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人曹沫
福山：斯坦福大学Freeman Spogli国际研究学院Olivier Nomellini高级研究员;《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作者。
主持人：罗宾·尼布赖特(Robin Niblett)博士，英国皇家战略研究所主任。
2014年9月22日
尼布赖特：我们十分有幸迎来弗朗西斯·福山到访本研究所，并有机会聆听其对于政治秩序这一概念的宏大的、历史的思考的第二部分(我想这样称谓比较恰当)。具体来讲，我们今天将探讨的是《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此书是其2011年作品《政治秩序的起源》的姊妹篇。我们同样有机会像今天分析当下事件一样真正深入挖掘国际关系结构和历史结构。但福山在其新书中集中讨论的议题是围绕“在如此复杂的当今世界，如何维持良好运转的现代国家”的诸多问题。(译者注：下文中“国家”一词，凡未经指明，皆指state)我觉得，作为英国人，所幸我现在还可以使用这一概念，我们现在尤其能切身体会到这些问题。因此，今天福山博士将要展开的话题既切合时弊，又有紧迫性。
他是斯坦福大学Freeman Spogli国际研究学院的Olivier Nomellini高级研究员。其出版于1989年冷战结束时的重要作品《历史的终结》成就了他的名望和职业生涯。事实上，在柏林墙倒塌前，该书一出版便立即为他赢得巨大的声誉;我们也将马上从其新书里见证，他担得起如此的荣耀。他也有在政府工作、参与政策制定的经历，还参与了很多组织，协助建立了《美国利益》双月刊并担任其编委。可靠性分析
福山博士，我们很高兴您能抽出时间，来到英国皇家战略研究所演讲并发布新书，与我们分享您的想法，并接受我们这里成员的问题。此演讲正在网络直播，所以我们也很有可能收到几个推特上的问题。非常感谢您。我们期待您的评论，好的，记录开始。
福山
非常感谢您。真的很高兴来到伦敦。说来奇怪，但我相信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英国皇家战略研究所，所以这真是一个与此处的读者取得联系的绝佳机会。这是我新书巡展的第一站，所以你们事实上是首批看到这次展示的人。
血清肌酸激酶 在2014年这样一个年份里，我想我们最好以谈论这个世界开始这次演讲。现在这个世界
并不是很好。就政治动荡而言，今年已是颇不平凡的一年。在我看来，如果你将世界看做一个整体，它确实正在被以一种非常罕见的方式撕裂。曾被布热津斯基称为“危机之弧”的区域——从北非穿越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时常会到达南亚的广大地区——明显处于极其大量的动乱当中。我们同时面临利比亚、叙利亚、伊朗、阿富汗、也门的国家失败，以及伊斯兰恐怖主义由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向外传播并进入萨赫勒地区和尼日利亚北部的一些地区。
事实上我——我们可以在问答阶段就此展开讨论——事实上我认为，长远来看这种伊斯兰民族主义并非世界秩序所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但如今它却由于国家的衰弱而变得极端严重。我认为这是那一部分世界的特征——该主要特征是缺乏治理。博科圣地及其他伊斯兰组织能够在诸如尼日利亚北部的地区取得进展，其原因是国家的彻底无能以及它们不能完成国家应当做的最基本的事，即确保其公民人身安全。事实上，恐怖主义一直在移动——看起来就像是被吸进真空一样——进入存在这种政治衰弱的地方。
世界的另一部分——欧亚大陆——则以非常非常不同的方式运作着。我认为2014年动荡的另一大来源是欧亚大陆两端。现在，俄罗斯和中国正在推进其领土诉求，而我认为这些
诉求正极大地颠覆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政治安排。中国很久以来就是一个国家——这是我在第一卷关于中国国家崛起的书中讲过的故事，因为我相信西方关于中国的解释没能认识到，事实上，中国并非是国家的首创者，而是第一个创造了现代国家的文明，这样的国家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的并有着摆脱个人彩的追求。西方的解释脱离了那些当今中国政权赖以建立的深层国家性质。事实上，今天共产党统治中国的方式与王朝时期的中国有着巨大的连续性。他们对此有着丰富的经验。相较之下，我要说，作为一个国家，俄罗斯在提供基础性服务方面当然很不够成功，但它无疑是个经典而强有力的大国。
某种程度上，在伸张领土诉求、支持海外同伴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事项上，这两个国家都在提出非常相似的挑战。这些都是必须在地缘政治框架内予以处理的挑战。我想这并不是一个令人乐观的情形，但是至少，相较于在世界另一部分那种缺乏国家治理造成的威胁，欧洲人和美国人对这一种会更熟悉一点儿。
我认为，此乃当今世界根本性的断裂。它真的不是所谓的民主与专制的断裂;而是有能力维持连续、有效国家的部分世界与另一部分国家尚未出现(例如阿富汗或索马里)或者国家已经垮台的世界之间的断裂。
在缺乏国家治理的那部分世界，贵国外交政策以及许多美国外交政策事实上的直接指向就是试图在缺乏国家制度的地方创造国家制度。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出的策略完全与生产一种基本政治构造的努力捆绑在一起。我认为，美国人天真地以为他们可以在这两地创造民主。我想他们只要能够作为国家(译者注：此处用的是country)坚持下去并且不被各种各样的击垮，华盛顿就会非常开心。因此，这种外部人尝试创造国家制度的努力才真正定义了过去15年大部分时间里的外交政策。我们仍未真正拥有一套政策工具箱。我认为这已经成为一项根本性挫折。试问，你如何才能让像尼日利亚这样的地方真正有能力镇压其北部的叛乱呢? 以上是问题的一部分，但另一部分则是已经建立的民主政体在许多方面，在某些基本事务上的表现并不是很好。关于民主制与当今民主世界的故事纷繁复杂。我认为民主世界的一部分表现异常之好。在过去15~20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德国一直都很成功;许多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荷兰等也都不错。但是民主世界的其他一部分则运行得相当差。
对此，我愿举自己的国家(country)作为一例。我认为美国的分权制衡体制在某些方面是专门被设计用来处理过度中央集权的，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设计太过成功了。作为政治
极化与既存分权制衡制度交互作用的结果，我们遭遇了现在这种处境：自2008年起，美国国会一直未能依据其规则通过一项预算。去年我们甚至关停了联邦政府，在此期间，任何联邦雇员若在关停期间出勤工作将被视为刑事犯罪。这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国会对于合众国是否应偿还过往债务的问题出现了根本分歧
所以，我认为作为民主制的一种样式，在美国社会中，与我们所拥有的各式政治制度相伴随的各种变化间的互动引发了一种被我称为“政治衰败”的情形。在此情形下，高度组织且非常有权势的利益集团可以在根本上阻止政府做出任何特定集团认为会阻碍或者反对其利益的事情。由于有很多非常强大的利益集团，这也就意味着，在美国，要完成任何事情都是非常困难的。
我认为这种情况造成了非常坏的影响，而且还有其他国家陷入其中。比如说，主要的民主国家中，在达成基本的社会共识以获得处理其面对的一些重大根本问题的政治力量这一方面，日本和意大利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因此这便是我在这本书中尝试处理的议题：基本的政治秩序从何而来?国家从何而来?我认为，在我们西方，尤其是我们美国人，非常关注限制政府对其公民施加暴政之能力的法
治及选举课责制度。即使是在今日之美国，你也会听到茶党人士称呼奥巴马为暴君。我想说，我认为这是极其荒唐的，因为就我目前的观察来看，奥巴马可能是我们所拥有的近几代总统中最孱弱的。但这确实是一种意识。这种意识侧重国家权力的滥用，而对国家权力如何产生的则相对较少关注。早在1968年，在其经典著作《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我的导师塞缪尔·亨廷顿就已指出了这一点。他在书中说道，在你限制权力之前，你必须有能力产生权力，因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真正的问题在于国家制度的根本性缺席。 所以我在观察这一问题时遵循如下框架：任何现代政治体制，任何现代政治秩序必须在根本上拥有三种要素。2013广东高考理综它必得有一个国家;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它必得有一个在确定的领土上垄断合法性强力的国家。国家的强力部分非常重要，因为国家关乎在最后时刻施加强制的能力，不过这是合法的强制，此等权力是代表整个共同体行使的。
马克斯·韦伯对世袭制国家与现代国家所作的极其重要的区分之一是另一方面。世袭制国家在本质上是统治者家庭的扩展延伸。它为统治者、他的家庭和朋友的利益而运转。这其实是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特征。又一次，我不想专门拿尼日利亚说事儿，但是如果你确实想有一个这方面的例子，你会发现，这个国家(country)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产生
了4000~500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但它仍然有高达70%的贫困率。若你要问钱都去哪儿啦，这些钱基本被收入统治该国(country)的精英的口袋。这些精英为该国带来稳定，但却很少带来其他的发展。
因此，真正关键的是我称之为“走向丹麦”(getting to Denmark)，即：你怎样才能将一个国家，一个基本上被内部人控制和运作的国家，转变为一个非个人的且能够给予全体公民以其公民资格所应享有之同等尊重的国家?我敢断言，这算得上是发展进程中核心的治理问题。
上述是一项制度。第二项现代政治秩序必有的制度是法治。法律反映了共同体对于公正的观点，但若要成为法治，法律就必须要对统治者有约束力。因此，法治是对国家权力的根本限制。
最后是确保权力之运用代表整个共同体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为了统治共同体之特定精英利益的民主问责制。所以，任何政治秩序事实上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在一面能够行使权力的国家(但愿是一个现代国家)与另一面努力限制权力的民主问责与法治之间维持平衡的行为。
周亮李美玲
我敢说世界上所有的政权都能够在这一谱系上到自己的位置。如此看来，真正存在俄罗斯和中国的问题是，他们的国家非常强大但缺少分权制衡，有高度的自由裁量权却缺乏权力限制。另一方面，诸如美国或者印度这样的地方，或者我可以说，许多其他存在着大量分权制衡的民主政体，当被高度社会不信任与极化所困扰时，就会产生非常低效的政府。
我打算选两个更加具体的方面来说明一下上述问题是如何展开的——这本书比较长，我在其中涉及了许多话题，但在此我想强调两个问题。一个与腐败有关，另一个则专门涉及美国运转失灵的问题。
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腐败问题。我刚才说过，在我看来有效的治理与腐败问题才是真实存在于当今世界的中央分界线。专制与民主的区别固然重要，但是我们近期发生的冲突实则与政府治理的质量密切相关。
试举几例。乌克兰：2004年橙革命的巨大败笔在于橙联盟无法进行治理的事实。它不能治理。它本身是高度腐败的。它的领袖将其所有的时间耗费在内部争论上。他们基本维持了寻租和租金再分配体系，最终导致亚努科维奇于2010年被重选上台。亲欧势力与亚努科维奇政府之间持续的根本争斗并非关于民主。这个家伙是经民选上台的。其根本分歧
运动磁场在于，乌克兰是否要被一个像现在俄罗斯统治者一样的对内实行盗贼统治并实行权力寻租的黑社会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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