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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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186期2013年第4期Serial No．186
No．4，2013一、从政治的角度来分析钓鱼岛事件 对于最近备受关注的钓鱼岛事件，本文尝试从政治的角度来分析。
莫代尔关于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有说法是，法律既是政治的附属物，也是政治的制衡器。权力是政治领域的“核心概念”，法律在保障权力的时候，它被称为“政治的附属物”；在制约权力的时候，它被称为“政治的制衡器”。不过，在“非常状态”中，法律似乎就只适用上述的前半段表述。施密特认为“非常状态”是指危及国家生死存亡的状态；个人认为，凡是国家被触犯主权或者涉及资源占领的状态都是“非常状态”。施密特说：“‘非常状态’的首要特征就是不受限制的权威，它意味着终止整个现有秩序……在这种状态下，国家仍然存在，而法 律则黯然隐退。”
一个时代的斯文
［１］
钓鱼岛事件便正处于这个“非常状态”中。对法与政治的关系，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对待。此文主要讨论“非常状态”下法与政治的关系。
一般认为钓鱼岛具有如下重要性：钓鱼岛列屿为无人岛……一旦日本拥有钓鱼岛，
那不止是占领钓鱼岛列屿，而是让其领土践踏在中国的大陆架上，中国和日本就变成了相向而共架的大陆架……。根据《国际海洋公约》，如果钓鱼岛被日本占据，中国就得按中间线原则划分大陆架，中国不仅丢失大量的海洋管辖区和海底资源，而且美日对中国的战略封堵线，将从第一岛链又前推到中间线以西。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这个法律条文虽然明确规定了地球资源的划分原则，却没有达到避免各国因争夺资源而爆发冲突的目的。它只规定了依定主权范围来划分资源，而未明确表明岛屿的主权范围应如何划分；那么，各国同样可以通过声张本国的主权范围、并利用国际法关于资源划分的规定来达到占领资源的目的。地球的面积有限，各国要想扩大主权范围，冲突还是在所难免，这种主权行为与国际法的初衷完
全背道而驰。可是法律却无法制止这种冲突，
所以现在中日两国仍然闹得不可开交。这也印证了在“非常状态”下法律相对政治处于弱势地位、
法律是政治的附属物这一观点。国际法的历史经历也证明了上述观点。历史上看，一旦涉及到人类的对最根本利益（比如霸占资源）的追逐，就只有通过政治或者战争手段才能解决问题，法律一般只起到辅助政治或者事后规正的作用。国际法从１６４８年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独立国家的主权出现为标志，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然后国际法的经历却饱经风霜。帝国主义时代，
国际法某种程度上成为帝国主义将侵略行为合法化的工具，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国际法被践踏得只剩下一口气。
二、分析法律的权力结构及结合钓鱼岛事件分
析“非常状态”下法与政治的关系
国际法在政治面前为何如此弱不禁风呢？实际上，与其说国际法在政治面前弱不禁风，不如说在特定情况下，法律会变成政治的一部分。法律本身就具有权力结构，这决定了法律与政治在结构上有重合之处。
在直接触及到国家根本利益的情况下，毫无疑问，灵敏性更强的政治决断要优于保守僵硬的法律规则，更能保护国家安全。于是，权力上的同质性使政治能在权力功能上取代了法律。为了具体解释上述说法，本文从政治视角来观察法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即从分析法律的权力结构着手讨论。
完达山世纪贝贝
首先，从资源角度来谈谈权力。对权力的争夺源于对资源的争夺。可以说权力本身也是一种资源，但人们掌权之后往往是为了霸占其他更重要的资源，正如博登海默所说，“在个人生活中，权力欲具有多种表现方式……它可能着力于获
得政治和社会影响，获得金钱和财富，或征服女性”［２］，在国家
层面来说，声张主权便意味着占有国土、环境、矿产、石油、经济以及文化等资源。可以说，权力本身只是工具，利用权力追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２－１５
作者简介：何明智（1987-），男，湖南安仁人，人民警察，硕士，从事法理学研究。法理视角下的钓鱼岛事件
何明智
（湖南省津市监狱，湖南津市４１５４００）
蒽
摘要：法律本身就具有权力结构，这决定了法律与政治在结构上有重合之处。在直接触及到国家根本利益的情况下，灵敏性更强的政治决断要优于保守僵硬的法律规则，更能保护国家安全。于是，权力
上的同质性使政治能在权力功能上取代了法律。为此，从政治视角来观察法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即从分析法律的权力结构着手讨论。
阿格尔关键词：法理视角；钓鱼岛事件；法与政治中图分类号：Ｄ９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９１Ｘ（２０１３）０４－０２６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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