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形而上
王 阳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以丹麦、荷兰为代表的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模式的出现,“灵活安全性”理念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目前已成为欧洲就业战略的一个核心目标。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在灵活性方面包括就业、工作、功能、工资和外部化等五个维度；在安全性方面包括工作、就业、收入和组合等四个维度。灵活安全性作为一种劳动力市场政策战略，强调以周全的方式同时增进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安全性；作为一种劳动力市场的运行状态，它以实现降低失业率、促进社会和谐的高绩效为目标。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 就业难题 灵活性 安全性社会保障
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国家因劳动力市场僵化而普遍面临严峻的失业问题，一些经济学者和政治家主张放松市场管制，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有违欧洲传统的社会公平理念，担心伤害就业安全和社会和谐。那么，劳动力市场发展能否到一条“中间道路”，以平衡灵活性与安全性之间的矛盾呢?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丹麦与荷兰为代表的、反映“折中”思想的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模式的出现,“灵活安全性”理念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灵活安全性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将可能为各国政府破解失业难题、加强社会融合，开辟新的探索道路。
一、“灵活安全性”理念的源起
二战后，欧洲各国的雇佣关系一直受到相当严格的就业保护立法(employment pro tection legisla-tion,EPL)以及雇主与工会订立的集体协议(collec-tive ag reement)的制约。灵活化在一些有劳工维权斗争传统的国家是受到强烈抵制的。Wilthagen& T ro s(2004)指出，欧洲委员会曾提出“建立友好伙伴关系，实现灵活性(flexibility)与安全性(security)平衡”，但该倡议却遭到德、法两国工会的消极回应。国际劳工组织(ILO)也曾发布报告指出，劳动力市场灵活化已经在就业和收入安全、工作和生活条件的(相对)稳定性等领域显著地侵害了工人权益。
灵活的雇佣关系减少了工作安全性(job securi-ty)和获得社会保障的资格。为使公众能够适应这种变化,1995年，荷兰政府政策科学委员会委员H. Adriaansens与荷兰社会事务部长A.Melkert首先提出了“灵活安全性”概念。H.Adriaansens(1995)指出，随着工作安全性向就业安全性的转变，应通过改善就业机会和提高社会保障等手段，补偿因长期就业减少和频繁解雇工人而造成的工作安全性降低。如果一国的就业保护立法比较宽松，就应该为工人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更多的社会福利救济、更灵活的工作时间，并支持他们参加终身职业教育，从而实现灵活性与安全性的新平衡(Tang ian,2007)。1995年12月,A.Melkert提交了一份名为《灵活性与安全性》的备忘录，建议放松对长期性工作工人的就业保护立法，为临时性工作工人提供合法的就业地位。1997年底，荷兰议会采纳了他的建议，将灵活性与安全性的有关规定纳入法律,《荷兰灵活与安全性法案》(Flexibility and Security Act)于1999年1
月1日正式生效。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4)更倾向于将灵活安全性的源起归结于“丹麦模式”，即相对薄弱的就业保护、高度发达的社会保障以及充分的、可供选择的就业岗位。丹麦模式表明，就业保护立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工会的调解职能所取代(Euro-pean Fo undation,2007)。
无论荷兰和丹麦如何诠释灵活安全性，两国都被视为“最佳实践的典范”。虽然Jepsen&Klam-mer(2004)等仍坚持认为灵活安全性只是荷兰和丹麦两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个别现象，但该灵活安全性理念却已在几年内传遍了欧洲各国。自1994年起，连续几届欧盟峰会(EU summits)都将灵活性与安全性的关系列为研讨主题，灵活安全性也就此成
为了欧洲就业战略的一个核心目标。2006年11月，欧洲委员会出版了《劳动法的现代化与21世纪的挑战》绿皮书，正式将“灵活安全性”列为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并制定了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政策战略的基本原则。
二、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的概念
尽管欧洲各国普遍采纳了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政策，但该术语却既没有官方的界定也没有精准的概念。当前的研究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弥合理论与现实的差距:(1)通过概念拆解和维度划分来试图创造可操作性的界定;(2)根据经验设计出一系列的评估指标，从而分析灵活安全性在欧洲各国的发展实践。
(一)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的概念维度
西方文化深受“二元论”思想的影响，世界中的各种现象常被人们分成两个互相独立的部分来加以认识，比如主体与客体、善与恶等。因此，很多研究结合劳动力市场主体的多元诉求和西方二元思想，对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的概念进行了两极性的维度拆解，从而具体把握劳动力市场的运行状态或政策实践。
1.多元化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依据经合组织(1989)的研究，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是涵盖了“多个变量的聚合表达”，其至少包含了以下五个维度:
(1)外部数值灵活性，又称就业灵活性(S tand-ing,1999)、数量灵活性(Regini,2000)或外部数量灵活性(Vielle&Walthery,2003)，指企业针对当前需要调整雇佣数量的能力。该维度对企业而言表明其雇佣和解雇工人的容易程度，对工人而言则表明其工作更迭的频率，即外部工作流动率。
(2)内部数值灵活性，又称工作程序或功能灵活性(S tanding,1999)、短期灵活性(Regini,2000)、内部数量灵活性(Vielle&W althery,2003)，指在不改变雇员数量的前提下企业调整和分配工作时间的能力。该维度包括工作轮班、劳动力需求的季节性调整、加班加点和弹性工作时间等(Keller&Seife-rt,2004)。
(3)功能灵活性，又称工作结构灵活性(S tand-ing,1999)、内部功能灵活性(Keller&Seifert, 2004)、内部质量灵活性(Vielle&Walthery, 2003)，指企业调动员工工作或改变其工作内容的自由程度。该维度反映工人在企业内流动的情况，即内部劳动力流动率(Regini,2000)。
(4)工资灵活性，又称弹性或可变报酬(Wilthagen&T ro s,2004)，其有助于企业随劳动力市场或竞争条件变化而调整工资。比如，很多企业更青睐将绩效工资制同传统的集体协议结合使用，因后者往往与个人绩效无关(Regini,2000)。
(5)外部化灵活性，又称外部功能灵活性(Kel-ler&Seifert,2004)、工作结构灵活性的一个组成部分(Standing,1999)、外部质量灵活性(Vielle& Walthe ry,2003)，指企业通过各类商业合同实现远程工作、电子办公或形成虚拟组织，从而在不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获得外部劳动者或企业的服务(Pongratz et al.,2003)。
2.管控中的劳动力市场安全性。同灵活性类似，劳动力市场的安全性也是一个“聚合表达”，包含了多个维度。比如,Standing(1999)认为安全性应有至少七种类型。但Vielle&Walthery(2003)则认为，要分析“劳动力市场安全性”，应更多站在非商业化的立场上，通过考察政府利用各种公共管理手段实现充分就业的效果来实现；而劳动力市场的安全性措施应在劳动者失业、患病、退休、生育或伤残以及在特殊的医疗或家庭负担等方面具有补偿功能。Wilthag en et al.(2003)借鉴了Vielle& Walthe ry的观点，将劳动力市场的安全性具体化为以下四个维度:
(1)工作安全性，又称就业安全性(Standing, 1999)，指“保证每位雇员都能拥有特定的岗位”。该维度确保雇员在被解雇和工作条件改变时，可以获得必要的保护。这是就业保护立法(employment protection legisla tion,EPL)的主要目标。
(2)就业或就业能力安全性，又称工作安全性(Standing,1999)，指“保证持续的工作(但未必是同一个雇主)”。该维度意味着只要组织的冗余人员或失业者的任职资格以及就业经历符合一定要求，就能及时获得工作岗位。雇主和劳动力市场政策中的培训计划中含有针对劳动者的终身职业培训(Kel-ler&Seifert,2004)，而企业家式雇员(entreploy-ees)的开发、企业间“工作池”(job pools)制度以及工作调动协助(Tros,2004)等，也都有助于提升求职者的就业能力。
(3)收入或社会安全性，又称后就业安全性(Keller&Seifert,2004)，即“在失业时可获得收入保护”。Standing(1999)认为，该维度的一种更为普遍的理解是收入保护，各国可以通过最低工资、工资指数化和广泛的社会保障(包括累进税制和老年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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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金)来实现。
冗余备份(4)组合安全性(Tro s,2004)，即“能够协调好工作和其他社会责任间的关系”。Tro s将该维度进一步解释
为“工作—生活平衡”或“工作—家庭平衡”，雇员可通过退休计划、弹性工作时间、病休、志愿无偿服务等方式实现。
xl公司(二)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的动力机制
借助两极化概念，难免把真实世界分成两个相互独立的部分，但劳动力市场的状态不可能是非此即彼的逻辑，完全灵活的市场同完全安全的市场一样少，更多的应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市场形态集合。在现实中，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影响往往是多元和复杂的，对劳动力市场运行状态的评价也很难直接、简单地以“灵活”或“安全”加以描述(Bredg aard et al., 2005)。所以，灵活性和安全性相互交织的状态，才是对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概念的“动态化”诠释(Blanchard,2006)。而实际上，从字面结构上看，灵活安全性(flexicurity)也反映出了这种交织，即其英文单词正是灵活性(flexibility)与安全性(security)的“拟合词”。
《欧洲就业准则》(European Em ploy ment Guideline)(2001)曾将灵活安全性的实现以目标的形式做出了一定阐释。在第13款有关适应能力支柱(adaptability pillar)部分指出，促使社会各方在适当的层次上开展协商和谈判，推动包括灵活工作安排在内的工作组织现代化，以提高事业发展的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实现灵活性与安全性的平衡。而后，在准则修订版(2003)中再次明确提出，恰当处理好灵活性与安全性之间的平衡将有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增加工作质量和劳动生产率，增强企业和工人抵御经济波动的适应能力(Bassanini&Duval, 2006)。
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灵活化能够提高经济绩效、竞争力和产出水平，而社会保障和社会政策也能够加强社会体间的凝聚力(Seifert&Tang-ian,2007)。而从劳动力市场主体的长期利益考虑，双方对于灵活安全性的渴求应该是“共通”的。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劳动者和工会同样希望工作的组织和完成能更加个性化、灵活化，从而满足不同人的喜好或特殊情况(Wilthagen&T ros,2004)。
然而，推动灵活安全性政策的实施却是一个比较庞杂的过程，不仅需要各种制度和政策的配合与协调，还需要有可操作性的控制及经验性的反馈等手段做支撑(Pissarides,2001)。T angian(2007)就指出，雇主缴纳社会保障的份额应与其劳动合同的灵活程度或雇员失业风险成比例。此外，欧洲各国在实施灵活化战略过程中，应重视最低工资制度在减少政策冲突方面的作用。为实现劳动力市场“灵活”与“安全”的契合，需要来自政策制定者、立法部门、工会、雇主组织等各方的共同努力。
(三)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的概念内涵
为使针对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的研究能在政策、理论及实践方面有所进展，需要有一个综合而明确的概念内涵。Jepsen&Klamm er(2004)认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安全性”就是“针对灵活就业劳动者的社会保护”，但Wilthagen&T ros(2004)认为这种界定过于简单。因为以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的某一种形式来定义其自身，显然不足以揭示灵活性和安全性在某个时期的所有特征，要理解和把握灵活安
全性的概念，应考虑更宽泛的视角。基于此，他们将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的内涵描述为一种政策战略，即试图以一种周全的方式实现“两增进”，一方面增进劳动力市场、工作组织和劳动关系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增进针对劳动力市场弱势体和边缘体的就业安全和社会保障。灵活安全性是一种带有“人性面”(a hum an face)的劳动力市场灵活化，即减少规制的同时要以一定的社会收益作为补偿，特别是对利益受损体的补偿(Tangian,2007)。可见，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安全性同无条件的“放松管制”(deregulation)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更强调在提高市场灵活性的同时，要相应提高安全性，也就是引入社会保障和促进就业等补偿措施。
事实上，前述针对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概念的探讨，大多都只是从宏观和抽象的角度去理解和描述一种“状态”或“方向”。若想对灵活安全性做出更为具体的界定，应进一步考察一国劳动力市场灵活化阶段、放松管制进程及社会补偿类型，并估计它们之间相互抵偿的“等效值”(com pensatory equiv a-lence)。那么，这其实已非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了。正如Tangian(2007)所言，各国政府、雇主和工会要想在灵活安全性上达成共识，就类似签订一份集体协议，是需要各方秉持合作理念来共同参与、积极协商和谈判的。
三、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的研究主题
文化强国(一)灵活安全性的国家模式lgkg70
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的多维结构和“灵活—
安全”组合的动态平衡，使得欧洲各国在实践灵活安全性政策战略时呈现出了各异的模式。从广义上划分，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模式可大致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静态的灵活安全性模式主要表现为，薄弱的劳动力市场规制、丰富的社会保障项目以及积极就业政策(这三个特征构成了一个“金三角”组合) (OECD,2004;M adsen,2006)，其代表国家是丹麦。动态的灵活安全性模式主要指在劳动力市场灵活化的过程中，以一定的社会收益和刺激计划作为补充，其代表国家是荷兰。总体上看，丹麦的灵活安全性程度要强于荷兰，但荷兰已经架构了一套相对严密的灵活安全性政策体系，从这一点看，该国的经验也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近年来，有关国家福利计划和就业政策的发展趋势问题，一直备受欧洲福利国家的普遍关注，特别是围绕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安全性的平衡、社会保护与社会凝聚力的提升等主题的讨论，已经成为了比较重要的、评估各国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模式特征的切入点。
(二)灵活安全性的政策战略
Wilthagen&Tro s(2004)认为，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的政策目标在于通过市场的自由化改革增强欧洲经济的竞争力。然而，这其实需要在追求劳动力市场减少规制的雇主与希望保护自身权益的雇员之间达成一种“妥协”。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安全性是一种在灵活性与安全性之间的“权衡”(trade-off)(Blanchard,
2006)，为使交易成功，一项灵活安全性战略下的政策组合往往要具备以下三个关键要素:
1.“同步性”(sy nchronizatio n)。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政策要与安全性政策同时实施。传统的政策组合在制定和实施上总会呈现一定的被动性和迟滞性，比如只有当灵活化的政策伤害到了某些特定体后，政府才会想到要以安全性政策加以补救。但“同步性”强调的是，可称为灵活安全性的政策一定是同步增强灵活与安全的政策。
2.“协调性”(coo rdination)。制定灵活安全性政策应是一种目的性强、目标明确的行为，在政策组合和机制配合上要有协调性。如果灵活化与安全性的政策安排只是偶然同步，并非是社会伙伴之间或雇主与雇员之间以协商方式刻意追求的结果，也不能称之为灵活安全的政策战略。
3.“弱势体性”(w eaker g roups)。劳动力市场的弱势体或边缘体是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政策的目标体。如果一项政策措施只是增进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并相应增加了强势体的(就业、收入或社会)安全性，那么也不能被称为灵活安全性政策。
(三)灵活安全性的市场绩效
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政策虽然以“双赢”为特征，但不能就此认定其出现就必然带有某种历史必然性(Wilthagen&Tros,2004)。因为“灵活安全性”不仅是劳动力市场政策战略的某种特定类型，实际还是劳
动力市场状态或环境的某种表达方式。比如，丹麦模式、荷兰模式等就是在尝试界定怎样的劳动力市场运行状态是灵活安全的，从而使其针对灵活性、安全性和灵活安全性的界定能更加具有典型性。此外，类似灵活安全性战略这样的劳动力市场及就业政策，究其本质，还是一个经验性问题，因而也需要通过经验研究，特别是多学科交叉的经验研究加以评价，这也使得针对劳动力市场绩效的评估能更具可操作性(Tangian,2007)。
(四)研究主题的选择与应用
从既有的文献来看，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研究的三个主题存在较为密切的内部逻辑联系，即国家模式的形成受到政策战略的影响，市场绩效的表现折射国家模式的特征，政策战略的调整依据市场绩效的结果。因此，有必要明确以下认识:
1.国家模式并非是单一的。丹麦模式被外界普遍视为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模式的典范，但其只是在制度磨合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相对成功的国家模式。若考虑欧洲各国在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地理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安全性模式应呈现更多样的表现形式。
2.政策战略要有预见性、全局观和权变性。避免当劳动力市场已经出现僵化时，才试图以改变劳动制度或调整社会保障计划等来放松管制；政策间的协调应更多元化地考虑市场力量、财政刺激计划、金融工具、公共组织或机构等其他因素；判断劳动力市场主体的“弱势”或“强势”地位，需要结合具体情况
做分析。
3.市场绩效的考察要与灵活安全性的概念维度相结合。从反映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安全性各维度情况的角度入手，参考经合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发布的相关评价指数，或进行有针对性的社会调查和访谈，实施对灵活安全性情况的衡量与模式描述，以便进行劳动力市场绩效的国别比较与评估。
《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11期
四、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的分析方法
(一)灵活安全性的交易矩阵
从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政策组合所体现出的对等交易特点看，矩阵式分析是一种比较有启发性的研究工具(Wilthag en&Tros,2004)。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的交易矩阵旨在揭示灵活性与安全性之间的交易关系(Tangian,2007)。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以比较普遍的四维度———外部数量灵活性、内部数量灵活性、功能灵活性和工资灵活性———来表达，而安全性也以四维度———工作安全性、就业安全性、收入灵活性(或社会安全性)和组合安全性———来表达。交易矩阵中的各个单元格分别对应不同类型的灵活性或安全性政策。比如,“工作调动协助”对应外部数量灵活性与就业安全性组合的单元格,“
教育和培训”对应功能灵活性与工作安全性组合的单元格等；而某些具备多重功能的政策可被列入多个单元格，比如“企业家式雇员的开发”既对应外部数量灵活性与就业安全性组合的单元格，也对应内部数量灵活性与工作安全性组合的单元格(Po ng ratz et al.,2003)。
交易矩阵的分析工具虽然能够比较清晰地描述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安全性之间复杂的多维逻辑结构，但缺乏针对单纯的灵活性或安全性措施的考虑和安排，导致大量政策或制度难以被归类(Wilthag en&Tros,2004)。此外，该方法还不能阐明两者之间“权衡关系”的存在和发生补偿的作用机理，从而导致灵活性与安全性平衡的假象(M uffels &Luijkx,2005)。与其说“企业间的`工作池'”这类方式是一种公平的带有社会/就业安全补偿的灵活安全性措施，还不如说是以人事轮换来“温和”解雇工人的策略(Tangian,2007)。
(二)灵活安全性的指标矩阵
参考国际劳工组织(Aue r,2006)和经合组织(2004)的指标体系,Sperbe r(2006)提出并使用了另一种区分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安全性组合的方法。依据就业保护立法的严格程度(strictness of em-ploy ment pro tection legisla tion,EPL)、社会保护水平(level of so cial pro tection)(选用“失业保险待遇”作为评价指标,unem ploy ment insurance benefits, UIB)以及失业率，分别确定了丹麦、法国、美国和日本作为其四种“灵活性-安全性”组合模式的国家代表。其中,EPL代表灵活性，指数越高(指数取值范围0～100)，
国企改革30年
灵活性越低;UIB代表社会安全性，指数取值范围0～100，指数越高，安全性越高；失业率为灵活安全性的另一项评价指标，分别以丹麦和日本为例。2004年，丹麦的就业和社会保护指数分别为8和27，其失业率为4.4%，代表了丹麦模式的“社会性评价”，对应低灵活性与高社会安全性组合的单元格；同年，日本的就业和社会保护指数分别为14和4，其失业率为4.7%，代表了日本模式的“社会性评价”，对应高灵活性和低社会安全性组合的单元格。对于国家模式的社会评价指标，除了失业率，还有学者使用过GDP增长率(Pissarides,2001; Blanchard,2006)等。
灵活安全性指标矩阵法的最大优点是，可对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安全性状况作综合评估。但不足之处在于，不能揭示灵活性和安全性有哪些类型，且容易让人们觉得“规制和安全性越少越好”，因为此时的失业率最低。
(三)灵活安全性的交易曲线
交易矩阵和指标矩阵都属于静态的分析工具，为使针对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的评价能更反映时间变量的影响,Tangian(2007)提出了交易曲线的办法。横坐标———就业保护立法(EPL)的严格程度———以百分数(变动范围是0～100)表示，由左至右代表严格程度增加、灵活性减少；纵坐标———安全性———是代表社会安全性的综合指标，也以百分数(变动范围是0～100)表示。
由于近年来欧洲各国针对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的争论焦点，大多集中在是否放松就业保护立法(EPL)
上，所以EPL的严格程度也被外界视为外部数量灵活性指标，并且时常与社会保障待遇的慷慨程度一并作为主要的劳动力市场监控指标(Blan-chard&Tirole,2004)。如此一来，一国的灵活安全性状况就可以通过其EPL的严格程度和社会保障待遇的慷慨程度两项指标来“描述”在坐标轴上。当给定某一个年份时，对应的点或区域就是该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安全性程度。此外，交易曲线(即无差异曲线)也是灵活性与安全性关系的效用函数。在同一曲线上的点表示在不同“灵活性-安全性”组合下，能够达到相等的效用。曲线越向远离原点的方向移动，效用就越大，也意味着实现了帕累托改进。
无差异曲线体现了灵活性与安全性的“补偿率”(即交易对等关系)。社会效用函数能够反映社会各方(如欧盟等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工会和雇主组织)对这一比率的不同观点，强调社会保护的各个方面，表明失业率、GDP增长率等宏观经济指标与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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