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国家构建，即国家构建、民族构建和公民构建，其历史路径有⼆：存在于西⽅的“民族的公民模式”和存在于亚⾮、东欧地区的“民族的族模式”。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遭遇的认同危机要求进⼀步加强民族国家建设。 关键词：民族国家；构建；涵义；现实需要
作者简介：沈桂萍（1964-），⼥，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民族宗教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国统⼀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肃研究基地研究员。
现代国家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构建，即国家构建、民族构建和公民构建。国家构建是国家领⼟和边界的形成和确⽴，国家法律制度和政治组织的构建；民族构建是在国家疆域之内具有不同民族或族⽂化背景的民众中创造国家认同；公民构建是公民个⼈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的构建。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核⼼任务是在尊重多元民族或族认同基础上构建以公民认同为核⼼的国家认同。 ⼀、民族国家构建的涵义
从政治学视⾓考察，当今世界⼀切具有独⽴主权的国家都被视为“民族国家”。这种相对于传统的王朝国家的现代国家形态，⾸先出现于欧洲，特别是近代以来通过资产阶级⾰命或民族独⽴运动建⽴起来的，
以⼀个或⼏个民族为国民主体的国家。它从欧洲出现并逐步向全球扩张，成为当今世界国家的基本形态。由于各国历史传统、民族宗教结构不同，⼯业化的起步不⼀，民族国家遍及全球后便具有了复杂多样的形式。都永浩先⽣将全球国家⼤体分为4类。第⼀类是由古代帝国演变⽽来的国家，可细分为3类，中国、印度等东⽅类型国家；欧洲的宪政或君主⽴宪制国家；中东的政教合⼀或受宗教影响较深的国家。第⼆类是新移民国家，主要分布于美洲和澳洲。第三类是殖民体系崩溃后形成的国家，主要分布于⾮洲和东南亚等地区，这些国家的形成⼤多与殖民政策相关。第四类很少，以朝鲜、韩国、⽇本等为代表，属于民族与国家同构型的古⽼国家。［1］依政治学的视⾓观察，这四类国家虽然历史演变路径不同，但是却经历了或正在经历同样的民族国家构建任务。这些任务⼤体有三⽅⾯：国家构建、民族构建和公民构建。
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包括领⼟和边界的形成和确⽴，国家政治结构、制度、法律的建设，以及⾏政资源的整合和集中，使国家能够对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实施统⼀的⾏政控制，也就是所谓的政治⼀体化建设，有⼈称之为政治整合。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史密斯把这种整合⾏为称之为官僚式融合过程。他认为，“这种官僚式融合过程包括⼈们熟悉的国家构建的许多⼿段：建⽴全国统⼀的法律规范和司法体系，创⽴单⼀的税制和财政制度，统⼀的交通和通讯体系，精简⾏政机构以提⾼办事效率，将权⼒集中掌握在居于⾸府的统治者⼿中”［2］。
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是民族作为⽂化—政治共同体的构建过程和国家民族认同的形成过程，即
国族缔造。这个过程涉及到三组主要关系：社会个体—国家，族—民族，族之间。它们互动的结果表现为两个层次：⼀是包括个体、族在内的社会活动者共同“认同”感的达成，这需要共同的语⾔、共同的历史、共同的⽂化价值、共同的⼼理取向等要素的形成；⼆是这些⾏为者⽣存空间的确定化，这要求有共同的⽣活地域，是在国家疆域之内具有不同民族或族⽂化背景的民众中创造国家认同。与王国不同，民族国家成员效忠的对象乃有共同认同感的“同胞”及其共同形成的体制，认同感的来源可以是传统的历史、⽂化、语⾔或新创的政治体制。因此，由⼀个民族构成政府体制，或者由数个民族经同⼀共享的政府体制构成的国族，都是民族国家可能的结合型式。
公民构建（civil-building）是公民个⼈权利、政治参与权利、社会福利权利的构建。英国社会学家T·H·马歇尔（ThomasHumphreyMarshall）是西⽅现代学术史上第⼀个对“公民⾝份”概念作出系统阐释的⼈。［3］他在《公民⾝份与社会阶级》中把公民⾝份划分为公民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三⼤要素。公民要素是“由个⼈⾃由所必需的权利组成：包括⼈⾝⾃由，⾔论、思想和信仰⾃由，拥有财产和订⽴有效契约的权利以及司法权利”［4］10，与这些公民权利最直接对应的机构是法院；政治要素是“公民作为政治权利实体的成员或这个实体的选举者，参与⾏使政治权⼒的权
利”［4］10-11，与其对应的机构是⽴法议会；社会要素是“从某种程度的经济福利与安全到充分享有社会遗产并依据社会通⾏标准享受⽂明⽣活的权利等⼀系列权利”［4］11，与其对应的机构是教育与社会保障体系。他依据英国经验认为，“18世纪产⽣出公民权利的同时也产⽣了民族意识，形成⼀种爱
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成为把社会分散的个体凝结成政治共同体的团结纽带，⽽19世纪发展出来的政治权利使代表权转向个体层⾯，⾸次催⽣出公民共同拥有社会遗产的感觉”［5］。“社会权利是国家公民地位转变的象征，是民族—国家建设完成的标志。”［5］因此，公民⾝份的发展伴随民族—国家建设的始终。
这⾥有必要提及的是，政治学语境的“民族国家”与民族学语境中的“多民族国家”有着层次上的区别。政治学中的民族国家是建⽴在民族或族对国家认同基础上的主权国家，这种民族国家既是现实形态，也是理论形态，它以国家内部多民族（族）为基础，寻求⽂化同⼀性认同和政治共同体认同。民族学上的“单⼀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是以狭义民族定义为标准，是对现存世界范围国家的民族（族）构成的⼀种分类。现今世界上共有3000多个民族或族，居住在200多个国家中。可见，政治学的民族国家指的是主权国家，民族学的民族国家指的是国内民族或族的构成形态，前者是政治学、社会学的概念，后者是民族学、⼈类学的概念；前者是⾼⼀层次的政治和⽂化共同体，后者是低⼀层次的⽂化
政治学、社会学的概念，后者是民族学、⼈类学的概念；前者是⾼⼀层次的政治和⽂化共同体，后者是低⼀层次的⽂化共同体；前者强调国家民族的政治属性，后者侧重国内民族的⽂化属性。也有⼈把政治学视野中国家层⾯的民族称
作“现代民族”，⽽把民族学视野中的“民族”理解为“传统民族”［6］。我们这⾥所说的民族国家构建，也就是现代主权国家构建。
⼆、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路径
国家构建、民族构建、公民构建同时发⽣在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具有典型意义的现代民族国家⼤约出现于18世纪。“民族国家构建作为⼀项国家政策，以美国⾰命和法国⼤⾰命为背景提了出来。在当时，民族国家构建的意蕴就是公共权威和公民的忠诚感实现同步发展。”［7］也就是说，民族国家构建是以政治合法性构建与国内不同族（民族）对国家政治体系的认同并以公民⾝份参与国家政治过程这样两个⽅⾯同步发展来实现的。以英、法等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在近代⼯业化过程中率先发展出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英国的宪章运动和法国⼤⾰命以“⾃由、平等、民主”等理念为指导，以各种形式开展了“民族主义”运动，推翻了王权，把原来各⾃相对独⽴的贵族领地、采⾢和庄园整合成了⼀个“民族”（Nation）。
在政治整合过程中，法国把原来处于边缘地带的布列塔尼⼈、科西嘉⼈、马赛⼈等都整合在⼀起。这些体在历史上可能有不同的族源，讲不同的⽅⾔，也曾经被不同的领主统治过，但在“共和国”的创建过程中，他们当中产⽣新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政治与⽂化认同，即对法兰西“民族”的认同，也就是说法国的产⽣是以国内的⼈们共同体对共同的起源、历史、语⾔、⽂化和利益的统⼀性认同为基础的。这种统⼀性认同锻造了法国，法国的形成⼜催⽣了法兰西民族。
英、法等国构建的民族国家体系迅速整合了⾃然资源、资⾦、劳动⼒和市场，⼤⼤推动了⼯业化的发展。其他国家诸如西班⽛、葡萄⽛等随后纷纷效仿，并于19世纪末期也完成民族国家构建。与此同时，以移民为主的美洲国家也开启构建民族国家的进程，并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逐步完成。中东欧地区则是第⼀次世界⼤战后相继成⽴了民族国家。20世纪，亚洲、⾮洲在反抗西⽅列强殖民统治⽃争中，逐渐获得民族独⽴，成⽴民族国家。到20世纪中叶，民族国家已遍布世界各地，成为世界体系的基本单位，也是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
由于历史传统、⽂化习惯、⽣存环境、历史阶段等因素的不同，特别是东西⽅历史⽂化结构的巨⼤差异，世界各国的民族国家构建出现了不同的路径。学者概括了典型意义的两种模式：存在于西⽅的“民族的公民模式”，存在于亚⾮和东欧地区的“民族的族模式”［8］。以西⽅（西欧和美国等）为代表的“民族的公民模式”，“国家构建”、“民族构建”和“公民构建”⼤体同步。美国、加拿⼤等移民国家主要通过公民⾝份认同锻造美利坚民族和加拿⼤民族。在只有⼆百多年的时间⾥，美国不可能形成⾃⼰独特的语⾔、宗教和⽂化传统。⽽且，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其种族来源⼏乎遍及世界，根本没有从⽒族、部族、部落到民族的形成历史。美国在融合千千万万个具有不同语⾔和⽂化的移民过程中，逐步催⽣并⽇益深化了美利坚民族意识。因此，所谓的“民族国家构建”是“国家构建”、“民族构建”和“公民构建”同步进⾏的过程。
另⼀⽅⾯，存在于⾮洲、亚洲和东欧地区的“民族的族模式”则明显地反映出“国家构建”与“民族构建”
、“公民构建”的不同步，“国家构建”在先，“民族构建”、“公民构建”在后，有⼈称之谓“国家构建”与“民族构建”是两个相连接的历史阶段［9］。“国家构建”表现为政权的官僚化、渗透性、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的巩固；“民族构建”和“公民构建”表现为公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参与、承担义务和忠诚。由于这些国家具有语⾔、历史⽂化结构多样性和⼯业化起步晚等特点，特别是那些殖民体系崩溃后形成的亚⾮拉国家，国家构建还处于初步阶段。在这些国家，民族认同与部族、部落认同混杂⼀处，民族构建⼗分艰难，公民认同若隐若现，⼗分脆弱，甚⾄“公民国家构建的⽬标遥遥⽆期”［1］。因此，这些国
永明体家“需要⼀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建构起民族性，对国家内部不同的⼈⼝集团进⾏整合，在具有不同历史⽂化和种族联系的⼈⼝中创造出政治的和社会的凝聚⼒，创造出把不同的民族连接在⼀起的制度⽂化，创造出对国家⾼度认同的政治⽂化，创造出⼀种与国家休戚相关的共同⼼理”［9］。
总之，从民族国家演变历史看，民族国家原本是西⽅为了解决⾃⾝的特殊问题⽽构建出来的观念，但是随着西⽅⼏个世纪以来的全球扩张，它却最终变成了⼀个“普世”的问题。为了应对西⽅民族国家的扩张、挑战和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每⼀个传统⽂明、每⼀个传统帝国都被迫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
三、民族国家构建的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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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临外部经济⼀体化挑战和内部多样性认同的冲击。与此同时，民族国家仍然是现今国际社会最主要⾏为体，国家能⼒建设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意义重⼤。
⾸先，全球化时代民族认同的变异导致国家整合能⼒孱弱。
过去的⼏⼗年中，⽇益加强的全球⼀体化进程使得更多的价值理念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益获得⼈们的认可和接受。在这⼀过程中，出现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认同和低于民族国家的次国家认同，两种现象从民族国家外部和内部两⽅⾯挑战国家认同。全球化对国家的外部挑战主要是国家主权的弱化，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动机和主要操纵者，他们不仅操纵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也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严重地侵蚀和弱化国家主权，国家⾃主性受到
仅操纵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也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严重地侵蚀和弱化国家主权，国家⾃主性受到严峻的考验。国家的政治权⼒在全球化时代急速地对内、对外同时分流。越来越多的⾮国家组织开始分享原来属于国家所有的政治权⼒，包括制定各种规则和制度的权⼒，以⾄出现了国家权⼒“民间化”或“私⼈化”现象。
全球化对国家的内部挑战是认同的多样性和民族⾃决权的异化。当今世界⼤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或族国家，⼤多数国家也都是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现代化的剧烈变⾰和社会转型之中。民族、种族、部族之间的⽭盾与历史纠葛和现实利益相交织，任何决策的失误和外来⼲涉都可能导致民族⽭盾成为解构国家的重要变量。例如，印度尼西亚独⽴运动的主要推动⼒量是民族主义，但随着印度尼西亚现代化程度的加深，各种地⽅性认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地⽅性认同与国家民族的认同产⽣了极⼤的⽭盾和冲突，从⽽使其国家认同出现严重危机，国家的完整性遭遇巨⼤威胁。
在⾮洲，⼤多数民族国家的构建正处于部族认同与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整合过程之中。殖民统治⼀⽅⾯加速了⾮洲作为边缘地区进⼊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同时⼜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原有的⽣产⽅式和社会结构，并将其融⼊殖民体系之中。欧洲宗主国的统治从未为殖民地⼈民的民族整合进⾏过任何努⼒，相反，他们⼒图培养所谓的“部落”意识，以阻⽌这种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融合。
近⼏⼗年的历史表明，遍及⾮洲多数国家的⽒族、部族和民族间的分裂和冲突，是⾮洲民族国家构建的严重破坏⼒量。对⼤多数⾮洲⼈来说，他们⾸先是⽒族或部族成员，其次才是国民，公民的观念就更淡漠了。许多⼈只知部族习俗不知国家法律，根深蒂固的对⽒族或部族的忠诚抗拒着将部族同化于国家共同体。所以，⾮洲政治现代化⾯临的主要挑战是能否克服部族离⼼倾向⽽建⽴统⼀的民族国家认同，能否克服部族情绪⽽培养起国家意识，使公民将对部族的忠诚转向对国家及其公共权威的忠诚。
当前，中东伊斯兰国家也存在这样类似的问题，那就是“国家”不是认同的最⾼对象，民众认同的对象或是低于国家的部落，或是⾼于国家的宗教。也就是说，部落和宗教⾼于国家，这些国家其实⼤多是部落联合体，因此，除⾮他们建⽴的是绝对的神权宗教国家，否则难以建⽴真正的国家认同。没有国家认同，难有民主政治，也就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体化认同。
即使在西⽅国家中也仍然存在着此类问题，苏格兰分离运动的兴起与发展，表明英国的内聚⼒下降，
电机学精品课程国家认同危机进⼀步加剧。有观察家认为，究其深层原因，主要是英国的“国家认同”构建失败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两党⽃争的结果［10］。民族国家得以⽴⾜的国际法基础是民族⾃决原则和国家的主权，但是对于许多存在民族问题的国家来说，民族⾃决原则为其族体所利⽤，⼜变成了肢解民族国家的锐器。
总之，全球经济⼀体化的发展，导致整个国家社会具有⽇益多元分散的社会离⼼倾向。世界各国普遍⾯临着把诸如语⾔、⽂化、种族、宗教等存在差异的族共同体整合到统⼀的民族国家中的任务。即使是⼀些完成了国家构建的西⽅发达国家，也⾯临着国内⼀些族共同体要求⽂化权利、领⼟⾃治乃⾄分离建国的挑战，因此全球化时代国家建设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现代政治基本任务在于如何创造⼀种政治过程以使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仍能凝聚为民族国家整体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向⼼⼒，加强国家权⼒、国家统⼀和⽂化整合。
其次，跨国民族流动使民族国家内⽂化异质性⽇益增强，挑战国家认同。
据统计，1990年，全球有移民1.5亿⼈，到2005年增加到1.91亿⼈［11］。在美欧等西⽅发达国家，移民数量不断增加，民族交往增多，种族排外势⼒回潮，移民、难民问题在这些民族国家内⽇益突出，已经成为挑战社会整合的重要因素。在今天的西欧，⼤量移民、外籍⼯⼈、难民、前殖民地居民以及外国⼈的流⼊，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法国⼈、英国⼈或者荷兰⼈⽬前“民族认同”的特征。外来移民
织里镇
体都有失业率⾼、贫穷、遭受种族歧视以及社会不公正待遇等尴尬境遇。更为严重的是，他们的国家归属感、对主体⽂化的认同感⾮常淡漠，因此当他们遭遇个⼈或体不幸的时候，更容易产⽣对其他族乃⾄整个社会的不满，从⽽酿成⼤的社会动乱。在美国，⽪尤中⼼2013年调查显⽰，“有资格成为美国公民的墨西哥裔移民中只有36%的⼈申请公民⾝份。其中，只有7%的⼈出于‘美国国家认同’，其余⼤部分理由是‘获得法律权益’、‘利益和机会’和‘家庭原因’。另有52%的⼈没有申请，理由是‘语⾔障碍’、‘没有尝试’或‘不感兴趣’。这些数据从⼀个侧⾯反映出移民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淡薄”［12］。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书中，担⼼拉美移民集中的南部将成为“拉丁区”，从⽽导致美国分裂，这种担忧在美国社会⽐较有代表性。总之，全球化改变了各国族构成，国民⽂化异质性⽇益增强，如何应对⽂化异质性是民族国家重建的重要任务。
第三，后发国家政治民主化转型遭遇国家认同危机挑战。
当今世界，很多后发国家，在⾮民主政体社会看起来⽐较平稳，国民之间关系⽐较平和，集体暴⼒相对较少，但是⼀旦启动转型，社会的政治冲突和暴⼒事件反⽽会快速增加，政治变⾰⾏动常常带来国家动荡，社会失序，甚⾄带来国家分裂的悲剧。乌克兰的宪政体制被街头运动所颠覆，民选总统流亡国外，各地区要求独⽴和⾃治的呼声此起彼伏。克⾥⽶亚已经⾃⾏宣告独⽴并加⼊俄罗斯联邦。经由“橙⾊⾰命”建⽴起的乌克兰国家濒临分裂。
上海电视台体育频道
2011年中东剧变本是⼀场包含多重诉求的全⾯变⾰。埃及、利⽐亚、也门、突尼斯等国实现政权更替后，相继开启民主转型进程（多党选举、三权分⽴、⼤众参政等）。然⽽，从过去⼏年的实践来看，相关国家经历的政治转型要么依然步
转型进程（多党选举、三权分⽴、⼤众参政等）。然⽽，从过去⼏年的实践来看，相关国家经历的政治转型要么依然步履艰难，要么陷⼊政治动荡、经济恶化，以⾄于国家分裂。
⼈们常常思考，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国家民主化过程成为国家毁灭的过程？这主要是由民族国家的⼆重性所决定的。与现代化过程相伴随的现代国家有两个特性：⼀是民族—国家，即居住在具有明确主权边界⾥的集体为统⼀的国家机器所控制，并形成统⼀的国家认同；⼆是民主—国家，即居住在国家内的⼈民居于主权地位，国家机器的权威来源于公民授予。由此⽽产⽣所谓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国家的转型既是现代化的条件，也是现代化的结果。因此，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有⼆：⼀是国家认同建设；⼆是政治民主化建设。民主化建设只是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个侧⾯。
在欧美国家，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构建是同步的，基本上是成功的。成功原因各有不同：在欧洲，采取了单⼀民族国家的形式，使得国家转型建⽴在单⼀的同质⽂化基础上的国族⼼理认同；在美国、加拿⼤、澳⼤利亚等移民国家，实⾏的是⼤熔炉政策，将各移民锻造成新的国家民族来实现。在这些国家，国族认同建设的⽅向与民主法制的建设⽅向⼀致。
但在前苏联、南斯拉夫等东欧和中东等后发国家，国家建设与民主建设是不同步的。当政党执政合法性出现危机时，政治动荡往往带来社会分裂，进⽽国家分裂。为什么这些后发国家的政治变⾰会伴以民族、社会和国家分裂？主要是因为在这些国家，各民族成员对国家的认同与对政治体系的认同联系在了⼀起。政治认同出现危机，国家认同也出现危机，政治体系的崩溃也带来了国家体系的崩溃。这说明，前苏联、南斯拉夫等发展中国家，在改造地⽅、族的差异性，增强国家权⼒、国家统⼀和⽂化同质⽅⾯的国家建设是不成功的，⾄少没有为政治民主化改⾰提供基本的国家认同条件。因此，对于⼀个亟待进⾏民主转型的后发的多民族（族）国家，民族国家建设先于政治民主化建设，解决好民族（族）关系问题是政治民主化顺利推进的前提和保证。国家现代化的⾸要任务是能真正设计⼀套既符合本国客观发展实际，⼜与民主发展的⽅向⼀致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案。这套⽅案包括价值理念、基本原则和制度安排以及经过实践证明能够实现并基本实现最低程度的国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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