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
诗性正义与时代景观
任何⼈都不拥有这⽚风景。在地平线上有⼀种财产⽆⼈可以拥有，除⾮此⼈的眼睛可以使所有这些部分整合成⼀体，这个⼈就是诗⼈。
——爱默⽣
社会剧变提供了新的时代景观，新媒体和⾃媒体催⽣的诗歌现场正在诗歌⽣态、内部机制和动⼒体统上发⽣着震荡。与此相应，有⼀个疑问正在加深——物化主义、经济利益、消费阅读的⽀配法则下，诗⼈应该经由词语建构的世界对谁说话和发声？这与歌德的⾃传《诗与真》，以及西蒙娜·薇依在1941年夏天所吁求的作家要对时代的种种不幸负责发⽣了切实的呼应。
⽏庸置疑，诗⼈通过个⼈化的历史想象⼒、求真意志和精神词源在写作中重建“当代经验”和“真实感”，进⽽承担⽂字
的“诗性正义”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任何⼀个时代都有特殊的诗歌“发⽣学”机制。⽽时下在不断强化诗⼈“现实话
语”和“当代经验”的吁求中，在诗⼈与公共空间的互动上，如何把个⼈的现实经验转变为整体历史经验，如何通过赋形和变形把个体真实通过语⾔的途径转化为历史的真实，就成为诗学和社会学的双重命题。实际上，现实见证的急迫性和诗歌修辞的急迫性，⼏乎是同时到来⼜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
“诗与真”或“诗性正义”（poetic justice）在任何时代都在考验着写作者们，尤其是对于莫衷⼀是、歧见纷⽣的当代汉语诗歌⽽⾔，这个话题的讨论更有必要性和紧迫性。这也是进⼊繁乱的诗歌现场和诗⼈整体性精神情势的必经⼊⼝。
诗⼈有必要通过甄别、判断、调节、校正、指明和见证，来完成涵括了⽣命经验、时间经验以及社会经验的“诗性正义”。⽽具体到不同时期的诗歌写作，“诗性正义”因为“当代经验”的变动以及⾃我能动性，⽽在不断调整与更新，其话语要素和侧重点会有所不同，⽐如启蒙、⼈道主义、⼈性、社会批判、劝诫向善、精神净化、伦理修正、道德化以及反道德化、⾮道德化等等。当然就诗歌⾃⾝的特性⽽⾔，诗⼈也并⾮裁判、公诉⼈、审判员和调解员，“他不像法官那样裁判，⽽是像阳光倾注到⼀个⽆知者的周围”（惠特曼）。
“诗性正义”的理解与写作实践，不仅与当下具体的诗歌现象有关，也与诗歌⽂体认知的差异性有关。⽐如诗歌作为审美话语的⾃⾜性与作为历史话语的社会性，在很多诗⼈认知那⾥是⼆元对⽴的（体现为唯美遣兴的“隐逸派”与激烈尖锐
的“公知派”），⽽能够予以融合的则⾮常罕见。“刺⼊当代⽣存经验之圈的诗，是具有巨⼤综合能⼒的诗，他不仅可以是纯粹⾃⾜的、甚⾄可以把时代的核⼼命题最⼤限度地诗化。”（陈超）诗歌在分歧中仍能取得共识，尤其在社会转型的节点上，有效地介⼊公共空间和公共理性与维护诗的⾃⾜性、独⽴性并不是冲突的。诗歌能在“少数⼈的写作”与“多数⼈的阅读” 之间取得有效平衡，但是当下的写作事实却不容乐观。在⼀个纷纷“向前”的时代如何来⼀次驻⾜、凝视和“转⾝”的⾃省？在⼈⼈争先恐后赶往时代聚光灯的时候，如何在暗处感受幽微的⼼灵颤动？在⼈⼈争相抒写现实的时候，诗⼈如何能够在那些逸出现实的部分到暌违的隐秘之门？在⼈们⼒图给出社会答案的时候，那些不可解之物如何成为诗⼈的精神⽣活？
诗歌与现实是⼀种空前复杂的咬合式的互动结构（诗学语⾔和现实效忠之间的博弈），⽽⾮简单的平衡器。当然也存在着类似于卡夫卡所说的“少数⽂学”的极端的写作状况—所有私⼈的历史直接等同于政治的公众的历史，所有的⽂学都变成了“⼈民的事情”。诗⼈与现实话语、公共空间和当代经验并不是割裂的，优秀的诗⼈能够将个⼈视域和现实纹理以及历史褶皱彼此打开、相互激活—诗歌中的个⼈性与普世性、时效性与长久性、现实（本事）成分与修辞成分并不能断然分开。诗⼈沉浸于个⼈经验
和私⼈⽣活并不能作为回避现实问题和整体历史情势的借⼝，因此诗歌中的“公共空间”以及涉及的“现实⽣活”“当代经验”是需要重新厘清和认识的。具体到写作实践，⾯对公共空间和当代经验，诗歌既可以是“当下”的回⾳壁和拳击式的对冲，也可以是⾯向存在和未来之物的“遥指”。从诗歌的功能来说，诗⼈予以见证也具有必要性，⽐如⽶沃什所说的“ 诗歌是⼀份擦去原⽂后重写的⽺⽪纸⽂献，如果适当破译，将提供有关其时代的证词”，但是那些暂时逸出、疏离了“ 现实”的诗歌并⾮不具有重要性。最关键的是诗歌表达的有效性。诗⼈在现实⾯前的“转⾝”“沉默”也是⼀种“介⼊”的态度，“与其这样搁浅在这个国家的中⼼/我转⾝向东，顺流⽽下。/我的⼼，害羞的混⾎⼉，在漫游/⾛向裹着盐的沙⽯轮廓，/它们向前延伸，进⼊⿊暗”（丽塔·达夫《醒》）。
诗⼈丽塔·达夫
如果只是从诗⼈的社会责任、正义良知以及对公共空间、现实⽣活介⼊的⾓度理解“诗性正义”，我们都会把杜甫作为表率。与此同时，当下越来越多的诗⼈正试图重新回杜甫，把致敬的头颅从西⽅渐渐转回本⼟与传统—当然这并⾮意味着忽视西⽅诗学资源的重要性。
⽽当我们必须谈论诗⼈与现实的关系，我们同样应该注意到杜甫是怎样以诗歌话语的⽅式抒写了⼀个属于⾃⼰的时代。为什么偏偏是杜甫的作品⽽⾮他⼈的被认为是“诗史”，⽽他的诗歌也被视为是对⼀个历史阶段最具代表性的呈现？⽐如我们可以追问，同样是在唐朝⽣活的杜甫同时代的诗⼈，他们也
深处于动荡的社会现实之中，可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写出杜甫那样的诗歌？难道他们的诗歌与现实没有关系吗？尤其是在明代，杜甫有那么多的追随者、模仿者，但是那些与彼时现实相关的诗⽂偏偏被时间公正⽽⽆情地淘洗掉了。在不同年代，“向杜甫学习”“反映现实”的呼吁和提醒并不少见，然⽽却在伦理化的道德论调中简化了诗⼈与现实的关系，窄化了诗歌的多样化功能。由此，我们就会发现诗⼈与现实不是简单的对等关系和直线型呈现，⽽是要远为复杂、多样。⽽杜甫的诗歌之所以能够呈现出⼀个时代景观，关键在于他对社会和世界的认知⽅式始终是以创造性的诗歌美学（杜甫式的）为前提的。在“迩之事⽗远之事君”儒家⼊世思想以及匡时济世的集体⼼理作⽤之下，杜甫被认可和赞许的正是体现了⾃古以来津津乐道的“⾔志载道”的诗学传统。然⽽，杜甫的那些“缘情”的诗歌以及逸出了“现实”的诗歌，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被淡化和搁置。所以，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个儒家的杜甫、正统的杜甫、政治的杜甫、⼈民的杜甫、现实的杜甫和沉痛苦吟的杜甫。不可否认，这⼀“现实”框定下杜甫形象及其“家国情怀”“现实主义”的诗歌成就是卓然的，但是杜甫诗歌的传播史和“解诗学”传统也⼀定程度上忽视或遮蔽
了“另⼀个杜甫”以及远为复杂和深⼴的诗歌品质—— ⽐如杜甫在诗歌语⾔、体式、修辞上的巨⼤创造⼒，各种题材⼊诗的融合能⼒，来⾃于时代⼜超越了时代的普世性。“穷困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国破⼭河在，城春草⽊深”“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裳”的杜甫与“好⾬知时节，当春乃发⽣”“两个黄鹂鸣翠柳，⼀⾏⽩鹭上青天”“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的杜甫是同⼀个。
⼆
当我们⼀再热议诗歌的社会性、及物性、诗⼈的责任和现实功能时，⼀定程度上却忽略了诗歌⾃⾝隐秘的构造和⾃然万有以及精神主体的持续⽽幽微的震动。更多是习惯了围绕着诗歌的社会功能、政治功效和时代伦理将诗⼈写作现实作为规定性动作，⽽故意或不经意地远离了诗歌的核⼼和诗⼈的“语⾔”要义——诗⼈和作家在语⾔中创造了⼀种新的类似
于“外语”的语⾔。只有深⼊到诗歌或安静或紧张的核⼼，你才能发现诗⼈在那些可感的事物表象和⽇常经验背后的深层机制。
⽆论是“诗性正义”“诗性的正义”或者“诗性与正义”，其前提都是“诗性”。由此在略显狭隘的层⾯把“正义”理解为诗⼈的社会良知以及责任感的话，那么可靠的途径也只有通过词语、修辞、经验和想象所构成的“诗性”以及诗歌的品质和成⾊，⽽⾮单纯凭借伦理道德以及公共现实预先具有的优先权⽽僭越了本体意义上的“诗”。⽽就“诗性”与“正义”平⾏关系⽽⾔，“诗性”也并⾮就被偷换概念成了“纯诗”“不介⼊的诗”的说辞。⽆论是从“诗⾔志”与“诗缘情”并⾏发展的诗歌传统⽽⾔，还是从诗⼈很长时期内作为启蒙者、⽂化英雄、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尤其是“有机知识分⼦”）的⾝份⽽⾔，尤其是在社会的转折点和巨变期，诗歌都有责任通过美善、道义、法度和良知，对公众、现实和时代发声或表态—当然前提仍然是“诗性”。诗歌起码不是（不全是）道德栅栏的产物。⽶沃什在谈论波兰诗歌的现实题材时强
调“它是个⼈和历史的独特融合发⽣的地⽅，这意味着使整个社不胜负荷的众多事件，被⼀位诗⼈感知到，并使他以最个⼈的⽅式受触动。如此⼀来诗歌便不再是疏离的。”（《废墟与诗歌》）现实必须内化于语⾔和诗性。⽆论是从个⼈⽣活还是从时代整体性的公共现实⽽⾔，⼀个诗⼈都不可能做⼀个完全的旁观者和⾃⾔⾃语者。尽管“⽬击道存”⾮常适合评价当下诗⼈的写作姿态，唯现实马⾸是瞻的写作者更不在少数，但是真正将⽬击现场和时代景观内化于写作的诗⼈有多少呢？⽽如何将⽇常⽣活中的偶然性现场上升为精神事件，则是作家的道义。萧开愚的长诗《内地研究》尽管精神姿态和对社会主题的判断是明确的，⽐如涉及到时代病灶、民⽣和⽣态问题，但这⼏乎是⼀⾸拒绝阅读（包括专业读者）的诗—语⾔⽂⽩驳杂⼜极其晦涩，包括各种领域的陌⽣词语的组装与焊接。空说⽆凭，有诗为证，可以读读这⾸诗的开篇部分—
在河南的地壤中埋伏着⼀台吸尘器。
偏南朝代的屈尊台阁和含悲出没，概被吸收。
疑点尤是漏洞，将阿谀⾃觉的幽空探测，漩涡到折光不到的蛇管尽头的纸袋。
⾃从粉红的花⽣内含平流的黄河，我排遣记性，到的病毒的渊薮，通过交叉感染，调查所谓开始。
兽性流动和⾃毁豹变因缘超觉接触，不为未知⽽发动，为对已知实⾏清扫。
显然从“诗性正义”的⾓度考量，《内地研究》是⼀个失败的⽂本。诗⼈不能⽣活在真空⾥，处理“当代经验”是必然的，
生殖器官
显然从“诗性正义”的⾓度考量，《内地研究》是⼀个失败的⽂本。诗⼈不能⽣活在真空⾥，处理“当代经验”是必然的，但是现实、空间以及当代经验进⼊诗歌⽂本的时候，最终呈现出来的是容留性的、复合的经验结构——个⼈经验、现实经验、当代经验以及诗歌经验的融合互见。诗⼈应该给我们提供洞悉现实的崭新途径，这是“诗性正义”的题中之义。复杂的当代现实乃⾄整个时代景观需要的并不是单纯的赞美或简单的批判，⽽是需要诗⼈“真实”的声⾳。
考德威尔忧虑于完全脱离了社会的为个⼈经验所迫的诗⼈窘境，“直⾄最后，诗从当初作为整体社会（如在⼀个原始部落）中的⼀种必要职能，变成了现今的少数特选⼈物的奢侈品。”（《幻象与现实》）⽽近些年来最重要的诗歌关键词就是社会学批评层⾯的“介⼊”，甚⾄倡导介⼊和及物已经成为可供操作的⽅向性。上世纪六⼗年代萨特所强调的“现在⽐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介⼊”在当下时代⼜有了强⼒回响—尽管萨特从语⾔的特性认为诗歌不适合介⼊。⽆论是写作还是阅读以及评价都不能完全避免社会学和伦理化倾向—对诗⼈在场和社会责任的要求，对诗歌素材、主题的意识形态化的框定，以及对诗歌为更多⼈读懂为要义。以上要求有其适⽤范围和必要性，但是在诗学与社会学的波动和摇摆中，往往是强化了后者⽽忽视贬抑了前者。由此需要强调诗⼈处理的公共⽣活和焦点化现实的前提只能是语⾔、修辞、技艺和想象⼒。语⾔需要刷新，诗歌中的现实也需要刷新。介⼊、反映或者呈现、
表现，都必然涉及主体和相关事物的关系。⽆论诗⼈是从阅读、经验和现实出发，还是从冥想、超验和⽞学的神秘叩问出发，建⽴于语⾔和修辞基础上的精神⽣活的真实性以及层次性才是可供信赖的。当下的很多诗⼈在涉及到现实和当代经验时⽴刻变得兴奋莫名，但⼤体忽略了其潜在的危险。
艾略特曾经将诗歌的声⾳归为三类：诗⼈对⾃⼰说话或者不针对于其他⼈的说话，诗⼈对听众说话，⽤假托的声⾳或借助戏剧性⼈物说话。这些声⾳在任何⼀个时代都会同时出现，只不过是其中的⼀种声⾳会压过其他声⾳⽽成为主导性的声源。具体到近年来的诗歌写作，⾃我⾔说和对公众说话⼏乎是等量齐观的。但是当新闻媒体和⾃媒体以及相应的纸媒报刊参与其中的时候，最终被聚焦和放⼤并引起⼴泛注意的并不是那些“个⼈的声⾳”，⽽恰恰是对公众说话的声⾳。也就是当诗歌离开了本体内部⾯向更⼴⼤的读者和阅读空间的时候，⼈们对诗歌的疑问也从未削弱过。与时代景观和诗歌的声⾳相应，当下数量最⼤、影响最⼤⽽争议也最⼤的正是“现实之诗”和“公共之诗”。⽽⽆论是个⼈现实还是公共⽣活，都⼤抵是在⼀个个空间、地⽅和区域之间展开。⾃然风景和时代景观如何与诗⼈的眼睛和词语发⽣关联呢？时代景观最终具体落实到城市、乡村、郊区、城乡接合部、⼯⼚、建筑等公共空间和私⼈空间。建筑和公共空间尤其能够体现时代的伦理和社会实践，即使是那些⾃然景物“⽐如树⽊、⽯头、⽔、动物，以及栖居地，都可以被看成是宗教、⼼理，或者政治⽐喻中的符号”（W.J.T.⽶切尔）。“地⽅”“空间”都是存在性体验的结果，“空间”“地⽅”以及附着其上的传统、伦理、秩序都必然对写作发⽣影响。这形成了⼀个时代特有的景观和“当代经验”风景学。甚⾄在特殊的年代公共空间会成
为社会与政治的见证，时代通过特殊的空间构成动态或稳定的“景观”。⽽时代景观以及牵动⼈们视线和取景⾓度的动因、机制甚⾄权⼒正是需要诗⼈来发现—当然也包括摄影家、建筑师以及⽥野考察者和地理勘测者。时代景观（⽆论是⼈为景观还是⾃然风景）显然已经成为⼀个时代诗⼈们想象的共同体，尽管个体性格和诗歌风格的差异是明显的。
艺术理论家W. J. T.⽶切尔
三
这个时代的诗歌能够提供进⼀步观照⾃我精神和社会景观的能⼒吗？这个时代的诗⼈具有不同以往的精神⽣活吗？
当下诗⼈的精神能⼒⼀定程度上需要进⾏反思，“现在的诗⼈在精神⽣活上极不严肃，有如⼀些风云⼈物，花花绿绿的猴⼦，拼命地发诗，争取参加这个那个协会，及早地盼望豢养起声名，邀呼嬉戏，出卖风度，听说译诗就两眼放光，完全倾覆于⼀个物质与作伪并存的⽂⼈世界”（骆⼀⽲）。有那么多疲竭或愤怒的⾯孔，在他们的诗歌中却没有多少精神深度和思想⼒量可⾔。有多少诗⼈还记得莎⼠⽐亚的警告—“没有思想的⽂字进⼊不了天堂”。
⼀定程度上，传统意义上的“抒情诗” 在处理极其复杂的当代经验时确实会显得⼼有余⽽⼒不⾜，“单⼀
的抒情根植于个别的⽚段，⽆法表达出时间的伸展”（丽塔·达夫）。但是，⼀味“反抒情”“反意象”的结果是诗歌的⼝语化（还出现了所谓
的“后⼝语”）、叙事性和戏剧化，正在成为段⼦化的市侩⽓、脑筋急转弯式的媚俗以及道德感的时代叙事。与此同时，诗⼈的“公共化声⾳”⼜⼀再借助了“底层”“众”“⼈民”“草根”“打⼯”“贱民”“游民”“民⽣”“⽣态”“时代”等“⼤词”，强化了写作者的社会⾝份、责任感以及诗歌的社会功能，⽽⼀定程度上忽视了现实和经验的具体性与差异性。“你知道你现在看见了所有的房屋，即使在⼗九世纪末，它们看上去也都完全⼀样。然后你认为所有的那些⼈都出去⼯作，⽽他们也都⼀样。但是，勃朗特告诉你的是，还有那些家庭中的每⼀个⼈，都是不同的，他们每⼀个⼈都有⼀个可以讲述的故事。”（斯蒂芬·布雷耶）⽆论这个时代的诗⼈在⾯对整体的时代景观的时候是专注于特写还是更倾⼼于近景、中景或远景，⽆论是写作者们虚构、幻想、记忆还是体验、再现、描述、象征或者阐释，⽆论是持有⾃然主义、理想主义、⽂化保守主义还是怀有现实主义、怀疑主义和激进主义，最终都会在修辞学和主题学上编制成⼀个时代特有的⽂学语⾔符号系统。当然并不是说⼀个时代的诗歌是整齐划⼀的，⽽是从现象学的⾓度⽽⾔，写作者的精神视域和⽂本征候往往带有时代的特性。
社会景观在当下“制度性素材”堆砌式的“浅层”写作中多少被庸俗化、世俗化和窄化了，词与物的关系缺少发现性，缺失应有的张⼒与紧张关系— 缺乏反视、内视、互看。陌⽣之物、熟悉之物、发现之物、神秘之物的“内在性”被晦暗、变动和有限所遮蔽，这需要诗⼈进⼀步去蔽。在⼀个媒介如此开放，每
个⼈都争先恐后表达的时候，差异性的诗歌却越来越少——这既关乎修辞，也与整体性的诗⼈经验、精神⽣活和想象能⼒有关。值得肯定的是诗⼈与⽇常⽣活和社会现实之
少——这既关乎修辞，也与整体性的诗⼈经验、精神⽣活和想象能⼒有关。值得肯定的是诗⼈与⽇常⽣活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诗歌的现场感、及物性得到提升，但与此同时诗歌过于明显的题材化、伦理化、道德化和新闻化，也使得诗歌的象征和隐喻系统以及相应的思想深度、想象⼒和诗意提升能⼒受到挑战。越来越流⾏的是⽇常之诗、新闻之诗、时感之诗、物化之诗，⽽忽视了诗歌的见证要⽐新闻更可靠。孙⽂波在上世纪90年代认为诗⼈应该能够从⽇常事物中发现诗歌，但是当下的写作者更多是局限于物化时代个⼈⼀时⼀地的所见所感，热衷的是“此刻”“及时”“当下”“感
官”和“欣快症”，普遍缺乏来⾃个⼈⼜超越个⼈的超拔能⼒与普世精神。诗歌正在成为⼀个个新鲜的碎⽚，开放时代的局促性写作格局正在形成。
时代景观往往是光明与阴影交叠、圣洁与龃龉的复杂球体，即使是在很多圣地、圣城也并⾮存在着完备意义上的“神圣风景”。当时代景观和当代经验被写进诗歌中的时候，本应该也是多层次和多向度的，⽐如中⼼空间、内空间、外空间、空间的排列、次序等等。⽽在同⼀个空间，不同物体和事物的关系更为复杂，即使是⼀个物体也同时具有了亮⾯、阴影和过渡带，同时具备了冷暖⾊调。⽽多层次和差异性的空间正对应于同样具有差异性的观察者、描绘者以及相应的抒写类型。我想到⾬果的诗句：
末路狂花影评“我们从来只见事物的⼀⾯，/另⼀⾯是沉浸在可怕的神秘的⿊夜⾥。/⼈类受到的是果⽽不知道什么是因，/ 所见的⼀切是短促、徒劳与疾逝”。正是从这种直指“地⽅”“空间”“景观”的视域出发，⼀些诗⼈某种程度上打开了“现实”的多层空间，⽽⼀种话语的有效性显然关涉“说什么”和“怎么说”。诗⼈与现实乃⾄时代的关系最终只能落实为语⾔，因为合法性是诗学意义上的，“现实”需要在诗歌⽂本中第⼆次降临。这是外在现实内化为“现实感”的过程，⽽⾮惯性的社会学伦理学的阅读和指认。即使是同⼀个⽣存空间，不同经历的⼈呈现出来的感受甚⾄所看见的事物也是不同的。这是诗⼈的“现实”，⼀种语⾔化的、精神化的、想象性的“真实空间”。同样是⾯对城市化时代的乡村空间，就出现了差异巨⼤的赞歌、牧歌、挽歌、悲歌。由农耕⽂化和⽥园⽂化的巨变，我想到的是当年⽼杜甫晚年在《秋兴⼋⾸》中的动情⽽痛彻的诗句——“丛菊两开他⽇泪，孤⾈⼀系故园⼼。”在现代性的城市化的去除地⽅性知识的时代，马尔克斯曾警醒地说出“怀旧总会⽆视苦难，放⼤幸福”。⽽当下的与乡⼟、乡愁和批判现代性、城市化相关的写作，⼀⽅⾯是赞美的怀旧，另⼀⽅⾯也出现了完全批判化的写作。现实⽣活中的挫败与语⾔的胜利并不是对等的。⽽⽆论是赞美还是批判，你都有权利进⾏完全⼀意孤⾏的表达和讲述，但是真正的⽂学显然⽐这要求更⾼。与此相应，不容忽视的⼀个写作事实是当下有很多诗⼈所处理和呈现的时代景观却过于表层化、现实化和趋同化了。由此，想提请注意的是，诗⼈的责任不仅在于抒写当下时代之物和⽇常可见之物，更重要的也是更难做到的，是把已经消逝的和有限易逝性转换成历史性和永恒性。也就是说，诗⼈更应该具有把可见领域转⼊不可见领域，在不可见领域中去认识现实的最⾼秩序的能⼒。
四
诗⼈持有⼀个特殊的取景框，时代景观经由它被放⼤和聚焦。尤其是新旧时代的转捩点上，在⼈们纷纷向前的时候，还必须有⼈通过快速车厢的后视镜看看前⼀个时代的历史遗留—尽管留下的只是碎⽚、废墟。新旧现实与相应的体验⽅式形成的拼贴、错位、共置、混搭必然体现在⽂本中—混合的、杂交的。这也是写作并不能完全⽤流⾏的社会学关键词来涵括的原因。
写作是完成⼀场场的“精神事件”。由此，写作就是对⾃我和对旁⼈的“唤醒”，能够唤醒个体之间各不相同的经验。然⽽，⼀个新时代的景观很容易快速掠过旧时代的遗迹。由是，诗⼈除了要具备观察能⼒、造型能⼒和赋形能⼒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变形能⼒—加深和抵达语⾔的真实。“变形”所最终形成的是寓⾔之诗，在现实的和精神性的两个⽂本的“夹缝”中，更⾼层级的真实以及启⽰由此⽣发。
诗⼈娜夜安顺学院图书馆
寓⾔之诗，是变形的甚⾄荒诞的镜像折光，⽽这抵达的正是语⾔和情感甚⾄智性的深层真实。正是得⼒于这种“变形”能⼒和“寓⾔”效果，诗⼈才能够重新让那些不可见之物得以在词语中现⾝。近期，这⽅⾯的代表作是娜夜的《望天》—“望天/突然感到仰望点什么的美好//仰望⼀朵云也是好的在古代/云是农业的⼤事/在今天的⽢肃省定西县以北/仍然是⽆数个村庄/吃饭的事//⽽⼀道闪电/ ⼀条彩虹/我在乎它们政治之外的本义//看啊那只鸟/多么快/它摆脱悲伤的时间也⼀定不像⼈那么长/也不像某段历史那么长//
它侧过了风⾬/在辽阔的⼣光⾥//⽽那复杂的风云天象/让我在仰望时祈祷：/ ⼀个时代的到来会纠正上⼀个时代的错误”。在⾃然风景和时代景观⾯前，诗⼈⾸先是⼀个凝视者。⽽凝视状态在⼀个加速度的交通⽹和城市化时代⾯前变得愈益艰难—茫然、错乱和倏忽的眼神正在取代以往作家们凝视的眼睛。在娜夜的这⾸诗中，同时出现了农业景观、⾃然景观、现实景观和历史景观，是诗⼈的眼睛把这些单独的不连贯的部分整合为⼀个整体— 它们互现并彼此激活。这些空间景观的并置、交错最终呈现的是经由诗⼈个体主体性和现实感以及个⼈化的历史想象⼒所凝聚成的精神风景。客观、中性意义上的时代景观，经过诗⼈的重组、过滤、变形⽽具有了提升能⼒和综合性品质。显然，娜夜的《望天》是⼀⾸具有明显的当代经验和介⼊性的诗，但⼜是完备意义上的个⼈的发现和语⾔再造。这提醒同时代的写作者们，时代景观以及具体的空间、物象都只是诗歌表达的⼀个媒介，最重要的在于选取的⾓度和选定的事物是否能成为时代和个⼈的“深度意象”，从⽽投射出整个时代的神经和⼈们的精神⾯影。
由对时代景观的处理和呈现⽅式的有效性，还必然注意到另⼀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即写作者对景观和空间的态度—⽐如认同、赞颂、否定、批判、沉默、不偏不倚。诗⼈通过时代景观中的“视觉引导物”，投射出内⼼情感的潮汐、时代的晴⾬表以及⾝份认同或者⾝份焦虑。这让⼈们思考的是现实中的焦虑、分裂、挫败感、道德丧乱、精神离乱和丰富的痛苦与写作之间的内在性关系，以及这些精神性的体验是否在⽂本世界中得以最为充分和完备的体现。社会转捩以及写作语
与写作之间的内在性关系，以及这些精神性的体验是否在⽂本世界中得以最为充分和完备的体现。社
会转捩以及写作语境的变动，改变了语⾔与世界、诗⼈与社会的关系。从写作者来说，词与物的关联发⽣了倒置，这甚⾄是前所未有的—词曾⾼于物，如今是物取代了词，所以写作的⽆⼒感、虚弱、尴尬和分裂成为普遍现象。这种词语⽆⼒感或语⾔的危机如何能够被拯救，就成了显豁的写作难题。
塔楼，树，弱⾳的太阳
构成⼀⽚霾中风景
鸟还在奋⼒飞着
亲⼈们翻检旧时物件
农业部副部长李家洋
记忆弯曲，长长的隧道后
故国有另⼀个早晨
如果⼀切未⾛向毁灭，我想
我就要重塑传统和⼭河
这些诗句出⾃赵野近期的《霾中风景》。诗歌既是幽微的⼼灵世界的复杂呈现，也是时代和社会主潮
的揭⽰。诗⼈对现实尤其是社会焦点问题和公共事件的关注，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直接。这⼀定程度上与媒体开放度有关，每天揭开的是新奇性和不可思议的⽣活现场。⽽对⽣存问题的揭⽰，对⽣态环境的忧虑，对民⽣问题的反思，正印证了当下最为流⾏的话—“雾霾时代诗⼈何为”。诗歌中的“⽣态写作”正在深化，尤其是涌现的⼤量“雾霾诗”都体现了诗⼈“介⼊现实”的努⼒。实际上这是“⽣活”“现实”必然在诗中的显影和折射—“健⾝器材的⽊椅上/坐着两个⽼⼈/⽼到没了性别/眯细着眼睛/暖洋洋/晒着霾中的太阳/霾还很年轻/⽼⼈已⽼了很久/不认识霾/向来，他们听凭太阳/不能直视的太阳和斜太阳/⿊太阳/橘⼦太阳和典狱长太阳/向来/他们眯着眼睛/他们⼼系太阳/似乎，唯如此/才拥有最后的/⼀丝光线的尊严”（宇向《⽼且霾》）。
三星i339时代景观如此复杂，⽽诗⼈如何延展、拓宽甚或再造⼀个语⾔化的现实，是⼀个重要⼯程。尤其是在当下“⽇常之诗”泛滥的情势下，⼀个诗⼈如何在⽇常的⾯前转到背后去看另⼀个迥异的空间，才显得如此重要。作为诗⼈，必须正视⾃我认识和体验的有限性和局限性。所以，写作中所处理的事物和现实并不是外加的，⽽是作为⽣活⽅式和精神⽅式的多种⽅式的对应，尤其是从空间伦理和社会景观来考察⼀个诗⼈的时候更是如此。在分层和多样化的时代景观⾯前，诗⼈应该具有“刚刚⽣长出来的⽿朵”的能⼒。即使是在⿊夜⾥，对于那些⼀闪⽽过事物的轻微声响，他也能及时监测。在细节甚⾄更为宏阔的现实⾯前，诗歌同样应该拓展诗的表现范围，⽽不是受到现实题材和社会主题的限囿。刚刚去世的杰出诗⼈沃尔科特在《⽩鹭》⼀诗中做出了最好的表率。即使看起来是“物象诗”，但实际上却具
清债
有更为宽阔的指涉空间和多层次的“诗性正义”。由此，我想到了王家新⼀⾸诗中迅速跳跃不见的“兔⼦”—“黎明/⼀只在海滩上静静伫⽴的⼩野兔/像是在沉思/听见有⼈来，/还侧⾝向我打量了⼀下/然后⼀纵⾝/消失在⾝后的草甸中//那两只机敏的⼤⽿朵/那⿊眼睛/那灰褐⾊的⼀跃//真对不起/看来它的⼀⽣/不只是忙于搬运⾷粮/它也有从⿊暗的庄稼地⾥出来/眺望黎明的第⼀道光线的时候”（《黎明时分的诗》）。⼀个时代、⼀个空间的观察者必须有⾜够的耐⼼和⾜够优异的视⼒，以凝视的状态“保存细节”。这⼀细节和个⼈⾏动能够在瞬间打通整体性的时代景观以及精神⼤势。尤其要格外留意那些⼀闪⽽逝再也不出现的事物，以便维持细节与个⼈的及物性关联。这样的话，⼈和⼀棵植物的命运在诗歌那⾥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是具有同样的“诗性”，⽽这回复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诗性正义”，“⼈和树⾯对⾯站着，各⾃都带有始初的⼒量，没有任何关联：两者都没有过去，⽽谁的未来会更好，则胜负难料，两者机会均等。”（布罗茨基《⽂明的孩⼦》）
诗⼈拓展现实和时代景观的具体⽅式，就是历史的个⼈化、空间的景观化、现实的寓⾔化和主题的细节化。写作者不能再单纯依赖现实经验，因为不仅现实经验有⼀天会枯竭，⽽且现实经验⾃⾝已经变得不可靠。尤其是新媒体和⾃媒体的交互性使得当前诗⼈的感受⽅式趋同、感受能⼒降低。⽽当下对“诗⼈与现实”“诗歌与⽣活”问题的热度不减的争议，使得写作者对“现实”“现实感”的理解发⽣分歧。⽇常现实和诗歌中的现实是两回事，诗⼈所理解的现实也是多层⾯的，任何执于⼀端的“现实”都会导致偏狭或道德化的可能。当我们不断谈论与社会景观、现实空间、当代经验相应的诗性正义的时候，
我们还要清醒地意识到汉语诗歌的问题并⾮个案，⽽是带有世界性和普遍性。从时代景观和本⼟空间出发，我们会发现还有⼀个更为⼴阔更为复杂的全球性的空间结构和时代景观。这都需要诗⼈以诗歌特有的⽅式，去完成或进⼀步拓展“诗性正义”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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