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木年华音箱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 高文汉
日本学刊 2002年第5期
内容提要：日本古代文学具有以本民族为主体，以固有的文学观、传统的文学思想为根基，积极吸收外来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思想和技巧，不断丰富、发展自己的优良传统。古代和文学的主旨是抒情状物、悦己娱人，而汉文学则受中国文学观影响，产生了一定数量的现实主义作品。在审美取向方面，形成了主情、文静、含蓄、恬淡的主体风格。中南工业大学
由于受自然环境、民族和社会形态、经济基础、宗教思想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古代文学呈现出比较明显的特征。诚然，文学本身就是一座蕴涵着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巨大宝库。日本文学也不例外。它是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也是极具内涵的。欲探明其特质，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里，笔者仅就日本古代文学(本文探讨的下限至明治维新)表现出的一般性倾向及其代表性特征，试作探讨。
日本国学家本居宣长(1730—1801)曾长期致力于日本和歌、物语文学的研究。他认为“物哀”rvd
精神是日本古代文学的最重要特征。所谓“物”，就是指作者感知的客观对象，是文学素材；所谓“哀”，是指作者心物相接，受到感动后产生的深层次感情。这种感情“有悲哀的、感伤的，也有怜悯的、同情的、壮美的，也就是喜怒哀乐诸相”①。“物哀”的最大特点是独立于道德之外，是靠感觉、靠心性直接产生的非理性化的感情，是一种超越理想的纯精神性的美。当作者以“物心合一”的态度将这种感情客观地表现出来的时候，日本文学便产生了优雅、沉静、纤弱、细腻的文风。由于女性感情细腻，对周围的事物反应敏感，所以在日本古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尤其是平安时代(794—1192)，女作家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和歌到物语、日记、随笔等，在不同的文学体裁创作中，都活跃着她们的身影。铃木修次在《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中曾就日本文学的这种风格论道：“日本文学本来就是岛国的、以同一家族的小集团为对象的文学……在这样的环境里，没有必要盛气凌人，没有必要冠冕堂皇地进行思想逻辑的说教。倒是有使人相互安慰、分担哀愁、体贴入微的必要。咏叹也最好只摘取心有灵犀的那一点。在彼此了解的同伴当中，也没有必要不厌其烦地作解释了。大约，到了这种境地便诞生了短歌的艺术世界。的确，在这样的世界里，‘愍物宗情’(即‘物哀’)的感受，以及对于这种感受的领会，便成了重要的文学因素。”②
日本民族崇尚自然，钟情于大自然孕育出的自然美。日本文学家尤其是歌人，对自然以及
对自然界四季景物的变化，观察得格外细致；有时也会将自己融入大自然当中，以自然为友，以四季为伴，并将自己的灵魂注入到笔下的景物之中，使景物灵性化、使自然人格化。在日本文学家眼里，生生不息的自然美，四季流转的季节美已化作美意识的底流，成为自己寄托思想感情、审美情趣的重要载体。日本人的这一审美取向源自本民族所处的生活环境。远古时代，日本先民以采集和捕捞为生。待水稻由中国大陆传入日本后，日本人主要从事稻作农业，兼以捕捞补充人体所需要的蛋白质。由于基本生活需求均直接来自大自然，所以在日本列岛上，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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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先民遂以感恩的心情审视大自然，认为大自然是生命的母体，是生命的本源。另一方面，日本多地震多火山，并时有海啸发生。这类无法抗拒的几近毁灭性的自然灾害，又使他们对大自然产生无比恐惧、敬畏的心情。他们把山、把海都视为神圣的存在，认为山有山神，海有海神。在“纪·记”神话中，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就是由山神山幸彦与海神之女丰玉姬结合而诞生的。所以，日本民族对自然既有一种与之共生的亲和力，又有一种将自然神化的敬畏感和崇拜意识，他们本能地把人生、自然与神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用自己的心去感受四季的流转、自然的律动，视万物为有生命的存在。基于这种感受，大自然在日本民族心目中已成为有灵性的美的存在，成为日本文学家争相讴歌、赞美的对象。所以，日本的和歌集多以春夏秋冬四季分类，俳句则须咏入直接表现季节或暗示节令的季语。否则，则是不规范的，至少算不上佳作。
简素、恬淡是日本古代文学审美取向的又一特征。这一特点源于禅宗尚简忌繁、尚淡泊忌浓烈、重悟性好闲寂的禅心、禅趣以及禅的精神。公元1192年，源赖朝(1147—1199)在镰仓建立了第一个武士政权。为了对抗以京都为中心的贵族佛教，夺回被京畿贵族把持的文化领导权，镰仓幕府积极扶持禅宗，出资兴建禅寺，从大陆延聘高僧弘禅布教，遂使禅宗得到迅速发展。大德高僧成为镰仓幕府的幕僚重臣，有的甚至被尊为日本中世文化的精神领袖。以五大禅院为核心的众多文笔僧创作了大量的汉文学作品，从而铸就了日本汉文学史上的第二次繁荣，这就是“五山文学”。不仅以禅诗为主的汉文学，可以说，禅的精神渗透到了日本的整个日常生活以及绘画、音乐、舞蹈、书法乃至和文学等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譬如，日本三弦音单纯，但余韵悠长；舞姿舒缓简素，但富有张力，不乏流畅美。尤其是茶道，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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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结题报告
典型地体现了禅的精神与趣旨。茶师在狭小的茶室里，努力创造出一种枯淡、幽寂的氛围，使茶人充分享受“无即是有，一即是多”的余情与幽韵。日本的传统房屋为木制结构，室内整洁简朴。早晨起床后，将被褥置入壁橱，居室便形成一个虚空的世界。在和文学方面，歌人藤原为家倡导的平淡美、源实朝主张的清新歌风、军事小说《平家物语》表现出的对人生的幽怨与虚无，以及能乐、随笔等文学样式所展现出的幽邃与枯淡，都与佛禅密不可分。也就是说，禅的精神已注入日本文化的深层，成为构建日本文化内核的重要部分，并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审美取向、艺术风格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在《日本文学史序说》中指出：“日本文学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向心倾向，几乎所有的作者都住在大城市里，读者也是大城市里的居民，作品题材也多取自城市生活。”⑤在日本文学发展史上，不止是近现代文学，即使是出现在《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中的神话、传说等民间文学，也都是经过都市文人的加工，才得以传世的。直至近代，汉文一直是日本文学创作者的必备修养，但是能够熟练掌握并运用它的，绝大多数都是居住在京城或幕府所在地的上层社会的贵族、官吏、僧侣和儒士等。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京畿地区，以及关东的镰仓和江户。这些人留恋优雅舒适的都市生活，不愿意离开由自己亲手创设或者积极参与的歌坛或诗社，甚至极不乐意赴地方任职，
更很少外出旅行。松尾芭蕉(1644—1694)的俳句和游记之所以备受后人推崇，除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外，日本历史上出现的这类作品太少，恐怕也是其原因之一。与之比较，中国诗人的出身经历、活动范围以及分属的社会阶层远比日本作者复杂得多。如诗人李白云游天下，广交士人、朋友；杜甫终生不遇，困顿寒苦，得以亲近百姓，遂有“三吏”、“三别”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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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居咏《长恨歌》，贬官江州得《琵琶行》，居京城时亦大不易，于是创作了《秦中吟》、《新乐府》等大量讽谕诗；苏轼仕途坎坷，屡放外任，谪居黄州，始有千古绝唱《赤壁赋》、《后赤壁赋》问世……再者，中国诗人大多出身寒门，社会地位极不稳定，升沉荣辱往往只在瞬间。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诗人的体验与感受，自然也要比日本世袭的贵族文人或隐居山林的诗僧们丰富得多。因此，日本古代文学的风格淡雅平缓，很少有剧烈的火山爆发式的感情流露，也很少出现慷慨激越、排山倒海式的语言表现。在题材方面，由于和文学具有游离于政治的倾向，所以很少涉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即使《平家物语》、《太平记》等以表现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为题材的军记物语，即长江村发黄金
军事小说，其侧重点也多放在对人物的心理刻画上，放在对盛者必衰、世事无常的深刻反省和由此而产生的感伤、幽凄、哀叹等方面，而不是倾力描写大规模的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和双方斗智斗勇的精彩表现。所以在日本古代，不论是和歌，还是其他体裁的作品，作者涉足最多的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和日常见闻、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以及对大自然的感受，而较少产生现实主义作品。即使少量和文学作品涉及社会现实，作者也尽量把它掩饰在故事情节之中，或者以感叹人世无常的手法，最大限度地淡化政治彩，如《源氏物语》中涉及的贵族之间的权力斗争，《方丈记》中所记述的12世纪中后期发生在日本关西地区的大火、飓风、饥馑、大地震等都是如此。至近代，尤其是大正时期，以身边琐事为题材的私小说格外流行。实际上，日本古代文学早就孕育着这种因素，如《徒然草》、《枕草子》以及日记文学等，都称得上是日本近代私小说的先行作品，只是到了大正时期，创作私小说的作者们将日本古代文学的这一特点更加典型化了而已。智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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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和文学比较，日本汉文学则对社会现实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中国儒家的诗文观在部分汉文学作品中得到了体现，如平安诗人菅原道真(845—903)创作的《寒早十首》、《叙意一
百韵》、《舟行五事》、《路遇白头翁》，中世时代中岩圆月(1300—1375)撰写的《原僧》、《原民》等对策，江户时代问世的大量的儒士诗以及幕末的“志士文学”等等，都与社会现实结合得十分紧密。但是，由于受到日本传统审美观的制约，中国文学的价值观在日本汉文学中明显被弱化，致使不少汉文学作品显得惟美、孱弱。在人与人之间复杂的感情交流中，异性间的恋情、爱慕之心无疑是最强烈、最具刺激性的一种，历史上由此产生的悲喜剧也最多、最动人。与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比较，以爱情为素材的作品在整个日本古代文学作品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尤其是和歌中的恋歌，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存在。《源氏物语》、《伊势物语》、《宇津保物语》等物语文学，《和泉式部日记》等日记文学以及净璜璃、歌舞伎等戏剧文学中的爱情故事，都写得十分动人，异常成功。
日本民族重实际而轻思辨，重具体而轻抽象，重微观而轻宏观。具体到文学创作，日本古代作家往往对作品的整体结构并不怎么在意，而对局部的观察以及由此产生的感受，则描写得格外细致，且匠心独到。所以，日本的长篇文学作品，不少是由许多相对独立的小故事组成的，是一种结构松散、离聚自由的联合体。如物语体小说《竹取物语》分别由赫映姬的身世、五公子争婚与赫映姬升天三部分构成，而每部分均可独立。其核心部分 “争婚”
更是由五个小故事连缀而成的。歌物语《伊势物语》则更加松散，全书有短文125段，每段均以“古时有一男子”起笔，然后以和歌为主线叙述一个爱情故事。物语体小说如此，随笔《枕草子》、《徒然草》、《方丈记》以及日记文学《土佐日记》等更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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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日本古代文学的这一特征显然是由日本民族尚微观、重具象的性格所决定的。
日本古代文学的另一大特点是受中国文学的影响全面而深刻。这种影响，最重要的是使日本人创造了一个体裁丰富、风格多样，随中国文学风格的演进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汉文学系统。它与日本人用日文创作的和文学共同构成了日本古代文学的两大支脉。日本现存最早的汉诗，即大友皇子的《侍宴》诗，创作于公元668年。其诗为五言：“皇明光日月，帝德载天地。三才并泰昌，万国表臣义。”其后由五言至七言，由古诗至律诗，日本古人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及至能够填词作赋，创作五十韵、一百韵的长诗，撰写皇皇数千言的汉文章。而且，直至明治维新，日本人一直视汉学为正学。官方用汉文处理政务，撰写外交文书，个人用它记日记。汉学、汉文学完全根植于日本文化的土壤之中，使它绵延千余年，长盛不衰。即使在和文学中，从日本的神话、传说等传承文字，到江户时代的“读本”
等通俗小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文学的浸润。归纳起来，中国文学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文学促进了日本书面文学的萌发和诞生。日本最初没有文字，只有口头流传的神话、传说等。中国典籍东传之后，日本人才借用汉字创作了《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万叶集》等作品，进而在“万叶假名”的基础上，模仿汉字的草书和楷书，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字———平假名和片假名。可以想见，如果没有中国典籍的东传，日本书面文学的诞生，肯定要推迟许多年。
其次，中国文学的传入，丰富了日本古代文学的体裁和创作技巧。日本汉文学从韵文的诗、词、曲、赋，到散文的论策、游记、125试析日本古代文学的特质随笔、时论、表、赞、颂、铭等体裁，都与中国古代文学密不可分。
日本古代歌谣的音拍是不规则的，从两音到九音，长短不一。日本古人似乎从五、七言汉诗的音律中，到了和歌构成的最佳途径，最终使和歌得以以五七五七七音相间的形式构成。也就是说，中国的汉诗对和歌的定型发挥了一定作用。另外，和歌中的歌序、双关、谐隐、用典等表现技巧，都从中国文学以及日本汉文学中受到较大启发，并在其影响下得
到了广泛应用。
第三，中国文学影响了日本古代文学的风格。日本早期的诗人，尤其是《怀风藻》以及“敕撰三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里的公卿与贵族诗人，对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藻饰、爱铺陈、钟情于自然山水的诗风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这种诗风的薰染下，日本早期诗人创作了许多绮靡艳丽、夸饰瑰奇的奉和应制、侍宴从驾等宫苑诗，《新古今和歌集》中的“妖艳”歌风，与此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源氏物语》的作者，从白居易的充满浪漫主义彩的长诗《长恨歌》中，汲取了大量的滋养。
中国禅宗传入东瀛以后，日本禅僧在咀嚼中国禅诗、禅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将禅的精神和思想注入到自己的作品之中，从而形成了幽玄、空寂的文学思潮，创造了五山文学的繁荣。不止是汉文学，这种文学理念也浸润到中世和歌以及戏剧文学等领域，能乐大师世阿弥就曾经在自己的论著《风姿花传》中指出：“优秀的能乐，典据精当，风体新颖，眼目鲜明，以全体富于幽玄之趣者为第一等。”江户时代，中国的志怪、传奇小说的怪诞离奇、飘逸而富于想像的文风，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长篇巨制中的人物形象、创作技巧等，有效地促进了假名草子、浮世草子、读本等通俗小说的流行，使这类作品更加具有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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