲道德和心理探索特点的基础上，显示出史诗式的叙事风格，初步展露出以后构思《战争与和平》的创作才情。自传性的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首次表现了作者对农民问题的探索。小说写青年地主聂赫留道夫从大学退学回到自己的庄园搞农事改革，试图帮助农民改善贫困的处境，决心为谋求农民的幸福而献身，但农民怀疑他的诚意并拒绝他的帮助。他在失望中看到了地主与农民之间深深的隔阂。聂赫留道夫是一个探索者形象，他身上反映了当时托尔斯泰思想的主要特征。 在农事改革失败后的1857年，托尔斯泰带着苦闷矛盾的心情到德国、法国和瑞士考察。他在综合了这次旅行感受的基础上，写出了短篇小说《琉森》（1857）。它是作者根据在瑞士的小城琉森看到的一件真事写出的。小说在对资本主义文明与个人命运问题的探讨中，表现
了作者对19世纪资产阶级文明的怀疑、不满与批判，以及对真理和善等永恒道德原则的呼唤。50年代末，托尔斯泰与革命民主派在农奴制和艺术观问题上发生分歧，1859年他与《现代人》杂志分离后，从彼得堡回到故乡的庄园。他在家乡创办学校，把教育视为社会改良的重要途径。1862年9月，他和莫斯科名医别尔斯的女儿索菲亚结婚，婚后生活幸福，这减轻了他精神上的苦闷，也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 新安琪儿1863年，他的中篇小说《哥萨克》发表。主人公奥列宁是一个带有自传性的精神探索者形象，作者通过他表达了自己对俄国社会问题和贵族出路问题的苦苦探索。小说描写哥萨克的生活，展现了庄严而又朴素，宁静而又彩纷呈的生活画面，并在这些描写中贯穿着对哥萨克那自由、纯洁和明朗的内心世界的细致刻画，人物的心理描写与广阔的社会背景描写相结合，这些都表现出托尔斯泰小说史诗性风格的发展，为创作《战争与和平》作了准备。
1863年，托尔斯泰停止办学，潜心研究历史和从事文学创作，他企图在历史和道德的研究中到解决俄国社会问题的答案。1863年至1869年，他写出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
《战争与和平》是托尔斯泰的三大代表作之一。小说以包尔康斯基、别素号夫、罗斯托夫、库拉金4个贵族家庭的纪事为情节线索，从战争与和平两个方面来表现俄罗斯民族同拿破仑侵略者、俄国社会制度同人民意愿之间的矛盾，肯定了俄国人民在战争中的伟大历史作用。他努力写人民的历史，把卫
国战争写成是为人民的正义之战，高度赞扬了人民众高涨的爱国热情和乐观主义精神。审美地运用和描写历史材料，在历史事变中描写人，是《战争与和平》的一条基本的创作原则，也是使小说产生宏伟的史诗风格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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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着重通过对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彼埃尔·别祖霍夫和娜塔莎·罗斯托娃这三个中心人物的描写，回答贵族的命运与前途的问题。安德烈才华出众，善于解剖自己，不倦地探求生命的意义。他身为贵族，但能跳出上流社会那“蛊惑的圈子”，寻自我的真正价值。开始，他带着强烈的荣誉感，做着英雄梦走上战场。作者认为，刻意追求个人荣誉，其实是一种虚荣心的表现，而“虚荣心是希望自己感到满足”，是个人私欲的表现，不属于真正的灵魂的追求。可见，安德烈此时还不是一个真正道德完善的人。在奥斯特里兹战场上中弹倒地后，他从空旷的天空的崇高中，领悟了人的渺小，荣誉的渺小，从而走出小我，走向为他人、为人民而活着的更高境界。在临死之前，他还在《福音书》中到了“幸福的源泉”，即爱一切人，他体会到了“灵魂追求的幸福”。
彼埃尔也总是处在对社会出路和人生意义的紧张探索之中，他身上更具有作者的思想特点。开始，彼埃尔向往有理想有道德的生活，但却混迹于上流社会花花公子们的行列；他常常懊悔自己的放荡行为，却又不知不觉地去过那种“熟悉的放纵生活”；他明明不爱放荡的爱仑，却又在“虚伪的爱情”的掩护下与她结合，顺从了的诱惑。他一度迷失于肉体与灵魂冲突的十字路口，在痛苦与失望中难以自拔。后来，“共济会”的博爱教义使他的灵魂得到了洗涤，在拿破仑的俘虏营里又受到了农民士兵普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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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影响，最终走上了和谐地追求
个人幸福与他人幸福的道路。顺从天命、净化道德、爱一切人，是他最高的道德理想。
娜塔莎以坦荡的胸怀接受着丰富美好的生活，本能地渴望人的生活更加充实。她虽然一度受的诱惑，抛弃安德烈而企图与花花公子阿那托尔私奔，在人生意义的追求中误入迷津，但很快经受住了肉体与灵魂冲突的考验，以后成为内心和谐的贤妻良母。她热爱人民，富有爱国心，在莫斯科撤退中表现出高尚的品德。她是理想化了的俄罗斯优秀妇女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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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不仅描写了强大的和不同性质的生活激流，展现了历史和社会的运动，而且也展示了各种人物的心理发展和他们的内心生活激流，同时还揭示了内心生活激流与外部生活激流之间的联系，丰富繁杂的材料和为数众多的人物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作品的心理描写技巧不仅表现在个人内心世界的刻画上，而且也表现在人民众体心理的描写中。小说以其宏伟的构思、气势磅礴的叙述和卓越的艺术描写被人们公认为世界长篇杰作之一。但小说在不少章节中阐述作者的历史和道德哲学观点时，许多过于冗长的议论破坏了小说结构的和谐性。
在托尔斯泰完成了《战争与和平》之后，俄国社会处于急剧的变化中，他的人生哲学也在激烈的精神探索中发生了变化。1869年9月，托尔斯泰因事途径阿尔扎玛斯，深夜，在肮脏的旅馆中他首次体验到了忧虑与死亡的恐怖，此后，这种恐怖频繁地向他袭来，打破了他先前宁静的心境。这种“阿尔扎玛
斯的恐怖”预示了托尔斯泰精神危机的来临。1873年到1877年间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流露出危机感和悲观情调，主人公们的内心矛盾往往得不到解决，有时还造成灾难，充满了悲剧成分。
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剧烈的社会变革的冲击下，托尔斯泰的内心矛盾更趋尖锐。为了到出路和答案，他广泛接触、考察现实生活，阅读了大量有关社会、哲学、道德和宗教方面的书籍，这期间，还接触了叔本华的哲学。这是他一生最艰苦的精神探索阶段。经过紧张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彻底地与贵族阶级决裂，站到了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他的建立在宗教道德基础上的为上帝、为灵魂而活着，爱一切人，“勿以暴力抗恶”，通过“道德自我完善”摆脱罪恶，使人类达到“最后的幸福”的“托尔斯泰主义”思想，此时发展到了顶峰。他思想转变过程中的许多观点，在《忏悔录》（1879—1880）、《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1886）等论文中得到了阐述。 80、90年代，托尔斯泰创作了许多小说、戏剧、民间故事、传说、寓言、政论和艺术论文等。主要有，剧本《黑暗的势力》（1886）、《活尸》（1911），中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教育的果实》（1890）、《克莱采奏鸣曲》（1887—1889）、《哈吉·穆特拉》（1896—1904）、《舞会之后》（1903）、《谢尔盖神父》（1912），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这一时期的创作一方面表达和宣扬了作者世界观转变后的思想观点，另一方面对社会的种种罪恶作了尖锐批判。
剧本《黑暗的势力》写农民尼基塔不惜以任何手段获取物质利益的故事，展示了残酷、卑鄙同善良、
纯洁之间的冲突。该剧告诉人们，资本主义新的社会关系与道德原则侵入宗法
制农村后，人的精神意识呈畸形、不健全和蒙昧状态，发财的欲望导致人的行为的残忍与卑劣；宗法制原有的黑暗势力在金钱势力的支撑下得以加强。剧本谴责了私有制社会的道德准则。
《克莱采奏鸣曲》是作者80年代精神探索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它的主题是《安娜·卡列尼娜》中家庭与婚姻思想的延续与发展。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完全以禁欲主义的观点来解决以前作品中关于灵魂与肉体冲突的矛盾。小说通过主人公波兹内谢夫关于人生意义的探索告诉人们，爱与善是人类的终极目的，但由于人的与生俱来的情欲妨碍人类目的的实现，而解决这个矛盾的途径便是禁欲，生命的意义在于同情欲作斗争。小说表现了晚年托尔斯泰思想的消极性。
《复活》是托尔斯泰世界观转变后创作的最重要的作品，是他晚年思想与艺术探索的结晶。小说写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诱奸了农奴少女卡秋莎·玛丝洛娃后将她抛弃，10年后，沦为的玛丝洛娃因被诬告犯了杀人罪而投入监狱。在法庭上，作为陪审员的聂赫留朵夫发现被审判的罪犯就是玛丝洛娃，于是良心发现，决心要赎罪，为她上诉。上诉失败后，他随玛丝洛娃流放西伯利亚，并决定和她结婚。玛丝洛娃拒绝了他，但内心为他的行为所感动。最后，他们的精神都走向了“复活”。托尔斯泰在这部小说中把人的精神复活看作社会根本转变的起点，这种思想集中地通过对男女主人公的精神复活的描写表现出来。
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思想和性格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纯洁善良、追求理想的阶段。这时，他健康、真诚、充实、崇高、乐于为一切美好的事业而献身。他信奉斯宾塞“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的理论，把继承父亲的土地送给了农民。他真挚地爱着姑母家半养女半婢女的玛丝洛娃。当时，聂赫留朵夫内心迸发出来的对玛丝洛娃的爱情，具有一种纯洁的和富于诗意的特点。作者之所以要叙述聂赫留朵夫这种高尚的感情，不仅为了描写主人公以后的堕落，而且是为了描写他身上所固有的人的品质，这种品质以独特的方式表现在他整个生活过程中。第二阶段是放纵情欲、走向堕落。受习惯观念以及违背真与美原则的那种日常生活榜样的影响，聂赫留朵夫变得猥琐、低下、空虚和渺小。他和当时一般的贵族青年一样接受日常生活学校的教育。他靠着继承母亲的田产过着奢侈的寄生生活，对异性的纯洁的爱情消退了，而认为女人无非是一种“享乐的工具”。他与同事争夺，与有夫之妇通奸，并且还在自己那个圈子里通行的道德准则的怂恿下，诱奸了玛丝洛娃。按作者的说法，这是“动物的人”压倒了“精神的人”的阶段。小说还较为充分地展示了主人公灵魂深处两种矛盾的感情的冲突：真正的爱和淫欲、希望玛丝洛娃幸福和渴求的享乐。小说强调了生活中“通行的”、“习惯的”东西对他的影响。当他厌恶自己的不洁欲望时，“应该像大家那样去做才对”的声音很快压倒了那点善良的念头，于是，很自然地滑下了堕落的泥坑。第三阶段是从忏悔走向复活。法庭上与玛丝洛娃重逢后，聂赫留朵夫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深睡在心灵深处的精神的人开始苏醒。他认清了自己虚伪可耻的面目，决心悔过自新。他为玛丝洛娃四处奔走，还按“真理的原则”处理家庭财产，最后在上帝那里到了灵魂的归宿。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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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泽发热电缆按作者的观点看，“精神的人”战胜了“动物的人”，聂赫留朵夫走向了灵魂的“复活”。聂赫留朵夫由忏悔走向复活的过程，就是人性由失落到复归的过程，也即改恶从善，善战胜恶，道德自我完善的过程。不过，小说的具体描写又告诉人们，聂赫留朵夫的转变，是他在不断地接触现实，认识“通行的”、“习惯的”生活的恶，并经过内心的冲突、反抗，最终放弃他原先奉行的观点与准则的过程。这既是他人的品质复活的过程，也是他转变贵族立场，走向人民的过程。这种转变具有现实的根据，也富有教育意义。但聂赫留朵夫最后信奉“勿以暴力抗恶”的不抵抗主义，使他俨然成了“托尔斯泰主义”的化身，这反而失去形象的真实性。聂赫留朵夫是一个“忏悔的贵族”的形象，他身上表现了作者自己世界观的矛盾，具有自传性。
玛丝洛娃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下层妇女的形象。她的生活经历是通过描写她同社会现实的基本冲突的角度展现出来的。她的“复活”主要不是像聂赫留朵夫那样通过抛弃原有的贵族阶级固有的利己主义劣根性来完成的，而是通过纠正她在病态社会里所染上的恶习来完成的；主要不是通过认识恶的危害性来实现的，而是通过认识善的存在的可能性、树立对善的信念来实现的。玛丝洛娃原先是一个天真纯洁的少女，她最初对人的态度上的明显变化，是在了解到聂赫留朵夫的卑鄙之后。她没把这种欺骗与卑鄙看作是一种孤立的、偶然的现象，而是当作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事实。她受骗之后被人赶走，孤苦伶仃之下常常受人欺凌，丧失了做人的尊严，这一切都强化了她对人的最初认识，而对善、对上帝的信念开始动摇，对恶的存在与力量也深信无疑。她所体验到的痛苦越多，就越相信所发生的事的
必然性。在环境的影响、逼迫下，她沦为，而且逐渐养成了一些新的生存观念和处世“哲学”。她不仅不再对自己的职业和习惯感到丑恶，而且还不无自觉地认同了它们，把原本令人厌恶和感到可怕的东西看作正常的。所以，聂赫留朵夫第一次在监狱里看到她时，感到她天性中天真活泼的人性的东西已不见了，“要知道，这个女人已经死了。”不过，聂赫留朵夫还是决心用自己的行动去“唤醒她的灵魂”，虽然他感到这样做困难非常大。然而，当他第二次在监狱中见到她并提出与她结婚时，她愤怒地斥骂了他，发泄了压在心底的满腔痛苦。这种愤怒的爆发是玛丝洛娃精神转变的第一个征兆，它意味着她的那些新观念和处世准则已开始松动，她的被麻木了的心灵开始复苏。她在聂赫留朵夫的行为中重新看到了人身上的善，恢复了从前有过的信念，内心也产生了真正人的情感、心灵的复苏，她又对自己曾经习惯了的生活产生厌恶感，并决心做一个新人。玛丝洛娃内心重新爱上了聂赫留朵夫，却又不接受他提出的结婚请求，因为她觉得这不会给他带来幸福。她拒绝他的爱，同他为了拯救她而提出与她结婚一样，都是为对方而牺牲自己。作者认为，这种富于自我牺牲的爱是人类感情的最高形式。这说明玛丝洛娃也开始复活了。聂赫留朵夫的行为对玛丝洛娃的精神复活起了重要作用。在去西伯利亚的途中，革命者高尚情操的影响是她走向复活的关键环节。如果说聂赫留朵夫曾把她当作享乐的工具，而后则把她作为拯救和保护的对象的话，那么，革命者则把她当作一个受尽苦难而天性中有许多优秀品质的人，互相之间是平等的关系。后一种情形使玛丝洛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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